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是一本日本中年油腻男对于青春往事的自我回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女性读者偏多。很少在网上看到男性读者看完这本书的评价。
社会对男性的期待是成熟的智慧，广泛的人脉，充分的财力，无尽的权力。当年辛辛苦苦奋斗获得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又会嫌弃你骂你是个老逼登。
可是男性也是人啊。我们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我觉得让男性读者受用的是他们多少在曾经恋爱的过程中都碰到过小说中的某一类女性。
比如忧郁的直子，天真率性的绿子，成熟体贴的玲子，而绝美的初美。所以故事的片段都会让人陷入往事情感的回忆。作品的语言风格确实是女性体裁。也许每代人都应该写出他们那个时代的青春回忆作品。所以我也想尝试记录一下自己的青春故事。
奥斯陆城市不大。人口也只有70万。认为整个人口也只有500万。但是城市很干净。在积雪天基本上没有什么烂泥。是个女性味道的城市。
这里最有名博物馆，就是蒙克博物馆。一个国家在首都为一个画家命名，一个如此巨大的博物馆，实属少见。
里面最有名的展品就是呐喊这幅画。
这幅画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因为鲁迅的著作呐喊就是用的这个插图。原画总共有三幅，两幅是彩色的，一幅是黑白的，鲁迅呐喊中用的是这幅黑白的。
我一直不觉得是为什么这幅画叫呐喊。因为英文是screaming，应该翻译为尖叫才对。
来到博物馆才知道，作者想表达的是自然之声。就是在主流institution之外的，无论是弱者，还是自然的发出了呐喊。作者是你的灵感在于有一次在黄昏散步，在金色的夕阳下，突然听见大自然的呐喊。这样说，的确比一个女疯子尖叫更有意义。
难道不是么？无声的世界里，他们也是充满愤怒和情绪。无论是有生命的动物，还是没有生命的山川河流，还是被捂住嘴的弱势群体。他们可曾发出愤怒的呐喊，还是只是你听不见。
奥斯陆的市中心有个漂亮的图书馆，简洁漂亮，到处充满女性化色彩。
在二楼的大厅里有这个一副巨幅电子屏幕。
戴上耳机，听见各种花草树木发出的声音。虽然我们知道在物理世界里并不存在这样的声音，一棵植物不会因为开花而发出声音。但是这个作品配上的声音却很奇妙，和植物形态的变化高度吻合。比如植物释放出孢子，去创造下一个生命，那音乐的感觉如同懵懂的爱情一样。
我想这个作品可能是受了《呐喊》的灵感影响。
在美术馆的顶层，可以眺望到整个奥斯陆的海湾景色。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小巧而精致。真是小资的天堂。让我想起北海道的小樽。
市中心除了歌剧院之外，就是这个国家教堂了。教堂朴素的令人发指，好像一个普通的社区教堂一样。里面坐满了圣诞节赶来唱诗的人群。
第一天晚上驴友们陆陆续续都到齐了，大家在一起闲聊。两位女性驴友问S君，"年轻的时候，你们男性选择女性，到底是基于怎样的原则？你们选择女性的时候最关注的点是什么？”
S君沉思一会儿，然后说是情绪价值。他的答案让两位女性都表示惊讶，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是女性才有情绪价值的需求，而男性并不在意情绪价值。
她们没有来问我。估计觉得我已经是上一代人，早已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就像我们不会去问90高龄的人他们的撕心裂肺的情感之痛一样。
但我忍不住想了一下曾经的自己自己。似乎我没有情绪价值的需求。我很容易被女性外外在的气质吸引。
是的，当时22岁的我，又怎能拒绝那些让人心跳加速的容颜呢？
————
二/六，
那次舞会之后，我彻底陷了进去。
我是那种平时看起来理智冷漠，不太容易沉浸到爱情里的人。可一旦陷进去，就像老房子着火，没救了。
幸福的时候是她把头靠在我的后背上。我在前面骑着车，带着她，在校园的夜色里慢慢穿行。两边是南国的蝉鸣。希望路永远不到头。
幸福的时候是在月色下，和她在草地上促膝而坐。她的腿很长，很美。 月色下，眉宇之间会有一层轻雾。
幸福的时候是在我们去复旦东区门口的馄饨摊吃那一块钱一碗的小馄饨，隔着热气腾腾的雾气之后，她的脸显得格外生动。
我们去Hard Rock喝对于学生来说极其昂贵的啤酒，去红茶馆泡咖啡，装作我们已经像大人一样拥有了生活。
她从来不乏追求者。同系的才子，体育学院的猛男，当然，还有无数的其他男孩子、有钱人、成功人士不停地添乱。 她是个好女子。从来只谈感情。
终于有一天，我们在复旦毛主席像下的草坪上坐着，直到深夜。在草坪上。风吹乱了她的头发，迷住了她的一丝眼梢。她看着我，平静而又热烈地说：
“我们恋爱吧。”
我听着一怔。风吹着她的头发，迷住一丝眼梢。她含笑地看着我，紧张而坚定。我们当时在草地上亲吻，轻轻地低语，轻轻地感受，不打扰任何人。
那一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年轻人的爱情，总是嫌世界太拥挤。那是80年代，没有那么多私密的空间。情侣们像游击队一样，在图书馆的角落、在树林的阴影里寻找一点点独处的时间。
那个周五的晚上，下着暴雨。我们原本计划去上海财大的舞厅，但雨太大，哪也去不了。
“我们在宿舍里跳吧。”寝室里的一个小伙伴提议到。可是现在已经快11点了，去哪里找女生跳舞呢？
另外一个小伙伴建议道，“我们现在去女生楼问一问，谁愿意下来跳舞？”。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是得到了所有人的举手赞成。
我们6个人骑自行车到了女生宿舍，对着她在的寝室窗户。在楼下大喊。
过了一阵子，她一脸惊慌的，披着衣服下来了。她问我们有什么事儿叫他。几个男生嬉皮笑脸的跟她说，我们晚上睡不着，想找人跳舞，问问你们谁感兴趣。她听完哈哈大笑。她说，她们也是刚熄灯，正好也是睡不着。我上去帮你们去问问。
不一会儿，她下来了，带着另外三个不想睡觉的女生。我们兴奋的直吹口哨。
在那个年代，男生是不能进女生寝室的。但是女生似乎可以大摇大摆的进男生寝室。我们骑自行车带着他们。穿过空荡荡的校园。来到回到我们的寝室，寝室的房间不大。
我们把宿舍中间的那个大桌子抬到走廊上。再把一侧的床推了出去。这样大概有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就可以跳舞了。
“灯太亮了。”她皱着眉头说。
于是我们关了灯。寝室的老六找来一个手电筒，用绳子悬挂在双层床的栏杆上，光束直直地打在天花板上，反射出幽暗而朦胧的光晕。制造昏暗的舞厅效果。周围的寝室的人都睡觉了。所以我们不能放太吵的音乐。房间的空间很小。快三是跳不起来的。只能跳慢三或者慢四。
那个时代，每个同学从家来到学校的时候都会带一台录音机。因为要学英语。所以放音乐没有问题。在校园里有人经营录音社。就是你把空白磁带给他，他会帮你翻录成你想要的磁带。每翻录一次费用大概一块钱左右。所以每个人都有十几盘磁带。大家凑在一起，就可以把舞曲都编好了。
窗外是瓢泼大雨，屋内是磁带里流淌出的《卡萨布兰卡》。在这个简陋的、充满霉味和潮气的男生宿舍里，我们像是在伊甸园里一样快乐。
她一直在陪我跳舞。在电筒反光的阴影中，我们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我只感觉她轻盈的身姿，柔软的手，配合着我。我们就这样不紧不慢的跳着。一首接一首。直到天色将明。大家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从晚上12点一直跳到天色泛白。
到清晨五点多的时候，大家都有些困了。来跳舞的几个女生流露出要走的意思。但是又有人提出另外一个疯狂的想法。他建议我们带上吉他去公园草地上去唱歌跳舞。瞬间大家都为这个好想法拍手称快。
于是我们带着吉他，骑着车，像一群不要命的疯子，冲向了共青森林公园。那是凌晨六点，公园里只有几个稀疏晨练的老人。我们在湿漉漉的草地上铺开雨衣，录音机的声音放到最大，开始跳十六步。仿佛昨晚被压抑着跳得不够尽兴，仿佛要把这一生的舞都跳完。
日出的时候，她累了，坐在草地上，背靠着我，看着远处正在苏醒的城市。
她的眼神突然变得有些游离。
“怎么了？”我递给她一瓶汽水。
她抱着膝盖，下巴抵在手臂上，看着远处一栋栋新建的居民楼，轻声说：“我不想回宿舍了。八个人的房间，连转身都困难。每天都要抢水房，抢厕所。我想有个自己的地方，可以随意布置，安心睡懒觉。”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疲惫和渴望。她是上海人，从小在拥挤的弄堂房子里长大。对自己的空间很渴望。“你会给我一个家吗？”
这句话，像一道咒语，击中了我作为男人的全部自尊。
在那个瞬间，我把她的这种渴望，解读为对我能力的考验。我认为，爱她，就要满足她对物质空间的所有想象。这就是我理解的“爱情”。女生给了我青春和美貌，我必须给她安稳和城池。
“我会的。”我握住她的手，两个人的指头相扣，“我去赚钱。我去海南。马上满足你的要求”
那是90年代初，邓小平刚刚南巡。海南成了淘金者的热土，房地产炒得火热。我们去画画工程图纸，也能在那边赚到大钱。
“我去一个暑假，就能赚一万块。有了这笔钱，我们就可以租一个属于我们的小屋。只有我们要的二人世界。”我向她描绘着未来。
一万块钱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那个时代普通工作的月工资是500-600元。一千元工资属于高收入群体。相当于今天一个年薪20万美元硅谷工程师，突然要几个月挣50万美元现金。何况那是我还只是个学生。
她看着我，眼里闪着光，点了点头。
但我没有看到那光芒背后的阴影。
那时的她是学校话剧团的女主角，演完《雷雨》或者《罗密欧与朱丽叶》谢幕时，会有无数男生冲到后台送花。她享受那种被千军万马簇拥的感觉，那时候的我挎着她走在校园里，比征服了世界的将军还要骄傲。
但我忘了，将军是要守城的。如果将军离开了城池去远方征战，那么城池里的美人，还会心甘情愿地守着空城吗？
我以为我去海南是英雄般的远征，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幸福生活在搬砖。但在她看来，这也许只是我为了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一次逃离。我离开上海那天，她没有来送我。她说她怕哭。
我背着简单的行囊，口袋里揣着仅够单程机票的钱，踏上了飞往海口的飞机。下飞机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200块钱了，已经不够我返回的路费。
我满脑子都是那天早上她远眺城市时，期待的目光，和她那句“我想有个自己的地方”。
我不知道的是，当我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我亲手把我们的爱情，推进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漩涡。
（续待）
挪威的森林 （二）
BayFamily (2026-04-11 23:37:12) 评论 (0)《挪威的森林》是一本日本中年油腻男对于青春往事的自我回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女性读者偏多。很少在网上看到男性读者看完这本书的评价。
社会对男性的期待是成熟的智慧，广泛的人脉，充分的财力，无尽的权力。当年辛辛苦苦奋斗获得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又会嫌弃你骂你是个老逼登。
可是男性也是人啊。我们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我觉得让男性读者受用的是他们多少在曾经恋爱的过程中都碰到过小说中的某一类女性。
比如忧郁的直子，天真率性的绿子，成熟体贴的玲子，而绝美的初美。所以故事的片段都会让人陷入往事情感的回忆。作品的语言风格确实是女性体裁。也许每代人都应该写出他们那个时代的青春回忆作品。所以我也想尝试记录一下自己的青春故事。
奥斯陆城市不大。人口也只有70万。认为整个人口也只有500万。但是城市很干净。在积雪天基本上没有什么烂泥。是个女性味道的城市。
这里最有名博物馆，就是蒙克博物馆。一个国家在首都为一个画家命名，一个如此巨大的博物馆，实属少见。
里面最有名的展品就是呐喊这幅画。
这幅画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因为鲁迅的著作呐喊就是用的这个插图。原画总共有三幅，两幅是彩色的，一幅是黑白的，鲁迅呐喊中用的是这幅黑白的。
我一直不觉得是为什么这幅画叫呐喊。因为英文是screaming，应该翻译为尖叫才对。
来到博物馆才知道，作者想表达的是自然之声。就是在主流institution之外的，无论是弱者，还是自然的发出了呐喊。作者是你的灵感在于有一次在黄昏散步，在金色的夕阳下，突然听见大自然的呐喊。这样说，的确比一个女疯子尖叫更有意义。
难道不是么？无声的世界里，他们也是充满愤怒和情绪。无论是有生命的动物，还是没有生命的山川河流，还是被捂住嘴的弱势群体。他们可曾发出愤怒的呐喊，还是只是你听不见。
奥斯陆的市中心有个漂亮的图书馆，简洁漂亮，到处充满女性化色彩。
在二楼的大厅里有这个一副巨幅电子屏幕。
戴上耳机，听见各种花草树木发出的声音。虽然我们知道在物理世界里并不存在这样的声音，一棵植物不会因为开花而发出声音。但是这个作品配上的声音却很奇妙，和植物形态的变化高度吻合。比如植物释放出孢子，去创造下一个生命，那音乐的感觉如同懵懂的爱情一样。
我想这个作品可能是受了《呐喊》的灵感影响。
在美术馆的顶层，可以眺望到整个奥斯陆的海湾景色。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小巧而精致。真是小资的天堂。让我想起北海道的小樽。
市中心除了歌剧院之外，就是这个国家教堂了。教堂朴素的令人发指，好像一个普通的社区教堂一样。里面坐满了圣诞节赶来唱诗的人群。
第一天晚上驴友们陆陆续续都到齐了，大家在一起闲聊。两位女性驴友问S君，"年轻的时候，你们男性选择女性，到底是基于怎样的原则？你们选择女性的时候最关注的点是什么？”
S君沉思一会儿，然后说是情绪价值。他的答案让两位女性都表示惊讶，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是女性才有情绪价值的需求，而男性并不在意情绪价值。
她们没有来问我。估计觉得我已经是上一代人，早已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就像我们不会去问90高龄的人他们的撕心裂肺的情感之痛一样。
但我忍不住想了一下曾经的自己自己。似乎我没有情绪价值的需求。我很容易被女性外外在的气质吸引。
是的，当时22岁的我，又怎能拒绝那些让人心跳加速的容颜呢？
————
二/六，
那次舞会之后，我彻底陷了进去。
我是那种平时看起来理智冷漠，不太容易沉浸到爱情里的人。可一旦陷进去，就像老房子着火，没救了。
幸福的时候是她把头靠在我的后背上。我在前面骑着车，带着她，在校园的夜色里慢慢穿行。两边是南国的蝉鸣。希望路永远不到头。
幸福的时候是在月色下，和她在草地上促膝而坐。她的腿很长，很美。 月色下，眉宇之间会有一层轻雾。
幸福的时候是在我们去复旦东区门口的馄饨摊吃那一块钱一碗的小馄饨，隔着热气腾腾的雾气之后，她的脸显得格外生动。
我们去Hard Rock喝对于学生来说极其昂贵的啤酒，去红茶馆泡咖啡，装作我们已经像大人一样拥有了生活。
她从来不乏追求者。同系的才子，体育学院的猛男，当然，还有无数的其他男孩子、有钱人、成功人士不停地添乱。 她是个好女子。从来只谈感情。
终于有一天，我们在复旦毛主席像下的草坪上坐着，直到深夜。在草坪上。风吹乱了她的头发，迷住了她的一丝眼梢。她看着我，平静而又热烈地说：
“我们恋爱吧。”
我听着一怔。风吹着她的头发，迷住一丝眼梢。她含笑地看着我，紧张而坚定。我们当时在草地上亲吻，轻轻地低语，轻轻地感受，不打扰任何人。
那一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年轻人的爱情，总是嫌世界太拥挤。那是80年代，没有那么多私密的空间。情侣们像游击队一样，在图书馆的角落、在树林的阴影里寻找一点点独处的时间。
那个周五的晚上，下着暴雨。我们原本计划去上海财大的舞厅，但雨太大，哪也去不了。
“我们在宿舍里跳吧。”寝室里的一个小伙伴提议到。可是现在已经快11点了，去哪里找女生跳舞呢？
另外一个小伙伴建议道，“我们现在去女生楼问一问，谁愿意下来跳舞？”。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是得到了所有人的举手赞成。
我们6个人骑自行车到了女生宿舍，对着她在的寝室窗户。在楼下大喊。
过了一阵子，她一脸惊慌的，披着衣服下来了。她问我们有什么事儿叫他。几个男生嬉皮笑脸的跟她说，我们晚上睡不着，想找人跳舞，问问你们谁感兴趣。她听完哈哈大笑。她说，她们也是刚熄灯，正好也是睡不着。我上去帮你们去问问。
不一会儿，她下来了，带着另外三个不想睡觉的女生。我们兴奋的直吹口哨。
在那个年代，男生是不能进女生寝室的。但是女生似乎可以大摇大摆的进男生寝室。我们骑自行车带着他们。穿过空荡荡的校园。来到回到我们的寝室，寝室的房间不大。
我们把宿舍中间的那个大桌子抬到走廊上。再把一侧的床推了出去。这样大概有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就可以跳舞了。
“灯太亮了。”她皱着眉头说。
于是我们关了灯。寝室的老六找来一个手电筒，用绳子悬挂在双层床的栏杆上，光束直直地打在天花板上，反射出幽暗而朦胧的光晕。制造昏暗的舞厅效果。周围的寝室的人都睡觉了。所以我们不能放太吵的音乐。房间的空间很小。快三是跳不起来的。只能跳慢三或者慢四。
那个时代，每个同学从家来到学校的时候都会带一台录音机。因为要学英语。所以放音乐没有问题。在校园里有人经营录音社。就是你把空白磁带给他，他会帮你翻录成你想要的磁带。每翻录一次费用大概一块钱左右。所以每个人都有十几盘磁带。大家凑在一起，就可以把舞曲都编好了。
窗外是瓢泼大雨，屋内是磁带里流淌出的《卡萨布兰卡》。在这个简陋的、充满霉味和潮气的男生宿舍里，我们像是在伊甸园里一样快乐。
她一直在陪我跳舞。在电筒反光的阴影中，我们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我只感觉她轻盈的身姿，柔软的手，配合着我。我们就这样不紧不慢的跳着。一首接一首。直到天色将明。大家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从晚上12点一直跳到天色泛白。
到清晨五点多的时候，大家都有些困了。来跳舞的几个女生流露出要走的意思。但是又有人提出另外一个疯狂的想法。他建议我们带上吉他去公园草地上去唱歌跳舞。瞬间大家都为这个好想法拍手称快。
于是我们带着吉他，骑着车，像一群不要命的疯子，冲向了共青森林公园。那是凌晨六点，公园里只有几个稀疏晨练的老人。我们在湿漉漉的草地上铺开雨衣，录音机的声音放到最大，开始跳十六步。仿佛昨晚被压抑着跳得不够尽兴，仿佛要把这一生的舞都跳完。
日出的时候，她累了，坐在草地上，背靠着我，看着远处正在苏醒的城市。
她的眼神突然变得有些游离。
“怎么了？”我递给她一瓶汽水。
她抱着膝盖，下巴抵在手臂上，看着远处一栋栋新建的居民楼，轻声说：“我不想回宿舍了。八个人的房间，连转身都困难。每天都要抢水房，抢厕所。我想有个自己的地方，可以随意布置，安心睡懒觉。”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疲惫和渴望。她是上海人，从小在拥挤的弄堂房子里长大。对自己的空间很渴望。“你会给我一个家吗？”
这句话，像一道咒语，击中了我作为男人的全部自尊。
在那个瞬间，我把她的这种渴望，解读为对我能力的考验。我认为，爱她，就要满足她对物质空间的所有想象。这就是我理解的“爱情”。女生给了我青春和美貌，我必须给她安稳和城池。
“我会的。”我握住她的手，两个人的指头相扣，“我去赚钱。我去海南。马上满足你的要求”
那是90年代初，邓小平刚刚南巡。海南成了淘金者的热土，房地产炒得火热。我们去画画工程图纸，也能在那边赚到大钱。
“我去一个暑假，就能赚一万块。有了这笔钱，我们就可以租一个属于我们的小屋。只有我们要的二人世界。”我向她描绘着未来。
一万块钱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那个时代普通工作的月工资是500-600元。一千元工资属于高收入群体。相当于今天一个年薪20万美元硅谷工程师，突然要几个月挣50万美元现金。何况那是我还只是个学生。
她看着我，眼里闪着光，点了点头。
但我没有看到那光芒背后的阴影。
那时的她是学校话剧团的女主角，演完《雷雨》或者《罗密欧与朱丽叶》谢幕时，会有无数男生冲到后台送花。她享受那种被千军万马簇拥的感觉，那时候的我挎着她走在校园里，比征服了世界的将军还要骄傲。
但我忘了，将军是要守城的。如果将军离开了城池去远方征战，那么城池里的美人，还会心甘情愿地守着空城吗？
我以为我去海南是英雄般的远征，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幸福生活在搬砖。但在她看来，这也许只是我为了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一次逃离。我离开上海那天，她没有来送我。她说她怕哭。
我背着简单的行囊，口袋里揣着仅够单程机票的钱，踏上了飞往海口的飞机。下飞机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200块钱了，已经不够我返回的路费。
我满脑子都是那天早上她远眺城市时，期待的目光，和她那句“我想有个自己的地方”。
我不知道的是，当我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我亲手把我们的爱情，推进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漩涡。
（续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