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岁半的时候爸爸把我送到广西，那个时候的我还不会讲话。后来奶奶常这么说，大家都担心，我是个聋哑儿。邻居们就给奶奶出了个主意，趁我蹲在门口的地上玩石子儿的功夫，故意在我身后丢个大脸盆儿，弄出声响，看看我有没有反应。果真，我被那咣当一下的脸盆声儿吓着了，猛地回过头来。这时候，邻居和爷爷奶奶都笑了，说，这孩子不聋呀，可能就是说话晚些吧。我最早学会叫的就是爷爷奶奶。5岁的时候爸妈从北京来看我，奶奶把我从幼儿园接回来，扎着两个冲天小辫儿的我，低着头，挑起眼睛来斜视着他们，打量着他们，以为是远方来的亲戚呢。爸妈是死活不愿意叫出口的，这个称呼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太陌生了。我一直就觉得他们只是叔叔阿姨而已。
6岁的时候，我跟着爷爷坐火车到北京去看病。他们说爷爷得了重病，需要到北京做手术。我住在大栅栏亲戚的家里，爷爷住在朝阳医院。有一天，我和四合院儿里的小朋友蹲在地上耍柺儿，爸爸和亲戚搀着爷爷回来了。我丢下柺骨，扑到爷爷膝下，爷爷摸着我的头发，却再也讲不出话来了。我诧异地瞪着木讷的眼睛，抬头望着爷爷，发现他的脖子上有一个钢管撑着的洞，周围裹着厚厚的纱布。我吓得哭了，喊叫着：爷爷，你怎么啦，爷爷，你怎么啦？！爸爸把我拉走了。后来我知道，爷爷得了喉癌，切除了整个喉结和声带。从那以后，爷爷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我从小到大的印象里，爷爷都是没有声音在讲话。医生让他练习用气息来说话。
在北京所有的治疗都结束后，我小心翼翼地扶着爷爷，登上了回广西的火车。一路上我还是会逗爷爷讲话，虽然我那会儿一点也听不懂他想要讲什么。但小孩子是很快就会忘了烦恼的，只要亲人还活着在他们的身边。
从此爷爷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还挂着顾问的头衔，奶奶忙着去上班，有时还要忙着出差。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和爷爷在家里相互照顾。他一直兴致勃勃地教我数学，所以我在学校里数学也都是最好的。一开始是用手势比划，后来他慢慢地学会用气来说话了，我也跟着渐渐地听懂了他想讲什么。那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没有声音的发音，随着气息的强弱从喉管里冲出来。从单字到词语再到整个句子，然后是一整段话，我可以听懂百分之九十了。
奶奶几次出差后回来，我已经可以充当起爷爷的翻译了。单位的领导同事也常来看望他，爷爷总是约到我放学后回家的时间里。靠着我这个中间的小翻译，他们才能够毫无障碍地交流。我亲昵地坐在爷爷身边，他温和地牵着我的手，说完一小段话，然后就低下头来看看我，用微笑示意着，我可以翻了。而此时奶奶只能退之端茶倒水去了。有时候走在大院里，去找小朋友们玩儿的路上，碰上爷爷的同事，他们都会冲我竖起大拇指，说我这个顾问的小翻译，真不简单啊！他们听不懂的，只能靠我传达了。我也很是得意，虽然他们谈的都是工作上的那些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无聊，也根本不懂其中之意，但我依然很自豪，好像是被赋予了使命感似的。
从小到大，我和我爷爷的生命就这样系在了一起。我成了爷爷的发声带，而爷爷每次对我温柔又肯定的眼神，让我从小就知道，我是个有用的人！爷爷总会在家里做好吃的给我。或者是在炎热酷暑的夏天里，骑着单车跑到城里去买冰棍儿，买大西瓜，等着我放学回来。我们俩个不光是欢笑彼此，连语言交流也是畅通无阻的。
在柳侯公园里的欢笑，那会儿，我就是爷爷奶奶手心里的宝。这种快乐，这种在照相馆以外的快乐，是靠着爸妈暑期来看我的时侯留下的。他们有一部我们全院人都没见识过的苏联相机。
12岁那年，奶奶又病倒了。我又再次陪着奶奶到北京301治病。也开始在北京上学了。一年后，奶奶就走了。我就像那会儿在电影里看到的小海蒂，会在梦游里想念家乡，思念我的爷爷。终于，爷爷的单位在爸妈工作的学院附近给爷爷找到了房子，他可以搬来和我团聚了，我兴奋得不想再和爸妈住在一起了。中午午休的时候我都会骑单车跑到爷爷那里去吃饭。
记得夏天，听着窗外的知了叫，枕在爷爷鼓鼓的凉肚皮上小睡。等他拍醒我，再匆忙骑上车去赶下午的课。傍晚的时候我再带着爷爷去菜市场或者楼下的地摊上买菜。他说要砍到多少钱，我就翻译给人家说：我爷爷说了：5毛钱！慢慢地他快成我们那个小区的名人了，街坊邻居，卖菜的，卖肉的，卖早点的全都认识他了。他们见到我时都会喊，哎呀，你爷爷最会砍价了，他伸出几个手指头来，就是几毛钱，他不需要你这个翻译了。只有在亲戚来的时候，或者是广西的单位领导同事来了的时候，我才又像正经的翻译一样，端正严肃地坐在爷爷身边，翻译着他的家常唠嗑。呵呵，现在想想真是挺幸福的啊。
后来爸爸给爷爷装了一个电话，电话号码就是XXX0084。我上大学的时候就靠着这个电话号码和爷爷联系。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回家，他会在电话里说，好！ 然后问，我想吃什么，他的讲话在电话里听起来比较费劲，他要使劲发出气息来，我也只能听懂简单的几个字，但大意是知道了。上班以后，事情多了起来，公家的，个人的。给爷爷打电话时，最多总会说，我今天不回家吃饭了啊，或者说，我要晚一些回去啊，您自己吃饭吧。在电话里最常听爷爷讲的就是“好”了。只有在重要的事情时候，他才会嘱咐我回来做翻译了。爷爷也会去参加一些老干部工会组织的活动。看着他游览北戴河，参观云冈石窟，闲逛避暑山庄时的照片，脖子上一直带着他的口罩，背着手挺立在那些历史遗迹前面，笑得精神抖擞的样子，我很是替他高兴。
这份爷爷发自内心的开心，我一直带在身边。他那抹可爱的笑意，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最近才新发现，爷爷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提了字：
有一天，我出去了一个礼拜，兴奋地打电话告诉爷爷，我要回家了。进门的时候，听到爷爷在不停地咳嗽，那特殊的咳嗽动静让我突然警惕起来。我拿过他的手帕，痰里带着血丝，我翻开整个手帕，全是带血丝的痰渍。我马上问，您这样咳了多久了，爷爷说，差不多一两个月了吧。他一直都是这样，只要忍着还能站立起来，从来都不会和人讲，他的不舒服。我忍着心疼，带着职业的怀疑，说，睡觉，明天跟我到医院去做检查！
晚上听着爷爷不断的咳嗽，伴随那一阵阵的，带着独特金属声的刺响中，我度过了一个不安之夜......
0084 - 思念系着我的爷爷(一) 长文
0084lx (2026-04-02 05:35:12) 评论 (1)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岁半的时候爸爸把我送到广西，那个时候的我还不会讲话。后来奶奶常这么说，大家都担心，我是个聋哑儿。邻居们就给奶奶出了个主意，趁我蹲在门口的地上玩石子儿的功夫，故意在我身后丢个大脸盆儿，弄出声响，看看我有没有反应。果真，我被那咣当一下的脸盆声儿吓着了，猛地回过头来。这时候，邻居和爷爷奶奶都笑了，说，这孩子不聋呀，可能就是说话晚些吧。我最早学会叫的就是爷爷奶奶。5岁的时候爸妈从北京来看我，奶奶把我从幼儿园接回来，扎着两个冲天小辫儿的我，低着头，挑起眼睛来斜视着他们，打量着他们，以为是远方来的亲戚呢。爸妈是死活不愿意叫出口的，这个称呼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太陌生了。我一直就觉得他们只是叔叔阿姨而已。
6岁的时候，我跟着爷爷坐火车到北京去看病。他们说爷爷得了重病，需要到北京做手术。我住在大栅栏亲戚的家里，爷爷住在朝阳医院。有一天，我和四合院儿里的小朋友蹲在地上耍柺儿，爸爸和亲戚搀着爷爷回来了。我丢下柺骨，扑到爷爷膝下，爷爷摸着我的头发，却再也讲不出话来了。我诧异地瞪着木讷的眼睛，抬头望着爷爷，发现他的脖子上有一个钢管撑着的洞，周围裹着厚厚的纱布。我吓得哭了，喊叫着：爷爷，你怎么啦，爷爷，你怎么啦？！爸爸把我拉走了。后来我知道，爷爷得了喉癌，切除了整个喉结和声带。从那以后，爷爷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我从小到大的印象里，爷爷都是没有声音在讲话。医生让他练习用气息来说话。
在北京所有的治疗都结束后，我小心翼翼地扶着爷爷，登上了回广西的火车。一路上我还是会逗爷爷讲话，虽然我那会儿一点也听不懂他想要讲什么。但小孩子是很快就会忘了烦恼的，只要亲人还活着在他们的身边。
从此爷爷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还挂着顾问的头衔，奶奶忙着去上班，有时还要忙着出差。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和爷爷在家里相互照顾。他一直兴致勃勃地教我数学，所以我在学校里数学也都是最好的。一开始是用手势比划，后来他慢慢地学会用气来说话了，我也跟着渐渐地听懂了他想讲什么。那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没有声音的发音，随着气息的强弱从喉管里冲出来。从单字到词语再到整个句子，然后是一整段话，我可以听懂百分之九十了。
奶奶几次出差后回来，我已经可以充当起爷爷的翻译了。单位的领导同事也常来看望他，爷爷总是约到我放学后回家的时间里。靠着我这个中间的小翻译，他们才能够毫无障碍地交流。我亲昵地坐在爷爷身边，他温和地牵着我的手，说完一小段话，然后就低下头来看看我，用微笑示意着，我可以翻了。而此时奶奶只能退之端茶倒水去了。有时候走在大院里，去找小朋友们玩儿的路上，碰上爷爷的同事，他们都会冲我竖起大拇指，说我这个顾问的小翻译，真不简单啊！他们听不懂的，只能靠我传达了。我也很是得意，虽然他们谈的都是工作上的那些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无聊，也根本不懂其中之意，但我依然很自豪，好像是被赋予了使命感似的。
从小到大，我和我爷爷的生命就这样系在了一起。我成了爷爷的发声带，而爷爷每次对我温柔又肯定的眼神，让我从小就知道，我是个有用的人！爷爷总会在家里做好吃的给我。或者是在炎热酷暑的夏天里，骑着单车跑到城里去买冰棍儿，买大西瓜，等着我放学回来。我们俩个不光是欢笑彼此，连语言交流也是畅通无阻的。
在柳侯公园里的欢笑，那会儿，我就是爷爷奶奶手心里的宝。这种快乐，这种在照相馆以外的快乐，是靠着爸妈暑期来看我的时侯留下的。他们有一部我们全院人都没见识过的苏联相机。
12岁那年，奶奶又病倒了。我又再次陪着奶奶到北京301治病。也开始在北京上学了。一年后，奶奶就走了。我就像那会儿在电影里看到的小海蒂，会在梦游里想念家乡，思念我的爷爷。终于，爷爷的单位在爸妈工作的学院附近给爷爷找到了房子，他可以搬来和我团聚了，我兴奋得不想再和爸妈住在一起了。中午午休的时候我都会骑单车跑到爷爷那里去吃饭。
记得夏天，听着窗外的知了叫，枕在爷爷鼓鼓的凉肚皮上小睡。等他拍醒我，再匆忙骑上车去赶下午的课。傍晚的时候我再带着爷爷去菜市场或者楼下的地摊上买菜。他说要砍到多少钱，我就翻译给人家说：我爷爷说了：5毛钱！慢慢地他快成我们那个小区的名人了，街坊邻居，卖菜的，卖肉的，卖早点的全都认识他了。他们见到我时都会喊，哎呀，你爷爷最会砍价了，他伸出几个手指头来，就是几毛钱，他不需要你这个翻译了。只有在亲戚来的时候，或者是广西的单位领导同事来了的时候，我才又像正经的翻译一样，端正严肃地坐在爷爷身边，翻译着他的家常唠嗑。呵呵，现在想想真是挺幸福的啊。
后来爸爸给爷爷装了一个电话，电话号码就是XXX0084。我上大学的时候就靠着这个电话号码和爷爷联系。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回家，他会在电话里说，好！ 然后问，我想吃什么，他的讲话在电话里听起来比较费劲，他要使劲发出气息来，我也只能听懂简单的几个字，但大意是知道了。上班以后，事情多了起来，公家的，个人的。给爷爷打电话时，最多总会说，我今天不回家吃饭了啊，或者说，我要晚一些回去啊，您自己吃饭吧。在电话里最常听爷爷讲的就是“好”了。只有在重要的事情时候，他才会嘱咐我回来做翻译了。爷爷也会去参加一些老干部工会组织的活动。看着他游览北戴河，参观云冈石窟，闲逛避暑山庄时的照片，脖子上一直带着他的口罩，背着手挺立在那些历史遗迹前面，笑得精神抖擞的样子，我很是替他高兴。
这份爷爷发自内心的开心，我一直带在身边。他那抹可爱的笑意，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最近才新发现，爷爷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提了字：
有一天，我出去了一个礼拜，兴奋地打电话告诉爷爷，我要回家了。进门的时候，听到爷爷在不停地咳嗽，那特殊的咳嗽动静让我突然警惕起来。我拿过他的手帕，痰里带着血丝，我翻开整个手帕，全是带血丝的痰渍。我马上问，您这样咳了多久了，爷爷说，差不多一两个月了吧。他一直都是这样，只要忍着还能站立起来，从来都不会和人讲，他的不舒服。我忍着心疼，带着职业的怀疑，说，睡觉，明天跟我到医院去做检查！
晚上听着爷爷不断的咳嗽，伴随那一阵阵的，带着独特金属声的刺响中，我度过了一个不安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