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创造的新文化：工农联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立和巩固了《工农联盟》，把《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进程中，从实现使命、组织壮大力量、激发工人和农民的动力等多维度展开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新文化的探索，毛泽东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观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基于组织壮大力量和实现《工农联盟》共同发展的组织建设、基于《工农联盟》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的政策等《工农联盟》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历史性命题，让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农民问题不是孤立地从农民问题出发，而是纳入中华民族的全局，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并切实把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统一起来，进而通过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人民服务统一起来。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和指导思想是大局观下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导向形成的，经历了逐步深化和升华过程。
基于广大的农民需求，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农民渴望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处境，这一需求是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成为《工农联盟》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动力。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作出农民具有强烈革命性和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还通过主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农民夜校》文化学习班等方式，启发引导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的自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上从国内外因素对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作出分析，指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的“农民问题”部分，指出“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制定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造成农民的痛苦强调了农民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更是细化到阶层、阶级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上使用了“贫农”概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上又把地主从农民中划出来，这有利于更加准确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贫困农民具有的革命性。此外，农民的革命意识也经历了一个唤醒过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开办《农民夜校》等补习班、讲演及之后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方式，启发农民认识到被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在于旧制度，这唤起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队伍中的自觉。
在基于壮大革命力量需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论断。在工业革命进程中，中国是后发国家。尽管自洋务运动起中国工业发展进程加快，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国仍然是农业国，工人阶级只占极少数，农民仍占绝大多数。基于这一工农力量的结构性国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实行工农联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192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基于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的情况，得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结论。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应只看见局处的广东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这是毛泽东首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极大的贡献。这次会议只有农民问题是新提出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个专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这个文件强调：“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从中国共产党的三大起，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关注和研究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更为明确地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7] 。到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并在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第一部分分析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对工农联合的意义作进一步阐析，指出工人阶级推翻现存制度斗争中的“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这些都明确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基于实践教训，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没有从中国社会阶级对比力量和当时军阀政治体系的国情出发，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轰轰烈烈领导工人开展城市暴动，力图在较短时间内推翻剥削制度和军阀统治，但由于没有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参与到革命中，不敌强大的军阀体系，遭受挫折。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简称“二七”惨案）。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继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具有重要作用后，从“二七”惨案中又深切认识到仅仅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还不够，需要团结各革命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无产阶级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联盟。
1922年10月底，毛泽东在听取蒋先云、谢怀德、刘东轩等人关于湖南衡阳水口山工人罢工计划时，指示刘东轩、谢怀德次年到岳北搞农民运动工作。
1923年4月，毛泽东再次指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先锋刘东轩、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先锋谢怀德回到他们家乡岳北开展农民运动。经组织发动，岳北农工会于1923年9月16日成立，全国第一个工农联盟的革命组织由此创建。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政治主张，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革命挫折的惨痛教训在于领导农民参与革命不充分。五卅运动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化了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认识。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指出：“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
9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深刻揭示了解决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地位。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由上可见，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为指引，基于党情国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导向展开，不断深化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作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立和不断巩固的《工农联盟》，不是松散的，而是通过组织化，把农民引导到共同发展的组织化体系中，形成血肉相联的《工农联盟》机制。中共一大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提出当时工农联合要做好3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工人回乡时，或在其工作附近的农村向农民作宣传，并帮助建立农民协会（一些时候、场合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工会与农会互派代表，工会设法帮助农会发展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农民如果发生经济或政治上的斗争时，工会应当领导工人加以援助。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所以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部实践考察看，中国共产党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核心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政治目标。其中的子目标之一是通过血肉相联的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聚集起共同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是通过包括了农民协会、革命军队、工农民主政权三个层次的组织效能实现的。
建立农民协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通过领导农民建立协会，推动农民组织化。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农民组织，这一新型农民组织的宣言指出，农民与地主的对抗不可调和，只有推翻不良的经济制度、封建政权，才能改变受剥削、压迫的命运。实际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通过向农民讲授农民运动理论、世界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和自卫军组织方法、农民运动现状和趋势、中国农业情形和改良方法、农村教育、合作运动等政治理论和农民运动理论课程，启发农民参加革命，成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参与到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从中切身感受到只有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汇集成“1+1>2”的强大组织力量，才有能力实现翻身得解放，因而踊跃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领导沿途农民支持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声势迅猛地开展起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清算罚款、取缔高利贷等斗争，建立农民武装镇压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农民运动动摇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可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也是以农民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的实现唤醒农民的过程。觉醒后的农民，坚定地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
毛泽东创造的新文化：工农联盟
yongbing1993 (2026-03-02 05:24:11) 评论 (1)
毛泽东创造的新文化：工农联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立和巩固了《工农联盟》，把《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进程中，从实现使命、组织壮大力量、激发工人和农民的动力等多维度展开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新文化的探索，毛泽东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观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基于组织壮大力量和实现《工农联盟》共同发展的组织建设、基于《工农联盟》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的政策等《工农联盟》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历史性命题，让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农民问题不是孤立地从农民问题出发，而是纳入中华民族的全局，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并切实把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统一起来，进而通过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人民服务统一起来。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和指导思想是大局观下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导向形成的，经历了逐步深化和升华过程。
基于广大的农民需求，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农民渴望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处境，这一需求是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成为《工农联盟》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动力。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作出农民具有强烈革命性和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还通过主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农民夜校》文化学习班等方式，启发引导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的自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上从国内外因素对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作出分析，指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的“农民问题”部分，指出“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制定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造成农民的痛苦强调了农民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更是细化到阶层、阶级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上使用了“贫农”概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上又把地主从农民中划出来，这有利于更加准确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贫困农民具有的革命性。此外，农民的革命意识也经历了一个唤醒过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开办《农民夜校》等补习班、讲演及之后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方式，启发农民认识到被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在于旧制度，这唤起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队伍中的自觉。
在基于壮大革命力量需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论断。在工业革命进程中，中国是后发国家。尽管自洋务运动起中国工业发展进程加快，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国仍然是农业国，工人阶级只占极少数，农民仍占绝大多数。基于这一工农力量的结构性国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实行工农联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192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基于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的情况，得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结论。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应只看见局处的广东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这是毛泽东首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极大的贡献。这次会议只有农民问题是新提出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个专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这个文件强调：“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从中国共产党的三大起，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关注和研究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更为明确地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7] 。到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并在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第一部分分析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对工农联合的意义作进一步阐析，指出工人阶级推翻现存制度斗争中的“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这些都明确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基于实践教训，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没有从中国社会阶级对比力量和当时军阀政治体系的国情出发，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轰轰烈烈领导工人开展城市暴动，力图在较短时间内推翻剥削制度和军阀统治，但由于没有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参与到革命中，不敌强大的军阀体系，遭受挫折。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简称“二七”惨案）。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继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具有重要作用后，从“二七”惨案中又深切认识到仅仅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还不够，需要团结各革命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无产阶级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联盟。
1922年10月底，毛泽东在听取蒋先云、谢怀德、刘东轩等人关于湖南衡阳水口山工人罢工计划时，指示刘东轩、谢怀德次年到岳北搞农民运动工作。
1923年4月，毛泽东再次指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先锋刘东轩、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先锋谢怀德回到他们家乡岳北开展农民运动。经组织发动，岳北农工会于1923年9月16日成立，全国第一个工农联盟的革命组织由此创建。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政治主张，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革命挫折的惨痛教训在于领导农民参与革命不充分。五卅运动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化了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认识。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指出：“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
9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深刻揭示了解决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地位。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由上可见，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为指引，基于党情国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导向展开，不断深化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作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立和不断巩固的《工农联盟》，不是松散的，而是通过组织化，把农民引导到共同发展的组织化体系中，形成血肉相联的《工农联盟》机制。中共一大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提出当时工农联合要做好3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工人回乡时，或在其工作附近的农村向农民作宣传，并帮助建立农民协会（一些时候、场合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工会与农会互派代表，工会设法帮助农会发展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农民如果发生经济或政治上的斗争时，工会应当领导工人加以援助。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所以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部实践考察看，中国共产党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核心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政治目标。其中的子目标之一是通过血肉相联的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聚集起共同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是通过包括了农民协会、革命军队、工农民主政权三个层次的组织效能实现的。
建立农民协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通过领导农民建立协会，推动农民组织化。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农民组织，这一新型农民组织的宣言指出，农民与地主的对抗不可调和，只有推翻不良的经济制度、封建政权，才能改变受剥削、压迫的命运。实际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通过向农民讲授农民运动理论、世界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和自卫军组织方法、农民运动现状和趋势、中国农业情形和改良方法、农村教育、合作运动等政治理论和农民运动理论课程，启发农民参加革命，成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参与到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从中切身感受到只有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汇集成“1+1>2”的强大组织力量，才有能力实现翻身得解放，因而踊跃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领导沿途农民支持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声势迅猛地开展起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清算罚款、取缔高利贷等斗争，建立农民武装镇压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农民运动动摇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可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也是以农民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的实现唤醒农民的过程。觉醒后的农民，坚定地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立和巩固了《工农联盟》，把《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进程中，从实现使命、组织壮大力量、激发工人和农民的动力等多维度展开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新文化的探索，毛泽东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观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基于组织壮大力量和实现《工农联盟》共同发展的组织建设、基于《工农联盟》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的政策等《工农联盟》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历史性命题，让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农民问题不是孤立地从农民问题出发，而是纳入中华民族的全局，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并切实把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统一起来，进而通过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人民服务统一起来。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和指导思想是大局观下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导向形成的，经历了逐步深化和升华过程。
基于广大的农民需求，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农民渴望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处境，这一需求是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成为《工农联盟》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动力。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作出农民具有强烈革命性和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还通过主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农民夜校》文化学习班等方式，启发引导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的自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上从国内外因素对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作出分析，指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的“农民问题”部分，指出“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制定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造成农民的痛苦强调了农民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更是细化到阶层、阶级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上使用了“贫农”概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上又把地主从农民中划出来，这有利于更加准确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贫困农民具有的革命性。此外，农民的革命意识也经历了一个唤醒过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开办《农民夜校》等补习班、讲演及之后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方式，启发农民认识到被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在于旧制度，这唤起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队伍中的自觉。
在基于壮大革命力量需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论断。在工业革命进程中，中国是后发国家。尽管自洋务运动起中国工业发展进程加快，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国仍然是农业国，工人阶级只占极少数，农民仍占绝大多数。基于这一工农力量的结构性国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实行工农联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192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基于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的情况，得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结论。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应只看见局处的广东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这是毛泽东首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极大的贡献。这次会议只有农民问题是新提出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个专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这个文件强调：“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从中国共产党的三大起，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关注和研究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更为明确地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7] 。到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并在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第一部分分析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对工农联合的意义作进一步阐析，指出工人阶级推翻现存制度斗争中的“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这些都明确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基于实践教训，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没有从中国社会阶级对比力量和当时军阀政治体系的国情出发，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轰轰烈烈领导工人开展城市暴动，力图在较短时间内推翻剥削制度和军阀统治，但由于没有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参与到革命中，不敌强大的军阀体系，遭受挫折。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简称“二七”惨案）。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继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具有重要作用后，从“二七”惨案中又深切认识到仅仅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还不够，需要团结各革命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无产阶级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联盟。
1922年10月底，毛泽东在听取蒋先云、谢怀德、刘东轩等人关于湖南衡阳水口山工人罢工计划时，指示刘东轩、谢怀德次年到岳北搞农民运动工作。
1923年4月，毛泽东再次指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先锋刘东轩、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先锋谢怀德回到他们家乡岳北开展农民运动。经组织发动，岳北农工会于1923年9月16日成立，全国第一个工农联盟的革命组织由此创建。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政治主张，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革命挫折的惨痛教训在于领导农民参与革命不充分。五卅运动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化了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认识。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指出：“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
9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深刻揭示了解决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地位。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由上可见，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为指引，基于党情国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导向展开，不断深化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作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
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立和不断巩固的《工农联盟》，不是松散的，而是通过组织化，把农民引导到共同发展的组织化体系中，形成血肉相联的《工农联盟》机制。中共一大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提出当时工农联合要做好3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工人回乡时，或在其工作附近的农村向农民作宣传，并帮助建立农民协会（一些时候、场合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工会与农会互派代表，工会设法帮助农会发展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农民如果发生经济或政治上的斗争时，工会应当领导工人加以援助。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所以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部实践考察看，中国共产党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核心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政治目标。其中的子目标之一是通过血肉相联的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聚集起共同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是通过包括了农民协会、革命军队、工农民主政权三个层次的组织效能实现的。
建立农民协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通过领导农民建立协会，推动农民组织化。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农民组织，这一新型农民组织的宣言指出，农民与地主的对抗不可调和，只有推翻不良的经济制度、封建政权，才能改变受剥削、压迫的命运。实际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通过向农民讲授农民运动理论、世界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和自卫军组织方法、农民运动现状和趋势、中国农业情形和改良方法、农村教育、合作运动等政治理论和农民运动理论课程，启发农民参加革命，成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参与到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从中切身感受到只有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汇集成“1+1>2”的强大组织力量，才有能力实现翻身得解放，因而踊跃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领导沿途农民支持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声势迅猛地开展起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清算罚款、取缔高利贷等斗争，建立农民武装镇压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农民运动动摇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可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也是以农民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的实现唤醒农民的过程。觉醒后的农民，坚定地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