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儿”的高中
（一））
高中同学忽然从网上发来我们高中毕业的合影，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自己。二十五年过去，很多同学都叫不出名字，盯着照片看了好久，许多事和人便又回想起来。我就读的红安觅儿高中是个乡镇高中。觅儿高中我读了两回。自我毕业后它就变为初中，觅儿高中就此消失了。我毕业那年全校四个班两百多人，只考取两个，文理各一。我的那些同学，有的后来复读，上了大学中专；有的通过地方干部考试，做了地方官；有的自学，当了律师；有的入伍留在了部队；更多的是做了个体户或小业主。就我所知，同班同学中没一个种田的。我初中同学却有好多还在泥巴田里打滚。因此我常想：如果我国现在就普及高中教育，中国的未来决不一样，至少不用担心城乡差别。
我读高中时农村是劳改犯了事的城里人的地方。我们生是农民，死是农民。到城里去都得地方政府开证明，否则被抓。我十岁时就被组织起来在三十八度以上的温度里割谷插秧。我们常分任务，如割谷，一人几行，我拿着廉刀，割一把，直起腰来望望分给我直通天边的那几行稻谷，绝望得想躺倒：我无论如何完不成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没中饭。七七年开始高考，如洞破漏光，许多同学便没命地学，因为上大学几乎是唯一出路。我不敢想象我没考取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怎么能靠挑大粪过日子。
那时虽然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坚信葫芦会结得比天大，未来因不可预知而浑身充满上进的力量。现在却有点知天命，未来一眼可见尽头，没什么动力了。想想那时，似乎觉得不该就此歇下。
没了学籍
我七八年被觅儿高中开除了学籍，其实什么坏事也没干，只是开学后家里拿不出每天六分钱的蒸饭钱，我一气之下半夜挑起箱子、被子，就着微弱的月光翻山越岭回家了。我放了一星期的牛，父亲又不知从哪儿弄来点钱，哄我回去上学。父亲带着我到了学校，却不知从哪个门进去。我一到学校就看到开除学籍的布告，一大溜学生，我名列其中。但那布告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片纸。父亲耳聋、背驼，在学校里带着我转来转去，说要找学校领导，却找不着领导的门。他那可怜样子我现在想起来还心痛。为了不让父亲碰壁，我本坚决不进教室的，也只好叫父亲回去，自己去了教室。进了教室，却找不到我的座位，我的桌子椅子都没了，简直像一场噩梦。同学们都说我已被开除了学籍。一会班主任进来，叫我去找校长。我便去找校长。校长像是地洞里爬出来的老鼠，整个人就由一双绿豆眼和两只叉出来被烟熏黑的牙代表了。他说你叫蔡幼青啊，你怎么又来了呢。我说我爷叫我来的。他问这些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放牛。他说你回去吧，回去接着放牛，你已经开除学籍了。我说我要读书。他说你被开除了，没有学籍了还读什么书，回去吧。我说我不回去，我要读书，说着就突然哭了。我只觉得对不住父亲。他说你哭也没用，你家里不是穷吗，回去放牛挣工分吧，你没有学籍了，别想再读书了。想到我这辈子再也读不成书，我大哭起来。我不知怎么出的那个老鼠的屋。我躲到学校屋后，抱着书包痛哭了好久，哭得浑身发软才回家去。只得回家放牛。冬天来了，没了草，牛要入栏，我便失业。哥在大队学校教书，便又叫我扛了个板凳冒着寒风到大队的初中复读。
傻儿
第二年我改了名参加高中考试，考上一中，被那老鼠校长告了，说我是被开除学籍的，这一来又没学校要我。老师李良清连夜奔赴县城，求教育局的人，我便被特批招进觅儿高中。去高中报到时我穿条破裤子，打双赤脚，一根扁担挑着破箱子和被子。那是七九年。那时我才注意到学校有好几排房子，房子四周有很多香木树，还有桂花，学校很蓬勃向上的样子。
当时班上有一帮从镇上重点初中考上来的小家伙不知怎么的就喜欢耍弄我。那时我破衣乱衫的，有点呆。我走得好好的，他们就故意过来撞我一下，叫声：“啊呀，你怎么不长眼睛呢？”我站在台阶上，会有人突然推一个人，撞到我身上，把我撞下台阶，然后哈哈笑。这些家伙跟我差不多大，他们不知道我是打架打大的。一回叫老大的小胖子又把我从台阶上推下去，我差点跌倒。我呆呆回到台阶上，走到胖子后面，趁他不备，突然一拳戳在他背窝里，打得他惨叫一声，跌下台阶去。好半天他才换过气来，叫一声：“傻儿！”这之后一个班主任的宠儿居然还敢把我从台阶上往下推。我回身就追他，追上，挥拳就打，他还手，哪有他还手的余地。见敌不过他又转身跑，我穷追。跑进宿舍，他再还手，还是招架不过，便往床下钻。我比他钻得快。我钻到床下把他揪出来，按在地上，骑在他背上挥拳乱打，打得他瘪过气去，哭都哭不出来。我打累了才放开他。他爬起来，跑得远远的大吼一声：“傻儿！”从此没人敢惹我。
(选自蔡铮《生命的走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