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黄慕兰；陈毅与《九月来信》
本文内容大多摘自网名民生文创的原发和有关人员的回忆，图片资料是添加的，仅供参考。
一
黄慕兰，1907年7月出生在浏阳一个书香之家，12岁入长沙周南女校读书。1926年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后与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识，并于1927年的“三八节”结婚。1927年国共分裂后，宛、黄夫妇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
黄慕兰与宛希俨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时，陈潭秋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是宛希俨、黄慕兰夫妇的直接领导。黄慕兰作为省委机要交通员，与时任江西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有工作上的联系。他们都知道南昌暴动的计划，但奉命不参加暴动事宜，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暴动后继续潜伏南昌。
后来，宛希俨告别身孕数月的黄慕兰，奉命前往湘赣边发动暴动，在攻打万安县城中血战而死，陈潭秋、徐全直夫妇调往上海后，黄慕兰也于1928年底接到前往上海工作的调令，在九江码头，她将宛希俨的遗腹子宛昌杰托付给母亲抚养，望着年迈的母亲和襁褓中的儿子，黄慕兰紧紧地抱着母亲和儿子，三代人抱头饮泣之后，黄慕兰随饶漱石同船前往上海。
到上海的黄慕兰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饶漱石则担任团中央秘书长，饶在团中央时期，认识了后来“在谍报漩涡中浮沉”和致自己于绝境的胡均鹤，也对黄慕兰暗生爱意、魂牵梦绕。
黄慕兰
向忠发与顾顺章的入党，最初都受到党内正统党员的抵制，因为在他们看来，向、顾二人都是流氓习气严重的地痞无赖。五卅运动时期，因两人皆“好勇斗狠”，成为工人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斗士。
于是，包惠僧、项英力挺向忠发入党，李立三、向警予则推荐顾顺章入党，向、顾两人历经波折入党后，在工人运动中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他们参加工运、入党动机都是“籍图发迹”。
向忠发受斯大林的青睐，顾顺章得鲍罗廷的提携，在党内相继占据要位后，流氓无产者的本性便显露无遗，他们开始“违反纪律，好货贪财，私做买卖，甚至无恶不作。”
向忠发成为最高领导后，开始图享乐、思淫佚，他“酷好嫖赌”，常出入妓院赌场，还“酗酒斗殴，滋生事端”。在中央妇委工作的黄慕兰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到向忠发身边担任其机要和生活秘书的，目的自然是让向忠发能收敛收敛。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这样简略写道：“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作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
在黄慕兰负责接头的工作关系中，有一个“长身玉立、才华横溢”的中央委员——贺昌，在短短几次的工作接触和交谈后，先前就相识的两人已互生爱慕。
而此时的黄慕兰已发现向忠发“心术不端，神色有异，举止有些失常，渐生厌恶。过了些时，向（忠发）竟对黄欲施非礼，行为粗野，黄当面斥（其）为‘衣冠禽兽，猪狗不如’，遂不辞而去。”
面对众人的劝解，黄慕兰依然不肯回到工作岗位，甚至发誓“我宁可不要党籍，（也）决不与此败类为伍。”
以上两段描述出自溪流出版社出版的《罗章龙回忆录》一书。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这样简略写道：“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论实际的德与才，他是不胜任的。”
恰此时，贺昌向黄慕兰提出求婚，希望自己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她结为革命伴侣。黄慕兰考虑之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同意他们两人结合。
黄慕兰与贺昌的婚姻，令饶漱石怅然若失，隐隐作痛，并由爱生怨，由怨成恨，这也为解放后黄慕兰没有正常工作，她的后任丈夫陈志皋出走香港埋下了伏笔。
1929年春，誓不回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黄慕兰，提出到工厂去参加工人运动的申请，“党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这样，我就结束了在党中央机关的秘书工作，积极地投身到工人运动斗争的第一线去了。"
但在七月份的一次罢工运动中，黄慕兰等八名工人代表集体遭到逮捕，被关入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因此在狱中与彭湃见到了最后一面。
黄慕兰等8人被囚禁100天后获得释放，她跟随贺昌先后在香港的南方局、天津的北方局工作。1931年，贺昌主动请命秘密前往苏区，1935年，29岁的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灾难在黄慕兰个人生活中重演：与前后两位丈夫生离即为死别，襁褓中的孩子不能亲自抚育。
离开丈夫的黄慕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中共地下工作元老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营救被捕的工联领导人关向应。最后是通过黄慕兰关系，花钱请上海租界律师陈志皋将关向应保释出来。
二
陈毅与《九月来信》
彭湃等人被捕前，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广西，他带上机要秘书龚饮冰，告别了已有身孕的妻子张锡媛，乘船离开上海，黄玠然（黄文容）随后不久接任了中央秘书长一职。
彭湃等人被捕的第三天，刚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出现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一艘客轮上，他的两个少将兄长陈孟熙（胞兄）、陈修和（堂兄）上船把陈毅接到了旅馆。
陈毅此次到上海，是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内部分歧问题的。
红四军内部的分歧简单说就是朱毛的军委、前委之争，争执的焦点是“谁说了算”。在红四军七大上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从中调解朱毛矛盾的陈毅反而当选为前委书记。
《李立三之谜》一书这样记述：“中共中央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通知红四军派人来中央汇报情况。因此，8月下旬，陈毅奉命抵达上海，并很快同中央接上头。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
于公于私，李立三是偏向毛泽东的。当年毛泽东在长沙张贴“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时，17岁的李立三是四个应征者之一，两人后来还一起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去广州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又一同参加中共五大。李立三参加的南昌起义兵败潮汕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红军却“日趋发展”。
李立三在担任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后，更是“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报道和评述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军战争……同时，在代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也广为推崇朱、毛经验。”
正因有这些基础，陈毅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后，“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
“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后来的《九月来信》。这份指示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信中还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1日，“陈毅带着自己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准备离沪返闽之际，周恩来、李立三在一个咖啡馆为陈毅送行。陈毅为部队落后的通讯联络担忧，周恩来告诉他，我方的无线电通讯联络技术正在加紧攻关之中，红军在作战中也应注意缴获、保护无线电设备、器材和人员。”
九月来信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请回“养病”中的毛泽东，在古田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由此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红色特工黄慕兰；陈毅与《九月来信》
毛囡 (2026-04-19 12:07:50) 评论 (0)红色特工黄慕兰；陈毅与《九月来信》
本文内容大多摘自网名民生文创的原发和有关人员的回忆，图片资料是添加的，仅供参考。
一
黄慕兰，1907年7月出生在浏阳一个书香之家，12岁入长沙周南女校读书。1926年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后与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识，并于1927年的“三八节”结婚。1927年国共分裂后，宛、黄夫妇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
黄慕兰与宛希俨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时，陈潭秋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是宛希俨、黄慕兰夫妇的直接领导。黄慕兰作为省委机要交通员，与时任江西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有工作上的联系。他们都知道南昌暴动的计划，但奉命不参加暴动事宜，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暴动后继续潜伏南昌。
后来，宛希俨告别身孕数月的黄慕兰，奉命前往湘赣边发动暴动，在攻打万安县城中血战而死，陈潭秋、徐全直夫妇调往上海后，黄慕兰也于1928年底接到前往上海工作的调令，在九江码头，她将宛希俨的遗腹子宛昌杰托付给母亲抚养，望着年迈的母亲和襁褓中的儿子，黄慕兰紧紧地抱着母亲和儿子，三代人抱头饮泣之后，黄慕兰随饶漱石同船前往上海。
到上海的黄慕兰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饶漱石则担任团中央秘书长，饶在团中央时期，认识了后来“在谍报漩涡中浮沉”和致自己于绝境的胡均鹤，也对黄慕兰暗生爱意、魂牵梦绕。 黄慕兰
向忠发与顾顺章的入党，最初都受到党内正统党员的抵制，因为在他们看来，向、顾二人都是流氓习气严重的地痞无赖。五卅运动时期，因两人皆“好勇斗狠”，成为工人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斗士。
于是，包惠僧、项英力挺向忠发入党，李立三、向警予则推荐顾顺章入党，向、顾两人历经波折入党后，在工人运动中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他们参加工运、入党动机都是“籍图发迹”。
向忠发受斯大林的青睐，顾顺章得鲍罗廷的提携，在党内相继占据要位后，流氓无产者的本性便显露无遗，他们开始“违反纪律，好货贪财，私做买卖，甚至无恶不作。”
向忠发成为最高领导后，开始图享乐、思淫佚，他“酷好嫖赌”，常出入妓院赌场，还“酗酒斗殴，滋生事端”。在中央妇委工作的黄慕兰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到向忠发身边担任其机要和生活秘书的，目的自然是让向忠发能收敛收敛。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这样简略写道：“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作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
在黄慕兰负责接头的工作关系中，有一个“长身玉立、才华横溢”的中央委员——贺昌，在短短几次的工作接触和交谈后，先前就相识的两人已互生爱慕。
而此时的黄慕兰已发现向忠发“心术不端，神色有异，举止有些失常，渐生厌恶。过了些时，向（忠发）竟对黄欲施非礼，行为粗野，黄当面斥（其）为‘衣冠禽兽，猪狗不如’，遂不辞而去。”
面对众人的劝解，黄慕兰依然不肯回到工作岗位，甚至发誓“我宁可不要党籍，（也）决不与此败类为伍。”
以上两段描述出自溪流出版社出版的《罗章龙回忆录》一书。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这样简略写道：“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论实际的德与才，他是不胜任的。”
恰此时，贺昌向黄慕兰提出求婚，希望自己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她结为革命伴侣。黄慕兰考虑之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同意他们两人结合。
黄慕兰与贺昌的婚姻，令饶漱石怅然若失，隐隐作痛，并由爱生怨，由怨成恨，这也为解放后黄慕兰没有正常工作，她的后任丈夫陈志皋出走香港埋下了伏笔。
1929年春，誓不回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黄慕兰，提出到工厂去参加工人运动的申请，“党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这样，我就结束了在党中央机关的秘书工作，积极地投身到工人运动斗争的第一线去了。"
但在七月份的一次罢工运动中，黄慕兰等八名工人代表集体遭到逮捕，被关入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因此在狱中与彭湃见到了最后一面。
黄慕兰等8人被囚禁100天后获得释放，她跟随贺昌先后在香港的南方局、天津的北方局工作。1931年，贺昌主动请命秘密前往苏区，1935年，29岁的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灾难在黄慕兰个人生活中重演：与前后两位丈夫生离即为死别，襁褓中的孩子不能亲自抚育。
离开丈夫的黄慕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中共地下工作元老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营救被捕的工联领导人关向应。最后是通过黄慕兰关系，花钱请上海租界律师陈志皋将关向应保释出来。
二
陈毅与《九月来信》
彭湃等人被捕前，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广西，他带上机要秘书龚饮冰，告别了已有身孕的妻子张锡媛，乘船离开上海，黄玠然（黄文容）随后不久接任了中央秘书长一职。
彭湃等人被捕的第三天，刚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出现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一艘客轮上，他的两个少将兄长陈孟熙（胞兄）、陈修和（堂兄）上船把陈毅接到了旅馆。
陈毅此次到上海，是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内部分歧问题的。
红四军内部的分歧简单说就是朱毛的军委、前委之争，争执的焦点是“谁说了算”。在红四军七大上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从中调解朱毛矛盾的陈毅反而当选为前委书记。
《李立三之谜》一书这样记述：“中共中央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通知红四军派人来中央汇报情况。因此，8月下旬，陈毅奉命抵达上海，并很快同中央接上头。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
于公于私，李立三是偏向毛泽东的。当年毛泽东在长沙张贴“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时，17岁的李立三是四个应征者之一，两人后来还一起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去广州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又一同参加中共五大。李立三参加的南昌起义兵败潮汕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红军却“日趋发展”。
李立三在担任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后，更是“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报道和评述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军战争……同时，在代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也广为推崇朱、毛经验。”
正因有这些基础，陈毅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后，“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
“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后来的《九月来信》。这份指示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信中还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1日，“陈毅带着自己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准备离沪返闽之际，周恩来、李立三在一个咖啡馆为陈毅送行。陈毅为部队落后的通讯联络担忧，周恩来告诉他，我方的无线电通讯联络技术正在加紧攻关之中，红军在作战中也应注意缴获、保护无线电设备、器材和人员。”
九月来信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请回“养病”中的毛泽东，在古田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由此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