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7日（周二），美国民权领袖、浸礼会牧师杰西·路易斯·杰克逊（Jesse Louis Jackson）去世，享年84岁。家属在声明中确认他“安详离世”，未公布死因与地点。他近年因罕见且较为严重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SP）接受治疗与观察；他曾在2017年宣布罹患帕金森病，相关症状在早期阶段可能与PSP相似。其创立的“彩虹／PUSH联盟”表示，他在家人陪伴下离世。

杰克逊的公共生涯，几乎与美国民权运动之后的政治变迁平行推进。他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的真空年代走到台前，又在奥巴马当选前很久就两度冲击白宫。他没有成为总统，也没有拥有金那样“无可争议的道德高度”，但凭借语言的力量、惊人的精力与不甘于退场的雄心，他成为一个在种族记忆仍鲜明、黑人政治力量仍更多是愿望而非现实的年代里，极具影响力的道德与政治人物。



一、格林维尔：隔离制度里的“二重局外人”

杰克逊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不简单。

他1941年10月8日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原名杰西·路易斯·伯恩斯（Jesse Louis Burns）。母亲海伦·伯恩斯（Helen Burns）当时只有16岁，是高中鼓号队的领队，因花腔女高音的歌声在当地小有名气；生父诺亚·路易斯·罗宾逊（Noah Louis Robinson）住在隔壁，是一位体格健壮、颇有压迫感的前拳击手，但当时已婚。生父没有参与儿子的抚养，这在杰克逊成长中成为一种持续的羞辱。

1943年，母亲嫁给查尔斯·杰克逊（Charles Jackson）。他是母亲在理发店认识的一名擦鞋工，后来参军。查尔斯并没有立刻收养杰西，直到14年后才正式办理收养手续。两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杰西被送去与外祖母同住，在拐角处一间狭窄的木屋里长大。

传记作者与身边人常说，他小时候“孤独、敏感、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同学嘲弄他是“没有爸爸的无名之辈”。有人形容他是一个“委屈、阴郁的小男孩”。

他也在最典型的“吉姆·克劳时代”成长：种族隔离是制度，也是日常。他多年后回忆起在面包店打工时看到的两只饮水机：一个给白人，一个给黑人；也记得母亲第一次带他坐公交车时，如何牵着他走到后排座位——那是隔离秩序最直观的细节之一。

但他并不只是一名受害者式的叙事人物。他从小就显示出惊人的语言天赋与能量。高中英语老师说他“胆子大得不寻常，从不怯场”，并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朋友也说他“能把话说穿一只山羊”。

他后来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自己并非“缺父”，反而是“父亲富余”——生父与养父是朋友；他把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尊严感”归因于生父，并说那也是驱动他去相信“自己能改变南方、能参与民权运动、甚至能竞选总统”的来源。



二、北方的“自由”与幻灭：只是“换了个地方”

1959年，杰克逊从格林维尔毕业后，靠橄榄球奖学金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这让他第一次离开南方隔离制度。

但他很快体验到他后来讽刺为“北方传奇般的自由主义”。他回忆，自己在南方反而从未被当面叫过最刺耳的种族辱称，但在北方校园里却被学生用这种词嘲弄。

他把这种体验概括得很冷峻：“那和南卡罗来纳一样，只是换了个地方。”

这种挫败感让他转学到北卡罗来纳农工州立大学（当时的历史性黑人院校）。在那里，他找回熟悉的文化节奏。朋友回忆，他房间里常播放玛哈莉娅·杰克逊（Mahalia Jackson）的福音音乐；他成为兄弟会领袖，最终当选学生会主席。

他也在这里爱上杰奎琳·拉维尼娅·布朗（Jacqueline Lavinia Brown，昵称Jackie）——一位同样有活力、强势而坚定的女性。1962年除夕夜两人结婚，不久长女桑蒂塔（Santita）出生，随后12年间又有四个孩子。这个家庭在他此后六十年的公共生涯风浪中一直存在——既是支撑，也时常被卷入风暴。



三、从犹豫到领头：格林斯伯勒、被捕与“监狱信”

杰克逊回到南方时，民权运动的潮水已至。1960年2月，北卡农工的四名学生在格林斯伯勒伍尔沃斯百货的隔离午餐柜台静坐，成为全国性事件。

一开始，他并没有立刻投入抗议。但当他参与后，很快成为组织者。

1963年6月，他带领数百名学生游行进入市中心，第二天被捕。他甚至在狱中勾勒一封“来自格林斯伯勒监狱的信”，其结构明显模仿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监狱来信”。这封信后来是否完成、是否发表并不确定，但这种“以语言占位”的冲动，几乎预告了他之后几十年的公共风格：他不仅参与历史，他也急于在历史文本里留下自己的位置。

大学期间他曾考虑学法律，但最终选择走向牧职。1964年毕业后，他进入芝加哥神学院学习。然而对于他这样的性格而言，那是一个“无法安静读书”的年代。

四、塞尔玛时刻：跳上桌子，直闯金的核心圈

1965年3月，塞尔玛镇压黑人示威者的画面震惊全美。杰克逊“受不了坐着看”。他爬上神学院食堂的桌子，号召同学南下。约20名学生和三分之一教师响应，队伍一路南下。

在那里，他向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主动“递上自己”。有人觉得他“越界”，像是把自己当成拥有权威的人，但这也恰恰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主动、进攻、强烈的自我确信。

六个月后，他成为SCLC最年轻的工作人员之一，被派往芝加哥负责“面包篮行动”（Operation Breadbasket）——这是一个通过抵制施压、迫使白人企业雇佣黑人、采购黑人承包商服务的经济运动。到1967年，他已因推动该项目而获得全国声誉。毕业前六个月，他干脆中止神学院学业，投身运动一线，后来在芝加哥一所教会完成按立。

金不仅是他的精神偶像，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渴望的“父亲角色”。阿伯内西曾评价说：“杰西想成为马丁。”

五、1968：洛林汽车旅馆的枪声，随后是围绕他的一生争议

1968年4月4日，孟菲斯洛林汽车旅馆。

马丁·路德·金在二楼阳台与同僚谈笑，楼下停车场的杰克逊与他对话。枪声突然撕裂一切。多年后，杰克逊在1984年前往旅馆（已成民权地标）时对记者回忆：“我们希望只是手臂，但子弹击中了他的脖子。”他还在旅馆房间内对记者说：“这是受难的现场。”

枪击后，他是冲向金的几名助手之一。争议发生在之后。



当晚他赶回芝加哥。第二天早上，他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穿着那件橄榄色高领毛衣，衣服上有血迹。他在芝加哥市议会纪念仪式上说：“我胸前有金的血迹。”并说：“他经历了某种‘受难’，我在那里，也会在‘复活’时在那里。”

他至少一次暗示自己是最后与金说话的人，并抱着他血淋淋的头。其他在场者否认，称并无此事。杰克逊的说法后来也在“抱着头”与“伸手靠近”之间变化。

这件事让他在金的核心圈中长期遭到指责：有人认为他在枪击的混乱与悲痛中试图“抢占第一悼念者”的位置；也有人指出，枪击后的混乱造成多种互相矛盾的叙述，难以完全还原每个人的具体动作与位置。多年后，即使最愤怒的批评者也有人选择“与之和解”。阿伯内西在1987年曾说：“我希望上帝已经原谅了他。”

杰克逊自己称那些指责是“诽谤”，并认为外界误解了他的言行，也忽视了SCLC内部在孟菲斯之前就存在的裂痕。但这场争议几乎预示了他往后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人能替代金，杰克逊就是那个用一生最努力尝试接近那个位置的人。

1971年末，他与阿伯内西彻底决裂，被以“行政不当与多次违反组织政策”为由停职60天。他被推离制度体系，却因此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六、政治在召唤：从道德运动到选票工程

摆脱SCLC的组织层级后，他成为“无处不在”的公共人物：在美国各地奔走，也活跃于海外议题与行动。他开始思考政治的另一条路径。

1971年，他就曾试探建立新政党的可能。1980年，他为卡特总统竞选连任奔走，随后更明确地意识到：他在登记黑人选民方面的能力，使他成为民主党无法忽视的力量。

1984年，他决定为自己而战，建立“国家彩虹联盟”作为竞选载体，成为继1972年雪莉·奇泽姆之后第二位冲击主要政党总统提名的黑人候选人。



他把自己的政治共同体定义得极其直接：

“我的选民是绝望者、被诅咒者、被剥夺者、被不尊重者与被轻蔑者。他们焦躁不安，渴望解脱。”

在198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以讲坛般的滚动节奏说出那句后来被频繁引用的宣告：

“我的选民是那些‘被遗弃的人’。”

七、1984：人质斡旋、语言革新与一次自伤式风暴

1984年的竞选展现了他作为“叛逆候选人”的潜力，也暴露了前路的地雷。

他在国际斡旋中发挥影响力。那一年，他促成48名古巴及古巴裔美国囚犯获释，也促成美国海军中尉罗伯特·古德曼（Robert Goodman）获释（古德曼是一名被扣押的非裔飞行员）。这些行动使他在国内政治之外也获得国际声望。

他还推动“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这一称谓更广泛进入公共语言，强调被奴役者后裔的历史来源与尊严。

但竞选启动不久，他在与黑人记者的私下谈话中使用反犹辱称形容纽约犹太人聚居区，引发巨大风波。他最初试图否认相关报道，随后道歉。这场争议长期笼罩其政治生涯，并加深部分选民对他的疑虑。他与路易斯·法拉坎（Louis Farrakhan）关系暧昧、又在相关议题上反应迟缓，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尽管他后来也公开称某些言论“不可接受”。

尽管如此，他仍在初选中赢得约320万票，位列第三，仅次于加里·哈特（Gary Hart）与最终提名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他在旧金山大会上长达50分钟的演讲，被视为那场注定失败的民主党选战中最强烈的情绪高潮之一。



八、1984大会：裂缝中的道歉与“把账算在头上”

旧金山民主党大会上，民主党内部裂痕明显，部分分歧因他的竞选而加深。他在演讲中试图把对“忠诚度”的质疑放到身后，用福音式语气、圣经意象与自我检视来求得团结。

他说：“如果我让任何人感到不适、造成痛苦、或唤起某些人的恐惧，那并非我最真实的自己。把这笔账算在我的头上，而不是我的心上。”

他把美国比作一床拼布被：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议题的碎片应该被缝合在一起，让每一块都有声音。



九、1988：更强的候选人，更经典的演讲

1988年，他再度参选，这一次以“党内重量级人物”的身份回到赛道。他在“超级星期二”中在21个州里有16个州位列第一或第二，最终在初选与党团会议中赢得近700万票，约占总票数29%，获得13场胜利，位列第二，最终提名由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获得。

亚特兰大民主党大会上，他再次用演讲震动全场。他把自己的贫困、被遗弃、隔离童年与“彩虹联盟”的愿景缝在一起，对那些被叫作“下等人、失败者、无名之辈”的人说：“当你看见杰西·杰克逊，当我的名字被提名，你的名字也被提名。”

他反复强调“共同立足点”（common ground），并喊出那句最著名的结束语：

“Keep hope alive! Keep hope alive! Keep hope alive!”

（“让希望延续”——这是一种布道式的吟唱式口号，意在不断重复中凝聚共同情绪与行动意志。）

这场演讲当即被称为美国政治演说经典。



十、他不再参选，但改变了民主党“游戏规则”

1988年之后，杰克逊一度犹豫下一步：他考虑过参议员、华盛顿市长，但最终没有开启新的主流选举征程，也因此被讥讽“只会说话”。

然而，他对民主党的改变并非停留在演讲。他推动初选代表分配从“胜者通吃”转向按比例分配，这改变了党内竞选逻辑：即便候选人没有赢下一州，也可能凭比例拿到代表，为后来逆袭型候选人创造空间。分析认为，这些变化后来帮助奥巴马在2008年初选中完成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逆转。

他因此被视为奥巴马时代政治通道的“先行者”之一：他证明了黑人候选人的可行性，也改变了党内规则，使更多候选人能在制度上“活下来”。

十一、一个不完美的人：自我神话、争议与家庭裂缝

杰克逊的语言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麻烦。他的自我推销本能、对叙事中心的强烈渴望，以及个人生活与政治联盟中的瑕疵，使他不断陷入争议。

斯坦利·克劳奇（Stanley Crouch）曾评价说，他“注定会被自己把人生神话化的冲动所拖累”。

2001年，他承认自己与一名前助手有婚外情，并育有女儿阿什莉（Ashley）。2008年奥巴马竞选期间，他因对奥巴马的言论被公开批评并道歉；他的儿子、当时担任国会议员的杰西·杰克逊二世还罕见地公开“严厉回怼”，称父亲应把个人攻击留给自己。

其子杰西·杰克逊二世后来因挪用竞选资金购买个人物品（金额高达75万美元）入狱，给这个家族政治遗产再添阴影。杰西曾在2024年请求拜登赦免儿子，但未获批准；而杰西二世在2026年宣布计划重返选举。



十二、他自称“道德领袖”：大写的政治

杰克逊始终强调，他更像一名道德领袖，而不是传统政治人物。

他在1988年华盛顿一次黑人律师大会上说：

“我的使命是改变美国人的思想。这不仅仅是政治——小写的‘政治’——比如代表和选票；而是政治——大写的‘政治’——指的是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自我认知。”

这段话在很多人看来，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定位：他想改变的不只是席位，而是公众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理解尊严与共同体。

十三、未完成的愿景：那座“难以跨越的桥”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金研究与教育研究所负责人克莱伯恩·卡森（Clayborne Carson）认为，杰克逊被困在两个时代之间：他出现得太晚，无法像金那样成为无可争议的英雄；又出现得太早，难以像奥巴马那样赢得最高职位。

卡森说，如果杰克逊未能实现最大梦想，他也并非唯一一个如此的人：

“在他最美好的想象中，他认为自己能够团结国家，既能吸引白人工人阶级，也能吸引贫困的黑人，让他们团结起来推动经济变革。但这在美国政坛一直是个梦想，自美国政治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当这个梦想不得不面对现实时，它就成了一座难以逾越的桥梁。”

这种评价点出杰克逊故事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他最宏大的愿景并不只属于他个人，而是美国政治长期反复出现、又反复失败的愿望。

十四、外交斡旋与制度之外的胜利

即便争议不断，杰克逊仍在制度外实现过一些实质性成果。

1984年，他促成古巴与古巴裔美国囚犯获释，并推动美国海军中尉罗伯特·古德曼获释。1999年，他又促成三名在当时的南斯拉夫被扣押一个多月的美军士兵获释。

2000年，他获得总统自由勋章——美国最高平民荣誉。

十五、晚年：疾病阴影下仍不肯退场

在晚年，他逐渐成为民权运动的“元老”式人物——连接1960年代与当代的桥梁。很多年轻白人已不再觉得“白宫里出现黑人总统”有何奇怪，他正是见证这种心理变化的人之一。

2008年奥巴马胜选夜，芝加哥格兰特公园人群欢呼，镜头捕捉到杰克逊泪流满面。他后来解释，他是为那些没有看到这一天的人而哭：金、阿伯内西、梅德加·埃弗斯、范妮·卢·哈默，以及南方运动者。

他健康状况在近年明显下滑。2021年8月，他与妻子感染新冠住院；同年11月，他在华盛顿霍华德大学抗议活动中摔倒撞到头部住院。2021年他在华盛顿推动国会保护投票权时被捕，同年也参与推动刑事司法改革的游行。

2017年，他宣布罹患帕金森病，后来家属披露实际诊断为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SP）。他仍然尽可能出现在公共场合。2023年，他宣布将卸任彩虹／PUSH联盟主席，距离他创立这一组织已超过半个世纪。202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安排登台致敬；那一年，卡玛拉·哈里斯成为首位领衔主要党派总统竞选的黑人女性。

十六、拼布被：把碎片缝成共同体

在1988年大会演讲中，杰克逊讲过祖母在格林维尔缝拼布被的故事：她买不起毯子，却没有抱怨，也没有让家人挨冻。她把旧布料——羊毛、丝绸、华达呢、粗布袋——那些“几乎只配擦鞋的碎片”，一针一线缝在一起，做成一条“美丽而有力量、有文化”的被子。

他借此呼吁民主党把各种群体像拼布那样缝合：

“像我祖母一样聪明，把碎片拼在一起，用一条共同的线缝住。当我们形成一床团结与共同立足点的拼布被，我们就能为国家带来医疗、住房、工作、教育与希望。”

杰克逊的政治旅程在很多意义上确实“未完成”。但正如卡森所说，未完成也并非他一人独有——那是美国政治长期面对的难题：如何跨越阶级与种族裂缝，把“工人阶级白人”与“贫困黑人”拉到同一条经济变革的战线之上。

杰克逊曾把自己的使命定义为“大写的政治”：改变思想与自我认知。也正因此，他的遗产不仅在于他赢过多少选票、拿过多少代表席位，更在于他把许多原本被排除在外的人带进公共叙事之中，并为后来者打开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