(附：沈仲章留船三类行李）
谢荣滚 沈亚明
【图5：2025年12月14日,《文汇报》第7版“文汇理论/学人”（标题为该报责任编辑所拟）】
【编者按】本文缩减版以《居延汉简如何历经波折送抵港大》为题，2025年11月11日发表于“上观新闻·文汇学人”（链接：居延汉简是如何历经波折送抵香港大学的？_上观新闻）。2025年12月14日,《文汇报》第7版“文汇理论/学人”，刊登了同标题但进一步浓缩的版本（见篇首图）。作者原稿标题为《沈仲章将居延汉简转移至港大——从靠岸到入存日期考》，共四大节。上篇第一节，中篇第二节，下篇（本篇）含第三节与第四节。
三、居延汉简入存港大的日期
应在1938年2月4日，两个“方舟”运进香港大学。几方在场，开箱验明确是居延汉简。装箱人沈仲章仔细查看，箱内一切原样。然后，正式入存。
“一月五日”是公历还是农历？
推算入存日期的依据，是一通1938年邓衍林致袁同礼函。邓函报告北平图书馆香港办事处的工作情况，夹有：“蒋校长已于日前飞港。木简已安全运到，现储中文学院”——顺字面解读：“木简”在邓衍林写信的“现”在，“已……储”港大“中文学院”。
可是，因该函落款“一月五日”，一直被误以为写于1938年1月5日。其实，“一月五日”不是公历而是农历。
首先讨论，为何公历“一月五日”不合理：
第一，读这通“一月五日”邓函，从字面到行间，处处显示邓衍林人在香港。举一例，邓函言：“此间商借香港大学图书馆书报事，曾数度由孙君会同陈主任（冯平山主任）请谒该校副校长、教务长并图书馆主任，几经接洽，幸结果圆满。”实际上，1938年1月5日邓衍林不在香港。
1938年1月11日，徐森玉致函袁同礼：“孙、徐、邓、颜四君昨日来此此竟无地可容。幸前日宝托许地山夫人在坚尼地城租房一大间，月港币廿一元，已请四君移居于此”。《袁同礼年谱长编》收录此函，注曰：“‘孙、徐、邓、颜四君’即孙述万、邓衍林、徐家璧、颜泽霮，均为平馆馆员”。不难计算，徐言“昨日”是公历1938年1月10日，即邓衍林抵港之日。
第二，回看前摘邓函，“蒋校长已于日前”（即写函前不久）“飞港”。而据郑天挺日记，1938年2月2日蒋梦麟飞港——由此可知，这通“一月五日”邓函当写于公历2月2日之后。
综以上述，如果“一月五日”是公历，事序矛盾。
接着试试，换作农历“一月初五”会否合理：1938年的春节是公历1月31日，对应农历“一月初五”的公历是2月4日——按这个日期排算上列事序，不复矛盾。
上世纪上半叶，中国采用公历为时不长，人们只用公历、仍用农历或公历农历兼用，均为常例——随着文化环境的更新，解读历史文献遇到历法之惑，亦非偶例。
为何不是拿到托运单的当天？
据沈仲章口述笔录：“我去找蒋，他把箱子慎重地交给我。打开一看，原封未动。北大的东西交给他。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东西和木简收条都在里头”——上节估测，沈仲章在1938年2月2日拿到托运单。有无可能，他当天就去码头领取托运行李，运进香港大学？
不可能！因为，两个“方舟”躲迷藏，沈仲章连着两天去码头，好不容易才找到。虽然，不排除那两天是2月2日与3日，但回溯事序，下列日程较为合理。
1938年2月2日
上午，蒋梦麟离开长沙。下午甚至更晚，他与沈仲章在香港会面。交接皮箱、当场开箱、分清属于科考团还是属于北大的物品、找托运单……还要谈西南联大诸多事宜。其后，沈仲章再去码头的话，恐怕已过了办公时间。
而沈仲章在与蒋梦麟会面后，估计当天还要做两件事：
事一，沈仲章拿到了托运单，应会去找许地山安排车辆，并请他陪自己去码头领取托运行李。考虑“方舟”体积与许地山的年龄，最好带上帮手。
事二，沈仲章拿到了皮箱，应会去找陈君葆陪见证，把“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东西”，存入一个保险柜。他借此机会，也可熟悉简牍进港大后的安置环境。护简全程中，沈仲章总是步步调查，环环落实。
而尽管沈仲章力求万无一失，但护简途中一再遭遇难测状况。所以，他在拿到皮箱（并确证他期盼的物品安在）之前，大概不忍惊扰他人。不过，很可能会先打招呼。否则，当天还不一定能办成所有事。
1938年2月3日
沈仲章与许地山按约定时间，一起去码头。
逾期未领的托运行李早已进了仓库，按公司、船名、航班等分块堆放。仓库保管员按托运单查找箱子，找了很久找不到。出来问，你们认识箱子吗？沈仲章答，认识啊。于是，保管员让他自己去找。可是，沈仲章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
天色暗下来了，办公时间快过了。保管员说，明天再来吧。
当晚，沈仲章担心极了，会不会港地内地通讯走漏风声，被敌方抢先一步冒领了？……？辗转反侧，夜不成寐。
1938年2月4日
一早，沈仲章与许地山再次去码头。
沈仲章把相关轮船公司的所有堆积托运行李，一件一件全部重新搬开，仔细查看，就是没有那两个“方舟”。保管员说，找不到就照章赔偿二十元。
因为，沈仲章填托运单时所报，都是写不值钱的物项，照章赔偿只有这么点钱——也就是说，万余件珍贵文物平均每件不到0.2分钱！
沈仲章岂肯罢休，他在仓库里东转西转，越走越远，走向另一头。保管员叫道：卸货入库都有规律，那边肯定不会有。沈仲章还是去了，但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失望之余，瞥见一个角落有块大油布。走过去掀开，两个“方舟”就在下面，彷佛故意“躲迷藏”！
随后，许地山与沈仲章把两个“方舟”，从码头运进香港大学。
接着，由沈仲章亲手启封，在许地山与陈君葆等人见证下，“验明”居延汉简“正身”。然后，放进铁制的保险柜中，关上柜门——门是铁的，有几道锁，一道一道锁上。至此，才算正式入存。合同上写明，沈仲章持一套钥匙，港大持另一套钥匙，双方在场才可开启保险柜。
四、沈仲章留在船上的行李
1938年1月12日陈君葆日记很长，再摘一段：
……到太古洋行，莫恩如告诉我们说东西要到三点半才能搬到岸上来，并且船上的买办有一个条子给他说沈仲章们还欠下伙食四十五元未交，提行李时须先缴清此数云。于是我对徐讲事情如此也只好等了，他不妨放心，其余的事，可由我们关照。他下午趁三点半的芝沙家喇荷兰船到上海去，船票已打好了，因此我就在电报局门口和他作别。
至今仍有人如此解读：买办要求“缴清”伙食欠款才可“提”的“行李”就是居延汉简。
那是误解！
沈仲章在青岛上岸后，留在船上有三类行李。
第一类托运行李：两个外木内铁的 “方舟”，内藏万余枚居延汉简，沈仲章亲眼看着搬上船。脱船时，“方舟”在行李舱——买办不知道。
第二类随身行李：那个“海陆空万里周游”的皮箱，内藏托运单等重要物件，沈仲章亲手提着带上船。脱船时，皮箱在船长室——买办拿不到。
第三类个人杂物：旅途所需替换衣服、漱洗用具及书籍读物等，沈仲章上船时在皮箱里。在皮箱交给船长前，他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脱船时，杂物在买办舱——买办能扣押。
另有两个至今流传的误解，借此机会澄清。
一个是陈君葆日记1938年1月15日所言“木简的其余一部分”：较易被理解为，一部分简牍去了长沙。前些年已有文纠正这种解读，但仍在误传。
另一个是陈君葆日记1938年1月6日所言“漢代木簡共五箱”：陈君葆送进银行“五箱”无疑，但箱内何物存疑。箱有大小，箱数不说明问题，必须验证简牍清点简数。原存北大的万余枚居延汉简，全部由沈仲章救出，点数装箱，运入港大再启箱核查，两头的见证人名实可考。
经与周苓仲、徐文堪等知情二代拼合信息，并从历史文献中觅痕，当事人后代已达共识：既然徐森玉在津亲口与沈仲章约定，除了你自己，不让任何人知道真情。而他在居延汉简尚未出险时，却对多人称“漢代木簡”已到港，像是用来迷惑敌方（及友方与我方非最内圈者）的“烟幕”。先辈们早已明白，恳切希望大家莫把“烟幕”当史实。
行文近尾，我们想为续篇张本：陈君葆自从与沈仲章相见之日起，便成为核心圈中坚。他视护简为“份内事”，不再写进日记（1938年初日记几乎未见他主管的图书馆事）。随后近四年，沈仲章在港大图书馆整理简牍，编制图册，都有赖陈君葆提供各种协助。吴景祯所言“宝贵的历史文物成果”，离不开陈君葆的大力支持。如今，在居延及多地出土了更多简牍，研究成绩斐然，成果延续不断。
最后，呼应小引，再说中国文化史二十世纪四大发现之一，再看北大“大事记”。
原藏北大的那批万余枚简牍，虽在烽火中几经周折，因有“方舟”保护，到港大一切无恙，直到如今依然安好。可在当时，假如沈仲章不能亲去香港，后果极可能像劳榦说的，“如其不然，汉简也会像北京人的遗骨一样，不知道遗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幸的是，沈父沈慰慈却因之而未能及时得救，连尸骨都不知所终——令沈仲章伤痛难言。
居延汉简的命运与中国平民的生命交织，中华文脉与骨肉血脉交织。值此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谨呈本篇，以缅怀所有在烽火中保护中华文脉的贡献者与丧生者。
预览者感慨，多有题赠，选录其一为结：五箱存谜，日记尘封；万简无恙，交织死生。烽火守护，默默献奉；中华文脉，代代传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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