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好几篇城里关于纪念和反思六四的文章，虽然和文学城的缘分很久，但是，规律写字和阅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也因此错过了不少精彩华章，比如，石头村同学关于六四的记忆，当真都是极有价值的。
昨天读到为人父，还有野彪关于六四的文章，有话想说。为人父说，相对于八九学运来说，文革中的群众更有理性，而学运的学生们更理想主义。但无论是文革还是学运有一个共同点，即绝大多数参加运动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希望社会更加公平…
这也许就是我之前分享的，“一个群体对过去的理解，需要通过持续的讨论、记录和传承来维持。如果某些历史事件很少被公开讨论，亲历者记得，下一代知道得模糊；再下一代可能完全陌生。结果是不同世代对同一段历史的理解差异越来越大。”
当真如是，同样一个文革，同样一个六四，同样都在经历着，或是阅读着，却有着天壤之别的或认知，或感受。文革中的群众更有理性？难道是我的阅读和感受欺骗了我？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我可是买了一本回来读的。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何悲惨地离去？是因为群众的理性？还说，文革和学运有个共同点，即，都是希望社会更加公平。为人父同学，你是从哪里读到的，或是你个人经历过的，文革的参与者，是希望社会更公平？所以呢？杀到人家里去打砸抢，就合理了？只要我有良好意愿，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什么逻辑啊？
同样，野彪同学的关于六四随想，也是我不敢苟同的。大致意思，之前他也是反对镇压六四的，现在看到中国欣欣向荣，觉得当初的镇压是合理的。言下之意，他是越活越明白了。呵呵，我怎么恰恰和他相反呢？当初对镇压六四还懵懵懂懂，也是会担心中国会如前苏联般动荡和休克，但我并没有因为当今中国的繁荣，就认同镇压六四的合理或是正确，相反，我是越活越反对如是的，只要结果正义，管他程序的胡作非为。
我在想，是不同文化，或是不同价值观，才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知？
和ChatGPT 有了一番对话。她说，德国哲学家康德会认为，不正义的手段，不能因为带来了好的结果就变成正义。例如，警察为了抓到凶手，刑讯逼供；法官明知证据不足，却判一个大家都认为有罪的人有罪。即使最后真的抓到了坏人，程序仍然是不正义的。因为一旦允许为了好结果破坏规则，那么今天破坏规则对付坏人，明天也可能对付好人。所以现代法治国家特别强调，程序正义本身就是正义的一部分。
功利主义者的观点则不同，认为结果更重要，代表人物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认为判断行为好坏，最终要看它产生了什么结果。如果一个不太完美的过程，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战争时期的一些特殊措施；紧急状态下限制部分自由。这种思路强调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估计野彪也是这个思路。觉得，镇压六四的结果，中国人后来都过上了好日子，所以，镇压对于当下那个时代，是对的。这个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邓小平不是说嘛，“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里其实隐含着较强的结果导向。很多人会认为，只要社会发展了，百姓生活改善了，那么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似乎就可以被原谅。但反对者，诸如我，会追问，如果今天为了好的结果可以牺牲程序，牺牲那么多的无辜者生命，那么谁来保证明天不会为了另一个“好结果”牺牲更多人的权利？
如果1989年没有强力镇压，中国可能陷入动荡；而后来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数亿人脱贫、生活水平提高，因此镇压虽然残酷，但结果证明它是必要的。
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结果论”思维，程序正义完全不重要。即用后来的结果来评价当时行为的正当性。但这个观点面临几个重要问题。一，结果好，不一定能证明手段正确。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一个医生未经病人同意，强行实施手术，最后病人痊愈了。那么，病人痊愈是好结果；但侵犯病人自主权的行为未必因此变得正当。
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代斯 的思想常被概括为：“政府如果成为违法者，就会培养人们蔑视法律。”意思是,如果正义只能靠破坏规则来实现，那么规则最终也会失去权威。
一般来说，很多人年轻时更容易相信，结果正义最重要。经历得多一些后，往往会发现，过程不正义所造成的伤害，常常会在未来以新的形式出现。因此，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追求的通常不是，结果正义或者程序正义二选一。而是尽可能通过正义的程序，实现正义的结果。是的，这就是我的心路历程，和野彪的恰恰相反。
活到如今的年纪，我的确更重视：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生命权，所以，六四事件走到天边，在我看来都不能翻出花来。即，无论结果如何，国家都不应以武力对待和平表达诉求的民众。
顺便说一句，我六四当天，在自己的朋友圈截屏分享了一下。以前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常常是无法发送成功。这次不同了，发送成功了。我当时还一阵恍然，或是欣喜，中国舆论环境进步了？呵呵，后来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是魔高一丈了。即，手段更升级了。我自己是成功发出去了，但也只有我自己可以看见。他们/系统对所有人自动屏蔽了我的朋友圈。即，朋友看上去，是我屏蔽了他们。其他功能似乎正常，直到我发现，我给朋友圈的留言点赞，朋友都是看不见的。
先生又说我了，何苦呢。我是无所谓了，早就做好了准备，哪怕微信不可用了。同时，我也坚信，我这小鱼小虾，他们也犯不着。果然，48 小时后被解禁了。我对他说，除非拿了我的命去，否则，想说的话必须说，往小里说，这对我的身心健康有益；往大里说，我自认自己有社会责任。我希望我们的后代，因为我们的点滴努力，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哪怕什么都改变不了，至少我努力了。历史上许多重要的进步，本来就是无数普通人的微小努力累积而成的。如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是的，我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在创造我希望拥有的诗意的世界。往大里说，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对真诚的坚持，是对荒谬的警惕，以及不愿完全被现实吞没的精神空间。往小里说，是一篇真诚的文字，是一次拒绝随波逐流的发言，是一个被认真倾听的人，还有是一个因此变得更自由、更勇敢的孩子....
“六四”和文革可以相提并论吗？-- 和为人父/野彪等博友探讨
Oasisflying (2026-06-06 09:56:31) 评论 (5)最近读了好几篇城里关于纪念和反思六四的文章，虽然和文学城的缘分很久，但是，规律写字和阅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也因此错过了不少精彩华章，比如，石头村同学关于六四的记忆，当真都是极有价值的。
昨天读到为人父，还有野彪关于六四的文章，有话想说。为人父说，相对于八九学运来说，文革中的群众更有理性，而学运的学生们更理想主义。但无论是文革还是学运有一个共同点，即绝大多数参加运动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希望社会更加公平…
这也许就是我之前分享的，“一个群体对过去的理解，需要通过持续的讨论、记录和传承来维持。如果某些历史事件很少被公开讨论，亲历者记得，下一代知道得模糊；再下一代可能完全陌生。结果是不同世代对同一段历史的理解差异越来越大。”
当真如是，同样一个文革，同样一个六四，同样都在经历着，或是阅读着，却有着天壤之别的或认知，或感受。文革中的群众更有理性？难道是我的阅读和感受欺骗了我？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我可是买了一本回来读的。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何悲惨地离去？是因为群众的理性？还说，文革和学运有个共同点，即，都是希望社会更加公平。为人父同学，你是从哪里读到的，或是你个人经历过的，文革的参与者，是希望社会更公平？所以呢？杀到人家里去打砸抢，就合理了？只要我有良好意愿，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什么逻辑啊？
同样，野彪同学的关于六四随想，也是我不敢苟同的。大致意思，之前他也是反对镇压六四的，现在看到中国欣欣向荣，觉得当初的镇压是合理的。言下之意，他是越活越明白了。呵呵，我怎么恰恰和他相反呢？当初对镇压六四还懵懵懂懂，也是会担心中国会如前苏联般动荡和休克，但我并没有因为当今中国的繁荣，就认同镇压六四的合理或是正确，相反，我是越活越反对如是的，只要结果正义，管他程序的胡作非为。
我在想，是不同文化，或是不同价值观，才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知？
和ChatGPT 有了一番对话。她说，德国哲学家康德会认为，不正义的手段，不能因为带来了好的结果就变成正义。例如，警察为了抓到凶手，刑讯逼供；法官明知证据不足，却判一个大家都认为有罪的人有罪。即使最后真的抓到了坏人，程序仍然是不正义的。因为一旦允许为了好结果破坏规则，那么今天破坏规则对付坏人，明天也可能对付好人。所以现代法治国家特别强调，程序正义本身就是正义的一部分。
功利主义者的观点则不同，认为结果更重要，代表人物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认为判断行为好坏，最终要看它产生了什么结果。如果一个不太完美的过程，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战争时期的一些特殊措施；紧急状态下限制部分自由。这种思路强调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估计野彪也是这个思路。觉得，镇压六四的结果，中国人后来都过上了好日子，所以，镇压对于当下那个时代，是对的。这个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邓小平不是说嘛，“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里其实隐含着较强的结果导向。很多人会认为，只要社会发展了，百姓生活改善了，那么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似乎就可以被原谅。但反对者，诸如我，会追问，如果今天为了好的结果可以牺牲程序，牺牲那么多的无辜者生命，那么谁来保证明天不会为了另一个“好结果”牺牲更多人的权利？
如果1989年没有强力镇压，中国可能陷入动荡；而后来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数亿人脱贫、生活水平提高，因此镇压虽然残酷，但结果证明它是必要的。
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结果论”思维，程序正义完全不重要。即用后来的结果来评价当时行为的正当性。但这个观点面临几个重要问题。一，结果好，不一定能证明手段正确。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一个医生未经病人同意，强行实施手术，最后病人痊愈了。那么，病人痊愈是好结果；但侵犯病人自主权的行为未必因此变得正当。
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代斯 的思想常被概括为：“政府如果成为违法者，就会培养人们蔑视法律。”意思是,如果正义只能靠破坏规则来实现，那么规则最终也会失去权威。
一般来说，很多人年轻时更容易相信，结果正义最重要。经历得多一些后，往往会发现，过程不正义所造成的伤害，常常会在未来以新的形式出现。因此，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追求的通常不是，结果正义或者程序正义二选一。而是尽可能通过正义的程序，实现正义的结果。是的，这就是我的心路历程，和野彪的恰恰相反。
活到如今的年纪，我的确更重视：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生命权，所以，六四事件走到天边，在我看来都不能翻出花来。即，无论结果如何，国家都不应以武力对待和平表达诉求的民众。
顺便说一句，我六四当天，在自己的朋友圈截屏分享了一下。以前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常常是无法发送成功。这次不同了，发送成功了。我当时还一阵恍然，或是欣喜，中国舆论环境进步了？呵呵，后来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是魔高一丈了。即，手段更升级了。我自己是成功发出去了，但也只有我自己可以看见。他们/系统对所有人自动屏蔽了我的朋友圈。即，朋友看上去，是我屏蔽了他们。其他功能似乎正常，直到我发现，我给朋友圈的留言点赞，朋友都是看不见的。
先生又说我了，何苦呢。我是无所谓了，早就做好了准备，哪怕微信不可用了。同时，我也坚信，我这小鱼小虾，他们也犯不着。果然，48 小时后被解禁了。我对他说，除非拿了我的命去，否则，想说的话必须说，往小里说，这对我的身心健康有益；往大里说，我自认自己有社会责任。我希望我们的后代，因为我们的点滴努力，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哪怕什么都改变不了，至少我努力了。历史上许多重要的进步，本来就是无数普通人的微小努力累积而成的。如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是的，我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在创造我希望拥有的诗意的世界。往大里说，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对真诚的坚持，是对荒谬的警惕，以及不愿完全被现实吞没的精神空间。往小里说，是一篇真诚的文字，是一次拒绝随波逐流的发言，是一个被认真倾听的人，还有是一个因此变得更自由、更勇敢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