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伊朗的“史诗愤怒行动”已经快一周了，全球媒体的报道呈现出一种明显失衡。新闻中可以精确列出美军阵亡人数与受伤情况，也能看到伊朗政权军政人物被定点打击的名单与职衔，但在这些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背后，普通民众的伤亡却极少成为头条焦点。与其说这是单纯的新闻取舍，不如说它暴露出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残酷现实：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生命，在战争的衡量体系中的价值分量是大相径庭的。
事实上，这场由美以发动的突袭在很多伊朗平民眼中是猝不及防的灾难，当外交斡旋看似仍在进行、民众尚沉浸在并无迫近战争感的日常生活中时，凌晨的空袭不仅摧毁了政权核心，更让很多无辜者随之遭殃，其中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伊朗一所女子学校所遭受轰炸的惨剧，据报道约有100多名少年女学生在炮火中丧生。
这次行动美以选择凌晨行动以增强突然性，降低自身风险，并减少目标区域人员活动带来的复杂变量。这种夜间或凌晨突袭的军事逻辑，在军事技术层面上应该是合理的，但在平民视角中，却往往意味着猝不及防的恐惧与混乱，也意味着还会有很多平民在平静的睡梦中失去生命。
当外交斡旋仍在台面上进行、普通民众仍在过着日常生活时，突如其来的空袭无论打击目标如何精准，都可能对周边社区造成溢出伤害。伊朗政权是很邪恶，可问题在于，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往往在西方报道中经常被抽象为“附带损害”或“连带影响”。当媒体用大量篇幅聚焦美国军人的牺牲，而对伊朗无辜平民的伤亡语焉不详时，客观上便向公众传递出一种信息：战争的代价和正义性主要体现在“我们失去了多少军人”，而非“人类失去了多少人”。
这种战争成败的衡量标准并非今日才有。回顾越南战争或海湾战争，真正左右美国国内舆论、进而影响总统决策的关键指标，往往是美军自身的伤亡人数。只要本国军人伤亡维持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比如不死一人，或者不死很多人，战争便更容易被视为“可控”“可行”的正当之举。至于对方平民的死伤，则更多停留在国际媒体道义层面的讨论，而且很难在舆论上对美国战争决策者产生实质性的政治压力。
将战争的正当性建立在“自身低成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所有生命等值”的原则之上，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的功利主义计算。当一个人的生存权因为国籍不同而在舆论天平上轻重有别时，“正义战争”的道德基础就很难得站得住脚了。在这个注重自身人员损耗的计算框架中，战争不再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更像是一场风险评估后的成本收益决策。
即便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区分伊朗政权与伊朗人民，表达对平民的同情或支持，鼓励他们上街游行，清算旧政府，建立新的政权，但这种话语若缺乏切实可行的保护机制，终究难以弥合战争现实带来的创伤。如果谁家有人被误伤或误杀，那么那些原本反伊朗暴政的平民的政治立场甚至都会发生变化，由反政府变为反侵略。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从伊拉克到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最难被修复的，往往不是军事设施，而是被击碎的社会结构与人心秩序。一个国家的未来并不会自动从废墟中生长出来。
真正的战争正义，不应只计算发动者损失了多少士兵，而应衡量它给所有国家、家庭带来了多少不可逆的伤害，当然也包括伊朗这次对邻国报复性的狂轰滥炸，伊朗的目的就是扩大平民的伤亡，把责任推到美以头上。所以，无论国籍如何，平民的死亡都不应被视为统计学意义上的“附带项”。不能因为美国没有死人或死人不多，就可以不在意他国死伤的平民多少。如果人权是普遍的，那么它在战争中也应当适用于任何平民和他们的人权。否则，“正义”二字，终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立场和说辞，而非落到每个人头上的普世原则。
2026.3.4 于美国
“附带损害”：当战争的正义性只取决于美军的伤亡数字
远远的雾 (2026-03-04 05:17:38) 评论 (2)美国对伊朗的“史诗愤怒行动”已经快一周了，全球媒体的报道呈现出一种明显失衡。新闻中可以精确列出美军阵亡人数与受伤情况，也能看到伊朗政权军政人物被定点打击的名单与职衔，但在这些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背后，普通民众的伤亡却极少成为头条焦点。与其说这是单纯的新闻取舍，不如说它暴露出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残酷现实：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生命，在战争的衡量体系中的价值分量是大相径庭的。
事实上，这场由美以发动的突袭在很多伊朗平民眼中是猝不及防的灾难，当外交斡旋看似仍在进行、民众尚沉浸在并无迫近战争感的日常生活中时，凌晨的空袭不仅摧毁了政权核心，更让很多无辜者随之遭殃，其中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伊朗一所女子学校所遭受轰炸的惨剧，据报道约有100多名少年女学生在炮火中丧生。
这次行动美以选择凌晨行动以增强突然性，降低自身风险，并减少目标区域人员活动带来的复杂变量。这种夜间或凌晨突袭的军事逻辑，在军事技术层面上应该是合理的，但在平民视角中，却往往意味着猝不及防的恐惧与混乱，也意味着还会有很多平民在平静的睡梦中失去生命。
当外交斡旋仍在台面上进行、普通民众仍在过着日常生活时，突如其来的空袭无论打击目标如何精准，都可能对周边社区造成溢出伤害。伊朗政权是很邪恶，可问题在于，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往往在西方报道中经常被抽象为“附带损害”或“连带影响”。当媒体用大量篇幅聚焦美国军人的牺牲，而对伊朗无辜平民的伤亡语焉不详时，客观上便向公众传递出一种信息：战争的代价和正义性主要体现在“我们失去了多少军人”，而非“人类失去了多少人”。
这种战争成败的衡量标准并非今日才有。回顾越南战争或海湾战争，真正左右美国国内舆论、进而影响总统决策的关键指标，往往是美军自身的伤亡人数。只要本国军人伤亡维持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比如不死一人，或者不死很多人，战争便更容易被视为“可控”“可行”的正当之举。至于对方平民的死伤，则更多停留在国际媒体道义层面的讨论，而且很难在舆论上对美国战争决策者产生实质性的政治压力。
将战争的正当性建立在“自身低成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所有生命等值”的原则之上，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的功利主义计算。当一个人的生存权因为国籍不同而在舆论天平上轻重有别时，“正义战争”的道德基础就很难得站得住脚了。在这个注重自身人员损耗的计算框架中，战争不再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更像是一场风险评估后的成本收益决策。
即便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区分伊朗政权与伊朗人民，表达对平民的同情或支持，鼓励他们上街游行，清算旧政府，建立新的政权，但这种话语若缺乏切实可行的保护机制，终究难以弥合战争现实带来的创伤。如果谁家有人被误伤或误杀，那么那些原本反伊朗暴政的平民的政治立场甚至都会发生变化，由反政府变为反侵略。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从伊拉克到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最难被修复的，往往不是军事设施，而是被击碎的社会结构与人心秩序。一个国家的未来并不会自动从废墟中生长出来。
真正的战争正义，不应只计算发动者损失了多少士兵，而应衡量它给所有国家、家庭带来了多少不可逆的伤害，当然也包括伊朗这次对邻国报复性的狂轰滥炸，伊朗的目的就是扩大平民的伤亡，把责任推到美以头上。所以，无论国籍如何，平民的死亡都不应被视为统计学意义上的“附带项”。不能因为美国没有死人或死人不多，就可以不在意他国死伤的平民多少。如果人权是普遍的，那么它在战争中也应当适用于任何平民和他们的人权。否则，“正义”二字，终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立场和说辞，而非落到每个人头上的普世原则。
2026.3.4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