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第303期
我和未婚妻在困境中的人生感悟
——鸭绿江畔四年半的迷茫岁月
伍正志 6335
前言
毕业分配
1968年12月，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8届毕业生面临分配。我和同班同学乐俊士一起要求负责毕业分配的工宣队师傅，把我俩作为未婚夫妻分配在一起。工宣队执行四个面向的分配政策，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于是，我和俊士被分配去了吉林林业管理局的一个下属单位，位于边疆的临江林业局。那年，全班有十多位同学分配到东北边疆的林业局，还有同学去了新疆克拉玛依石油管理局。我们这批人的经历，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的经历有所不同。我在吉林省地图上，沿着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找到了一个小圆点“临江镇” ，北纬41.5度，与沈阳在同一纬度上。报到前，我俩写信禀告了双方父母，已经决定了终身大事，直接去吉林省临江林业局报到。
临行前，我和俊士去了白塔寺西廊下的林姑妈家（伍家的“崇”字辈，伍崇贤，革命老人林伯渠的夫人），向老太太辞别。林姑妈是先父（伍崇经）的远房堂姐，81岁了。我沮丧地告诉她，我和俊士被分配到吉林省鸭绿江畔的临江林区。姑妈淡定地安慰我说：“我师范学院毕业后，去吉林当教师，在雪地里乘了一天的马车，没什么可怕的”。【1】
临江林业局报到
1968年12月底，我和俊士从北京乘火车去临江报到，路上先后在沈阳、梅河口和通化转车。火车过了浑江市，进入山区。车上不断有山民投来好奇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戴眼镜的我俩。我默默地望着车窗外单调的山沟雪景，从山顶到山脚，从山坡上平房的屋顶到墙根，一片单调的雪白色。上午10点多，火车到达临江站。站外，蓝天白云，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光，刺眼。过一会儿，我才看清楚车站两旁简陋的木板平房，怎么能在这样偏僻之乡过一辈子呢？俊士注意到我阴沉的脸色，轻轻地推我一下。第二天一早，我俩从“三公里”的二道沟车站，乘森林小火车，去沟里的东风林场，参加68届大学毕业生的新员工学习班。下午3点多才到达东风车站，我非常激动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零下20度的月台上，迎着寒风小雪，孤零零地接站 ——他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北大数力系的王以治。事前，我已经知道了他也被分配到临江林业局。50多年过去了，这一幕雪天接站 的影像仿佛一张永不褪色的照片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出席东风林场学习班的20多名68届大学毕业生，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兰州、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大城市。我们中科大就有四位，另外两位是632的朱玉群和陈仲英。周日，我取出自己的135型照相机，约了几位学员去东风林场附近的白桦林拍雪景。图1，右起：乐俊士（6335）、陈仲英（6321）和小李（北师大）；图2，朱玉群（6322，右）和作者（6335， 左）。图3，摄于东风林场门口，右起：林业局模范标兵小陈（江苏师范学院67届毕业生）、学习班主持高师傅和东北师大的老朱（右4）。图4，摄于森林小铁轨旁，左起：兰州大学的袁再中、东北师大的王海和刘谦。
图1
图2
图3
图4
“相机风波”
“相机风波”的后续：林业局革委会的军代表没收了胶卷，把相机还给了我。在非理智的社会环境里，“相机风波”，给我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位在场的中科大老同学30多年后告诉我，那位“桦树群专”头头后来向该科大同学表示了对“相机风波”的歉意。
俊士背后是鸭绿江和朝鲜远山
三公里制材厂劳动锻炼
1969年1月，我和俊士，及几位学员被派到位于“三公里”的制材厂劳动锻炼一年。制材厂的工作是把储木场传送过来的原木锯成枕木、坑道木和各种工业用板材。制材厂厂房高大，四面通风，锯机轰鸣。正值冬天，我穿着厚厚的冬装第一次进车间干活。郑工长捏捏我的手说：像大姑娘的手，这么软！他派我与女工一起操作圆锯，生产包装材。制材厂的工艺流程：原木从大带锯开始，到中带锯，再到小带锯，最后到圆锯。工人每工作两小时，有15分钟休息，到车间旁边的休息室，围着火炉，沿墙而坐，取暖抽烟，喝茶聊天。工长则要我教唱革命歌曲。我指挥大家先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接着教唱新歌。记得教过一首东北味很重的红歌，《新苫的房，雪白的墙》。有时候，我还帮工长写大字报，应付厂部革委会下达的大批判任务。半年后，我换了工作，进了制材厂的“政工组“。专为厂革委会张主任起草职工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如同当下，网上“小编”，东抄西凑，拼出一篇报告稿。张主任周一告诉我，周六下午要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的题目，须多少时间。我就根据题目与时间长短，去抄报纸。我把近期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吉林日报》翻阅一下，找出有关社论和新闻，紧跟流行的新词，新说法，新口号。制材厂作为国营企业，离不开完成“木材产量”，但要避嫌“生产挂帅”，就用口号“抓革命，促生产”，把“革命”放在前面，然后才说要提高生产。发言稿的头尾，一般抄上两句豪言壮语，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祖国山河大地，处处莺歌燕舞”。一年的制材厂劳动锻炼很快结束了。我半年在车间里锯包装材，半年在办公室里当“小编”。从领导到同事，从车间的工长到工人师傅，没有人把我当作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我也再没有遇到过如“相机风波”那样的不愉快事情。我觉得地处山区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师傅们，其中大多数人，都用淳朴民风来接待分配到林业局的大学生。他们热情、尊重并充满人性。
临江林业局的生产基地在“三公里”，前临二道沟，后靠卧虎山。林业局下属的生产单位，除了机械厂在二道沟南侧，其余都在沟北侧的山坡上。从“三公里”汽车站沿坡往上走，有点费力，冬天更难，坡陡路滑。一次，俊士和陈仲英手拉手一起摔倒在坡上，怪罪于北京出产的白塑料底棉鞋。以后，我们一到冬天都穿上防滑的黑胶皮棉鞋。三公里的贮木场和木工厂，在上坡的左侧，制材厂在右侧。再往上走，一条窄窄的平地，当中有车道，道的两边，有森林铁路调度室、电气管理所、木材科和组织科等，加上林业局的服务单位，如三公里职工医院、代代红中学、小学、食堂、澡堂、百货商店、礼堂和单身宿舍，再往上，一大片职工住宅区。“三公里”其实就是一个林业社区，居民都是林业局职工，孩子都在职工子弟学校上学，生活服务配套齐全且方便。
单身宿舍位于道旁的一趟东西向平房。我与四位室友，兰州大学的袁再中、三位锉锯工、小高、小杜和小王。五人一起住在东头朝南的房间，室内一铺火炕，墙上一排五个木箱子，存放各自的衣服及日用品。俊士、陈仲英以及另外两位姓李的女大学生住在西头朝北的女生房间。
图5，四位女生宿舍的室友，前排右1北京小李，右2乐俊士，后排右1陈仲英，右2上海小李。图6，四位室友的背影，面向鸭绿江。
炕洞在室外过道上，每天下午，专人烧炕。室外茅房，蹲坑，干厕，味重。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初来乍到，简陋茅厕，给予“习俗冲击”。而炕上的虱子则是我受到的另一场冲击，衣服，被子都遭到了虱子的侵袭。三位青工，居然在炕上，以虱子为“手榴弹”，上演过一场扔虱子大战。
图5
图6
临江林业局职工医院药厂
1970年初，一年劳动锻炼结束了，我和俊士被分配到临江镇上的林业局职工医院小药厂。中科大同班同学给我起的外号“老水”，应验了我与水有缘。我在黄浦江畔长大，现在又在鸭绿江畔的小药厂就业。临江镇背靠卧虎山，前临鸭绿江，处在山和江之间的峡谷地带。镇上只有一条通公交的主街，起点站为“党校”，终点是“三公里”。主街上有“一百”、“二百”和“三百”，三家百货商店，还有电影院、邮局、银行、镇医院、药店、旅馆和饭店。周日，我和俊士去逛街，不到2小时，便可走遍临江商业街。我俩去过临江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里的地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葵花籽壳，走上去，发出咔擦咔擦的声响。鸭绿江从镇的东北方向流往西南。我喜欢与俊士一起在江坝上散步，氛围完全不同于上海外滩的黄浦江畔。鸭绿江江水湍急，清澈见底，对岸朝鲜的远山和江岸这边的卧虎山遥遥相对。望着滚滚流向西南方的江水，我迷茫，我担忧，我扪心自问，要不要在临江安家落户呢？以后我将怎样让孩子吸取足够营养并健康生长呢？能够让孩子在此接受良好教育吗？我还要不要追逐自己中学时代“当科学家”的梦想呢？问题一个一个地啃噬我的心。我属于那种生性敏感而又认真的人，面对困境，拷问着自己心底的灵魂。我得到的回答是：我的人生我作主，我要对自己选的人生道路与人生目标负责。
小药厂只有10位员工，厂长是药剂师苗长盛，药学中专毕业，经验丰富；向爱竹，一位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陕西安康人；医院的老木匠，老宫头，曾给我念过一副内含“爱竹”的对联：“惜花常护碍头枝，爱竹不锄挡路笋”，我惊讶这位留着山羊胡子、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患“大骨节”地方病）老木匠的文采。
制剂室生产大瓶静脉输液，如蒸馏水、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供给林业局内部的三个医院和沟里的卫生所。其生产工序为配制、灌装、封瓶、高温灭菌、检验和入库。药厂另外四位女工从事封装玻璃安剖瓶的工作，其中有我负责制备的黄连素肌肉注射液。我用乙醇萃取法，从长白山产的中药黄柏提炼黄连素，重结晶提纯，按《中国药典》配制成黄连素肌肉注射液，一种杀菌消炎药。小药厂产品少，设备简陋，产品技术含量低。不过，我俩还是从药剂师老苗那里学到一个重要的制药原则：必须严格遵循国家药监局颁布的《中国药典》。物有其时，命运之神冥冥之中暗示了未来我俩的职业生涯。20多年后，我俩加入一家美国中西部制药公司的研发部门，成为药物化学家，从事新药研发工作，直到退休。
在那非理智时代，我见证了职工医院的“卤碱疗法”公开展示。1970年夏，油印小册子“681卤碱疗法”在东北风行一时，号称包治百病，特别对症地方病克山病。职工医院当众展示“卤碱疗法”：患克山病的医院会计王志，坐在职工医院大院的一张诊断桌旁，大大咧咧地卷起袖子，把精瘦的胳膊搁在桌上，护士把一管25毫升卤碱溶液，慢慢地注射进他的静脉！观众中有不少医护人员，大家面无表情地围观。一向注重药典规范的药厂厂长老苗，站在我身后，耳语：“这不是点血豆腐吗？”让我想起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她爹，杨白劳，喝点豆腐的卤水自杀的情节。显然，王志深信“卤碱”神药，以身相试。幸好，王志命大，没出啥事。以后，我在药物研发领域工作了近20年，回忆起职工医院的那场“卤碱疗法”公演，宛如发生在中世纪的一出荒诞剧，用“神学”来压制医药科学，愚弄医护人员，麻木观众与患者。
在临江职工医院，我有位南京同乡（伍家祖籍南京）、内科主任吕成义大夫。吕大夫五短身材，戴副眼镜，头颅硕大，和蔼可亲，医术和医德均佳，病人佩服。他文革前毕业于南京铁道医学院，分配到了临江林业局职工医院。一次，吕大夫请我去家里小聚。我走进小院，劈好的烧材整齐地靠墙，码成一排，地上放着待劈的大柈子。吕大夫带我参观了厨房，大铁锅烧饭炒菜，大灶炉膛内安装了几圈水管子充当“水暖锅炉”。烧好了饭菜，也加热了“锅炉”里的循环水，热水通过管道进入睡房散热器加热。我俩谈到了医院的工作，吕大夫诚恳地劝我，与其在药厂工作，不如学医，还建议我自学儿科。吕大夫说，你是学化学的，基础好，可以自学儿科医学。儿科的病种少，容易掌握，并答应亲自教我入门。我懂吕大夫的意思，让我不要浪费时间，在此安家落户，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比在药厂混强多了。但我委婉地谢绝了吕大夫的好意，告诉他，我不愿意留在临江一辈子，想回南方，去做自己喜欢的科学研究工作。
几张摄于70年代初的药厂员工黑白照片仍然珍藏在我的相册里，并与2006年8月我和俊士重访临江时拍摄的彩色照片放在一起，一一对比。
图7，俊士站站在制剂室门口；图8，我和俊士重访临江时与药厂老员工合影，左起，安桂兰、乐俊士、袁辉、作者、苗长盛（药厂厂长）和陈常生。图9药厂制剂室四位女将，左起，向爱竹、袁辉、安桂兰和乐俊士。图10，35年后，小安、小袁与小乐合影，小安拉着小乐，深情又微笑地注视着。图11，我和一位军人在职工医院大楼前留影；图12，袁辉/陈常生夫妇听说我和俊士重访临江，开心地跑出医院大楼，欢迎我俩。【4】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职工医院的大院
第一位室友，打更老苏头。我和他住在临江林业局招待所三楼拐角房间，招待所楼与医院大楼连在一起，但各自设立进楼的大门。我们房间的窗户对着鸭绿江，室内仅容下两张单人床，但有暖气。老苏头山东人，60多岁，高个，单身，沉默寡言，抽烟。还有个习惯，每天早晨要去锅炉房，用开水冲两个鸡蛋吃。一次，我跟老苏头去“自由市场”买鸡蛋，几位老乡蹲在墙根，蜷缩着身子，身前的篮子里放着20来个红壳大鸡蛋出卖， 1角6分一个，几乎没有顾客。不久，招待所把我俩的房间收回了。
第二位室友，“支左部队”的李政委。我被安排与李政委同住在医院大楼西侧的平房，房间里有一铺火炕，由专人烧炕。不到一星期，李政委下逐客令，要我另找住处，他要独自住一间。那时，医院的单身男职工仅我一人，院方无人出面为我安排宿舍。晚上，我夹着铺盖，“如游民“一般，在医院大楼里转悠，找睡觉地方，曾经在诊断床上睡过几夜。为此，我和医院总务科的甘科长吵了一架。他说我”违纪“，我说他”失职“，给我安排宿舍是总务科的应尽职责。
第三位室友，洗衣工老王头，邀我住在洗衣房的外间。老王头，50多岁，瘦高个，孤老棒子，有洁癖，脾气倔，好喝小酒。洗衣房在职工医院的大院里，靠近鸭绿江的一侧，分里外两间，里间连着锅炉房，内有两口洗衣大锅，外间有一张熨衣服的大桌子。我就睡在那张大桌子上，白天把被褥卷起，放在房间角落，而老王头睡在靠墙的单人床上。我曾经写信告诉大学同学，已经到了祖国最边疆的地方，宿舍就在国境线——鸭绿江的江坝下面。老王头每天早上，把脏的白大褂和床单浸入肥皂水锅里，用蒸汽加热消毒，然后转移到清水锅里，用搓板搓揉，洗完的衣服和床单晾在大院里。老王头有一手晾衣服的绝活，晾衣服的粗绳，由两股绳子拧成“麻花” 状。晾衣服时，他用右手掰开一节“麻花”，左手把湿床单的一角塞进那节“麻花”里，床单的另一角也如此操作。靠“麻花”绳的扭力收紧，床单挂起来了，无须衣夹。他要我试一下，我两手一起用力也无法把粗绳的“麻花”节掰开。我看着老王头那双爆满青筋的大手，惊叹他的手劲，他得意地笑了。秋天，老王头的弟弟会送来自家在沟里种的烟叶，老王头先在烟叶上喷高粱酒，再翻晒多日，烟叶呈金黄色了，搓碎，卷上一根，蹲在洗衣房门口，享受起来，说：比商店卖的香烟有劲多了，还不呛嗓子。我和老王头一起住了两年多，给老王头拍的一张以卧虎山为背景的照片，至今保留在自家相册里。
住在职工医院大院的三年里，我和俊士一直在食堂用餐。医院食堂的伙食，粗粮多，细粮少，每人每月定量1斤大米，3两油，1斤肉。为了补充细粮和蛋白质，每次回沪探亲，我会带回精白面粉挂面，以及肉、鱼和豆制品罐头。我实在不习惯周日食堂下午3点的晚餐，晚上肚饿，想吃夜宵。我用空罐头铁皮做了个简易煤油炉，煮挂面，再加上罐头红烧肉，俩人吃得津津有味。后来，俊士姐夫把我们的困境转述给他老父亲，老钳工，亲手做了一个煤油炉送给我俩。新煤油炉大小合适，坚固，易用，安全，美观，我非常喜欢。
老朱头
1970年下半年，大院西侧的那栋平房，搬进了一家新房客，林业局支左部队一把手，朱政委夫妇和儿子朱兵役。朱政委山西人，延安出来的中校军队干部，五十多岁，中等个儿，头发花白，烟不离手。朱政委每天早上，在大院里散步、抽烟。他没有架子，为人和善，人们背地喊他老朱头。周日，大院食堂上午10点，才开早餐。我就常利用早餐前的那段时间，坐在洗衣房的台阶上，读英文。这是中学时期养成的“好学习”的心理习惯。一次，朱政委坐在我旁边，问我读什么，我说读英文。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我解释说，这是一本英语化学文献选读。他鼓励我说，读书好，总有一天用得着的。老朱头还要我帮助他儿子，补习中学功课。小朱老实，私下告诉我，对上学不感兴趣，以后要去当兵。一次周日上午，我正在读英文，老朱头走过来，像往常一样坐在我身旁，与我聊天。我趁机向老朱头提出“南调”，离开临江。他把手上的烟，衔在嘴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写下四字，“碍难批准”，签上他的大名和日期。无奈，时运未通，但不气馁，继续争取。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老朱头有股正气，有自己的想法，这在当时的干部中不多见。以后，我常想起正直的老朱头。
鸭绿江是临江的魂
鸭绿江，一条美丽的江，临江的“魂”。听居民说，电影《刘三姐》的外景就是在鸭绿江的望江楼一带拍摄的。鸭绿江的四季，各有特色。图13，作者蹲在鸭绿江边的洗衣石上；图14，袁辉（左）与乐俊士坐在江边的石头上。
图13
图14
春天，发桃花水的季节到了，卧虎山上桃花开了，街上积压了一冬的冰雪，终于融化，到处积水。我到卧虎山上给俊士与制剂室的同事向爱竹拍照，她俩身旁是盛开的桃花树（图15）。我还替站在山坡上的俊士拍了一张以鸭绿江为背景的照片，远处是朦朦胧胧的朝鲜群山，山脚下的那条像带子一样的鸭绿江（图16）。景美，人美，俊士的笑容感染了我。我追逐美感，进而稀释了我的抑郁之情。
图15
图16
夏初，我与俊士一起到鸭绿江边去洗衣服。俊士把用了一冬的脏被套叠成两尺见方，一层一层地抹上肥皂；我则用柞木棍，反复捶打。接着，把捶打过的被套铺开，让江水反复冲涮，用了一冬的油腻肮脏被套，洗干净了。我环顾四周，正如俊士所说，只有我一个“大老爷们“加入洗衣妇女的行列。我不在乎她们投来的好奇眼光，只顾自己享受着凉凉的鸭绿江水亲吻着手腕的惬意感觉和心头洋溢着的浪漫之情。被面晒干后， 俊士就在老王头的洗衣房大桌子上，钉好洗净的被子。
秋季是临江五彩缤纷的季节，卧虎山上的树叶变色了，绿色的松树背景上，点缀着黄色的白桦树叶，还有不知灌木名的红叶。可惜，我没有彩色胶卷，无法记录临江卧虎山的秋景。
冬天，鸭绿江封冻。一次，沟里同学来访，我邀他们一起走到封冻的江面上，遇见一帮对岸的朝鲜少年在滑冰。个个衣着单薄，不戴帽子。少年们嘲笑我们怕冷，故意学着我们哆哆嗦嗦的样子。临江镇的大街上，一场一场的积雪，在街上堆积成当中高两边低的弧形冰层，积压一冬。临江居民照常骑车上街，还有人沿着铁轨边上两尺宽的小道，骑车去三公里的工厂上班。
垦荒种土豆
从1970年开始，市场食品供应走下坡路了。同事调侃，副食店是“卖柜台，卖秤砣”的店，除了这两样，一无所有。偶尔，副食店卖巴掌大的咸鱼，居民排长队抢购难得的含蛋白质食材。为什么临江的副食店70年后就一无所有了呢？造成当时食品匮乏的原因有二：其一，备战，要跟苏修打仗；其二，理想主义的政策，如“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发展副业。但是，2006年我重访临江，亲眼目睹繁荣的食品供应，与70年相比，天壤之别，归功于临江的市场经济政策！1971年夏初，林业局给各部门下达开荒种地的任务，组织职工轮流到沟里种土豆，自给自足。我参加了职工医院的垦荒队，进沟种地，历时三周。这次的任务有二：其一，造简易木屋，供进沟种地的职工临时居住；其二，开荒点土豆。我随队去林场附近砍伐后的撂荒地，挑选合适的倒木，直径八寸到一尺，长6尺以上，用油锯掐头去尾，打掉枝丫，再用拖拉机拉回建房工地。把这些圆木垒成墙，两圆木之间的缝隙，则敷上草泥，留出窗户，搭上大梁，钉上木板屋顶，按上门窗，就建成了木屋。屋中央，用红砖砌个 “王八”炉子，一口大铁锅反扣在炉膛上，成散热器，外形像“王八”，再按上铁皮烟囱，通往室外，炉子里烧大木柈子，取暖。靠墙两边，钉了两条木板通铺，每条通铺可睡10人。
建完木屋后，我们开始挖地种土豆。把土豆表面的芽眼，直接种入土中，腐殖层厚，无须施肥；而剩下的“土豆母子”，炖汤，加点野菜，如山芹菜，或刺嫩芽，味道鲜美。秋天，医院组织职工进沟收土豆，收获的土豆堆在医院食堂地上，个个比拳头还要大。
进沟开荒种土豆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辨认树名的机会，还养成一个爱好，观赏树。我学会辨认长白山红松和落叶松，也能够凭树叶形状、树皮颜色和纹路，来辨别柞木、椴木、白桦、杨树、楸子和水曲柳等。后来，我喜欢在北美的居所庭院种树。在纽约罗城的居所后院种了三棵道格拉斯冷杉，在明州木梅镇居所前院种了白桦树和红枫树。退休后搬到了加州旧金山湾区，在独居的小屋后院，种了先父在上海老家小院种过的桂花树和腊梅树，在万里外的异国他乡也能闻到家乡的味道。我还喜欢跟儿女两家一起去加州国家公园露营，在红杉树林里徒步数里，喜欢红杉针叶散发的香味。还拜访了一棵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杉树，树龄约3500年，树高84米，胸围35米。公园警员给游客看大树的树皮样本，足有2尺厚，能够保护大树不被山火烧毁。我站在地球上活得最久的巨杉树前，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我爱观赏树，此爱好可以追溯到自己在临江林业局沟里的经历。
全民大办可控硅
全民大办可控硅运动始于1971年的秋天。我在林业局革委会常委尹师傅带领下，参加了整流可控硅的研制。尹师傅派我去长春，参加吉林大学物理系举办的可控硅短训班。从临江乘车到长春，须在通化转当晚始发的火车，第二天清晨到达长春。下车后，我先去长江路的一家豆浆店用早餐，两碗甜浆和4两粮票的油条。雪白的豆浆散发出诱人的豆香味，那可是临江吃不到的“沪式”早点。在吉大，我坐在物理系的阶梯教室里上课，老师边讲边在黑板上画着电路图。这不就是我一直向往的进修学习氛围吗？求之不得！另一方面，多年前我对“全民大办XX运动“已经有过亲身经历了。自己是一名化学系毕业生，在医院的小药厂从中药黄柏中制备黄连素还凑合，而去“跨界”研发半导体专业的整流可控硅，能搞出什么名堂？心知肚明。不过，对“组织决定”之事，我只有“服从”二字，不争辩。从长春学习班回来后，我跟着电气所的几位电工同事到上海学习可控硅。顺便，我帮出差的同事在上海购物，每位都有一张购物清单，如四环素针剂、糖果、小孩衣服、围巾以及上海牌手表等等。临江人崇拜上海商品，但上海商店里的年轻女售货员对外地人的服务态度缺乏耐心。同事碰过钉子，就要我用上海方言替他们购物。我理解这些讲情义的临江同事，把别人的购物委托看作山大。不幸，我在上海患了肝炎，住进虹口区中心医院八楼的传染病房。医生用激素治疗，三个星期后，GPT指标回落正常。住院期间，俊士特地从临江返沪探望。每天下午4点是探访病人时间，我就盼望俊士给我带好吃的，最喜欢蟹肉挂面。传染病房的李医生常会问我：小伍，今天女朋友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出院后在家休养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我痛心一辈子的事故。俊士被借调到三公里电气所的可控硅研制组，接替我的工作。一次，在移动重物时，俊士右手食指被严重挤伤。三公里医院的王医生检查后，不得不剪去了她食指的第一节骨头；而科大老同学，陈仲英在手术中一直扶着俊士。以后，我怕看到她的断指，怕听到她提起断指，心疼，自责。
为了帮助我尽快康复，先父教我学习杨氏太极拳和打坐，告诉我，太极拳和打坐，都要做到 “心静” ，贵在坚持。我从小目睹，先父每天早晨起来，练打坐，又早晚各练一套杨氏太极拳85式，一辈子不间断。先父锻炼身体的自律精神，成了我的榜样，又传到了我的儿女一代。家族传承，令我欣慰。
木材综合利用科
临江林业局是个老局，具有六十多年的木材采伐史，始于1909年日本人成立的鸭绿江采木公司。因逐年过分采伐，造成局的年采伐量急剧下降。 1972年春，我被调到了局机关生产部新成立的木材综合利用科， 科的职责：充分利用林区的剩材、倒木、大枝丫和锯末等木材生产中的废料制成木质产品，从而增加临江林业局的木材年产值。综合利用科的科长是钟文仿，一位老科级干部，科员有前工会主席陈光庭，还有从各科室调来的老职工栾书春、老王、老冯和夏令和，加上三位新职工、马闯、复员军人小王和我。在二十多名68届新员工中，我最早调到局机关当业务干部，旁人看来此乃有升迁机会的“肥缺”。我却不以为然，压根没有“往上爬的抱负”。调到科室后，年初报计划，年终写总结，千篇一律。我体会到“计划经济”的味道，增加了一点人生阅历而已。不过，我喜欢进沟出差，趁机逃离烟雾腾腾的办公室，享受山林大自然的美景与新鲜空气。同事马闯是科里的摄影师，我喜欢跟他合作，去沟里基层单位搞调查，我负责写文字材料，他配照片。一次，我和科里的几位同事去闹枝林场调研红松育苗经验，马闯拍摄了一张四人站在闹枝二道沟吊桥上的合影（图17）。左起，局里的红松育苗模范、老闻头（闻奎元）、陈光庭、作者和夏令和。田野里，红松树苗，整齐划一，旁边的二道沟，溪水淙淙，清澈见底，彻骨冰凉。我站在溪水边做深呼吸，浑身舒坦，大自然的包容和宽广，让我忘却一时的烦恼。
2006年8月，我们一行重游闹枝林区。图18，与东北林业学院营林系的68届毕业生李庆学夫妇的一张合影，左起，洪森根/小赵夫妇，朱玉群，作者，李庆学夫妇，陈仲英，乐俊士，肖继梅（朱玉群妻子）。三十多年来，老李一直在闹枝做红松育苗工作，还承包一个山头，用作红松育苗基地。他带着我们参观了红松苗圃、蔬菜地、苹果园和鱼塘。老李在家门口的二道沟，筑了一条简易堤坝，留个口子流水，下面放捕鱼的笊篱，捕来的鱼，放入鱼塘养着。李太太摘了黄瓜让我们尝鲜，又脆又嫩。我由衷地敬佩老李一家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图17
图18
调入合肥中科大任教
我和乐俊士于1973年3月27日，去临江镇政府领了结婚证，证书上盖着“浑江市临江镇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大印。中科大的商调令是6月份到达的，通知我们8月前报到，万科长立即为我们办理了离职手续。同事告诉我，林业局有规定，离职员工允许购买0.3立方米木材，用于安家。于是，我凭结婚证从木材科购买木材，检尺员为我挑选了适宜制作家具的橡木，曲柳木，红松木，和核桃木。我还在木工厂定制了，双人床，写字枱，饭桌和四把柞木椅子。
临行前，林业局职工医院和局机关生产部综合利用科，联合为我俩在临江镇上的饭店饯行，参加的同事们坐满了三桌。第二天上午，两辆大巴，载着同事，送我俩到临江火车站。火车开了，同事们仍在站台上挥手，这一幕刻在我的脑海里了，打心底里感激善良的临江同事。望着远去的临江站，思绪如潮。临江四年半的历练画上了句号，过得绝不轻松。我天生比较情绪化，易感受苦闷，幸亏有俊士陪伴，她像我的“心理医生“，常用几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提醒我。我离开临江，重回母校，人生旅程，从此转弯，自己继续追逐“当科学家”之美梦。我要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临江人，没有他们相助，我难以成为我自己。
临江，我的人生转折点，铭记了一辈子。
参考文献
【1】伍正志，“忆毛姑妈伍崇敏和林姑妈伍复明”（金陵伍氏回族世家掌故十九），金陵回声，2023年9月28日。【2】伍正志，“我的第一架小相机 – 纪念爱妻乐俊士博士去世12周年“， 【科大瞬间】2025年1月21日。
【3】伍正志，“合肥任教（1973 – 1978）- 幸福感最强的人生阶段”，【科大瞬间】2025年7月22日。
【4】2006年夏，我和俊士约了一起分配到临江林业局的几位1968届毕业生，重访临江。
照片2、作者与上海市市东中学同班同学王以治（右，北大数力系）。
后记
临江四年半的历练留给儿女后辈的人生经验是什么呢？四个字，成为自己。我青年时期的人生道路，往往受时代环境和机遇所决定。1968年12月，校方执行“四个面向”的分配政策，把我派到边疆小镇临江。我无奈，来临江不是自己的选择。我伤感，没有能够把四年半时光用在自己向往的学习进修上。在“留下”还是“离开”的人生十字路口，我选择了离开临江——1973年，机遇出现了，中科大要调毕业生回校任基础课教师。我抓住了机遇，从临江调回了科大。我相信，回科大任教，能够发挥自己的禀赋。我从临江历练到合肥中科大任教，在“成为自己”的道路上，迈开了一步。怎么样才能成为自己呢？其一，学会和自己谈心，真正了解自己对人生问题的真实想法。在我和妻子的青年学生时代里，意识形态教导我们要“改造思想”、“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但随着阅历增长，我渐渐明白了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乃是自己的事情。而与自己谈心，才能找到如何度过一生的答案。其二，还应该考虑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生来具有的禀赋，并寻找机会和一班智力相当、教育背景相同和价值观类似的同事们一起工作，互相欣赏，互相提携。这才是人生的乐趣与价值之所在。
编辑：许赞华
排版：俞霄
校对：滕春晖
一个理工男的情感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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