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亮5808:六十年前考科大

科大瞬间 (2026-06-07 20:29:03) 评论 (0)

刘清亮5808:六十年前考科大



一波三折考上科大

回首逝去的岁月,有的犹如烟云一飘而过,毫无记忆;可有的往事并不如烟,苦难让你刻骨铭心,坎坷让你不会忘怀。我考中国科技大学经历了一定的波折,也成了一生的转折点。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只有爸爸在济南机车工厂工作,月薪为38元。妈妈长期有病,看病吃药,还需要补品增加营养。哥哥在大连工学院读书,也不能太难为他。还有年迈的奶奶,妹妹以及年幼的弟弟。我高中毕业时遇到高考和就业的选择,家里有三种意见:妈妈想让我到父亲的工厂工作,哥哥知道我学习好,希望我考大学,爸爸则左右为难。我当然有升学当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梦想,同时又深知家庭的经济困难,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临近高考的时候,和我情况类似的三五个同学聚在一起商量,最后决定先顾眼前,放弃高考,日后再图发展。这样一来,别的同学都全力以赴准备功课,我们三五个东逛逛西走走,十分悠闲,与别的同学形成了两个世界。

班主任张老师见我无事,让我帮他抄写毕业生鉴定表里的政治表现,我完成后交给他。张老师有点凝重地说:“你留一下,有件事想跟你说说。”看来张老师是几经考虑后才向我吐露的。

张老师教我们历史课,有相当的阅历,知识渊博,高中一二年级一直是我们的班主任。但是他曾当过国民党的中校教官,有“历史问题”。1958年左倾政治气氛加重,我们到高三换了另一位政治教员当第一班主任,他只能当第二班主任。那一天张老师坦诚地告诉我:“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属于中国科学院主管,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大学,很有发展前途。你学习优秀,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都好。今年注重政治条件,你不参加高考就会失去一个机会,你再考虑考虑。不过明天早上一定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中午前学校要把报名表上交市教育局。”

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最终,还是不愿中止自己的学业,又受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个科学家摇篮的激励,下定决心试试自己的运气。第二天一早,我要了报名表,匆匆到阅览室借了份人民日报,翻阅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广告,因为热爱化学并渴望投身原子能事业,就报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作为第一志愿送了上去。

这时候离高考仅有一个月,我才开始准备功课。高考第一门语文是我的弱项,作文还没有写完就被迫交卷,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想到考不上大学就去工厂上班,也没有太沮丧。第二门考数学,下了考场同学间相互核对答案,我发现自己全对了,心里才有了点底。物理有一道题计算错了,但公式是对的,化学和外语则是我的强项。

高考刚结束,全部学生就被拉到黄河大堤参加抢险。我们晚上到达指定地点,只见河堤上马提油灯的灯火晃来晃去,人流穿梭。滚滚黄河水与岸同高,一望无际,狂风掀起的大浪拍打着堤坝,真有“城欲摧”之势。我们的任务是从堤下用麻袋装上泥土,背上河堤进行加固。我们刚高考完毕,体质下降,一麻袋湿漉漉的泥土压在肩上,脚下又是滑滑的泥巴,爬坡比登天还难,也只能咬着牙干。我们每天吃的是从城里送来的硬锅饼和咸菜,不少人的肠胃受不了。这样干了一周,险情缓解,上级才把这批学生替换下来。

我回到学校,算算离拿通知书还有一个多月,听说火车站在招募劳动力,每天一元两毛钱,我就去报了名,想挣点钱,减轻家里负担。火车站的工作任务是把堆积如山的炉煤渣抬走,两人一个箩筐,用铁锹铲满后抬到几百米外的地方。上午8:00到11:30,下午2:00到5:30,当时正值酷暑,每天我从学校走到火车站,鞋穿坏了两双,流了很多汗,不过这种劳动比起在黄河大堤抢险还是轻松了不少。每天除去四毛的饭钱还能剩八毛,一个多月下来有近30元钱到手,心里挺高兴的,盘算着无论考不考得上大学,都给自己买双球鞋。球鞋那时是时髦东西,打球时轻便又耐磨,不像家里做的布鞋,经常打球的话,两周就能把布鞋鞋底磨穿。

临近发通知书的时候,我拿个小板凳、夹着本书,在村里那棵大槐树下边乘凉边等邮递员的到来。街坊邻居也知道我在焦急等待高考发榜。解放后我们村已有两个人考上大学,一个是我哥哥1955年考上大连工学院,另一个是村西头李家的孩子1956年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

第三天下午,身着绿制服、脚蹬绿自行车的邮递员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有刘清亮的信。我一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公文信封,喜从心来。打开信封一看,果然,我被录取到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我高兴得情不自禁,腾的一声跳了起来,并脱口而出喊着:“太好了!”我是个少言寡语和腼腆的人,很少激动,乡亲们见我这反常的行动忙过来询问,才知道我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妈妈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回去就对爸讲:“我们家穷,孩子们学习却好,有点亏待他们。”我们这个四百多户的村子在文化大革命前仅有3个人考上大学,我们家就占了两个,有人指着我们家的大门说:这个院里出大学生。

开学时,因为铁路职工的直系亲属有购票优惠,爸就到他工作的铁路机车工厂给我开了一张从济南到北京的火车免票。我身揣20元钱,带了一床被子和褥子,没有箱子,就用一个旧床单打成个包袱,以及一些零星物品来到首都北京。我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坐上学校的大校车,经过天安门和旧的天安门广场来到玉泉路的科大校园,开始了大学生活。

读书五载玉泉路

岁月无情,人有情。玉泉路时期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新生的、朝气蓬勃的、茁壮成长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历经坎坷、起起伏伏,终因郭老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经验,科大少走了不少弯路,能与北京大学齐名,与清华大学同辉。

我是1958年进校的普通学生,貌不惊人,才不出众,有幸在科大五年寒窗,经历了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苦闷无诉的政治风波,更收获了同甘共苦的真挚友谊。

科大的功课以“重、紧、深”有名。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属于理工结合、物理与化学交叉的学科,除数理化外,还有《化工原理》、《化工自动化》、《原子物理》、《核物理》、《辐射计量学》、《机械制图》、《电工电子学》、《仪器仪表》等基础课程。那时为了投身祖国的原子能事业,同学们都加倍努力读书,即使在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年代,其他高校停课几个月甚至半年,科大在郭老的指示下还能坚持不懈地上课。我回到高中母校谈到此事,原来的班主任说:“还是你们郭沫若校长高瞻远瞩啊,能顶住压力,不误学子。”

我们的数学属于乙型,由越民义先生主讲,他是华罗庚先生的大弟子,上课从不带讲稿。他穿中式长袍,一上讲台挽一挽袖口,拿起粉笔就讲,从来没有闲言碎语。他讲课内容较深,又有浓重的贵州口音,我们这些从高考来的学生听不懂,那些从速成中学来的调干生更是听得腾云驾雾。这可忙坏了辅导的史济怀老师,每天晚上都在自修教室内陪我们复习功课。期末考试原定两小时,到吃晚饭时仍无一人交卷,老师只好宣布先吃饭再继续考。大家到了食堂静悄悄闷头吃饭,谁也不交头接耳,吃完饭再原路返回教室继续答卷子。记得我是第二个或者第三个考完交卷的,老师催促着直到晚上七点多才把卷子收齐。事后听说,北京大学的教授们看了试卷也一致说太难了。

 

图片说明:与同学到八达岭游玩。

1958年入校科大的学生多数来自工人农民家庭,许多学生肩挑行李、打着赤脚走进校门。玉泉路的校舍是刚从别的单位接收的,杂草丛生,处处乱石瓦砾。我们入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行李、脱掉外衣、卷起裤腿整理校园,锄杂草和平整土地。干了几天,校园面貌一新。那时候大多数男同学会洗衣服和缝补衣服。学校没有学生宿舍,借了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栋楼使用。有一次我和同学洗了被子,晒干后铺在政治学院大楼前的草坪上缝棉被。我们是北方人,北方人的被子有雪白的被里和红花的被面,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分外耀眼。这时候走来一个佩戴少将军衔的长者,看了我们很久,微笑说:“科大的学生真不错,有抗大的传统。”听到这样的夸奖,我们自然想到了延安时期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创办了一些高新产品的工厂和实验室,从挖地基搞基建、购买和安装设备,到工艺流程的设计和产品检验,都是自己动手完成,研制的火箭飞上了天,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也落户科大。为了解决制作加速器磁铁的原料问题,我们系创办了高纯氧化铁厂,砌反应炉,蹬三轮车拉铁屑,搬起大罈子倒浓硫酸,日夜守候反应器值班,搞化验控制反应流程,后来生产出超纯的四氧化三铁向中国科学院献礼。看到自己亲手创造的成果,我们心里充满喜悦。

大学二年级时,杨承宗先生给我们学生领了一项科研任务:测定一种新型离子交换树脂对金属离子的吸附和解吸性能。这是为分离核燃料铀而做的基础研究工作,让我们提前学了许多理论知识,也锻炼了独立工作能力。有一次,我和焦继岳同学用比色计测定铁离子的浓度,做出来的工作曲线按比尔定律应是一条直线,可我们做了几次都是弯曲的。现在想起来当然很简单,可那时难住了我们俩。晚上我们边看书边讨论,边振振有词地说:“鸡毛都能上天,我们也能克服困难。”突然,我想起了书上曾讲比尔定律是有一定浓度范围的,顿开茅塞,恍然大悟,立即重新配好八个样品,一测定,果然是一条漂亮的直线。

 

图片说明:1959年在玉泉路校园教学大楼前。

1959年,我们到北京化学试剂总厂劳动一个月,系里指定我和杜连卿同学一组搞科研,任务是利用高纯的过硫酸铵制备高纯高浓度的双氧水,因为厂里生产的过硫酸铵市场过剩,而双氧水在市场上紧缺。工人和领导期望很高,给了我们不小的压力。我们俩只能按一本俄文书里的办法减压蒸馏,结果浓度总是3-7%,而达不到要求的66%以上。问老师,老师让我们查资料,可到北京图书馆一看,中文的没有、英文的看不懂。二十多天了仍无结果,我们在会上受到不点名批评,在同学面前也脸上无光,因为别人都在劳动,我们抽出来搞科研却毫无成绩。可是我们俩也是每天十五六个小时地苦干,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啊。这道坎直到劳动结束也没能过去。这样的挫折让我们知道,失败也是人生的重要伴侣,更能磨练人的品质,让人成熟。

自1958年开始,全国强调教育与工农兵结合,科大的劳动锻炼自然也多起来。春天麦收、秋收秋种、冬天水利建设、工厂实习,再加上大炼钢铁和自办工厂的体力劳动,一学期总有一两次,少则一周,多则一个多月。这样的劳动对形成优秀的思想意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强壮的身体素质有好处。

记得最清楚的是密云水库的劳动实践。1959年密云水库刚建成,为造就青山绿水的美丽景色,要在周围的山上种满树,树长大后能结出水果,树木又是木材,可造福后代。种树先要爬一个小时的山路到达指定位置,再在陡峭的山坡上挥镐刨出鱼鳞坑,填上细土,栽上树苗,把土压实,再浇上水。男同学的任务是刨坑,大家以大跃进的精神比赛,每天公布当天的最好成绩。在这种精神激励下,刨坑的数量天天增加,饭量也与日俱增。开始三天我在食堂帮厨,饭菜极其简单,主食是玉米和面粉混合的馒头,副食是炒咸菜,做好后送到山脚下,同学下山吃饭。第一天按每人6个馒头做,结果有一半的学生没有吃饱,吃得最多的学生吃了14个馒头。这可忙坏了食堂,再发面已经来不及,只好蒸玉米窝窝头,半斤一个,三点多钟才让学生吃饱上山干活,听说有位女同学吃了两个馒头加3个窝窝头。第二天中午记录又被突破,吃得最多的达到16个馒头。开始我还不相信,等到我上山劳动时,中午也能吃12个馒头。想一想也可理解,年轻人饭量大,劳动量太大,又没有肉和豆制品,几乎全靠主食了,能不多吃嘛。那次劳动持续了两周,每天两小时的山路,六七小时的挥臂刨坑,使肌肉数量和质量大增。科大学生是能吃苦耐劳的。

在北京看见狼的那一夜发生在1959年。我们系办的氧化铁厂因为有较大的气味,就从校园内搬到了八宝山公墓围墙东侧二百多米高的山坡上。这里离东边村庄五六百米,北面是更高的山坡,南边向下倾斜,周围大树林立,杂草丛生。我和同班的陈和乐夜里去值班,那天晚上彤云密布,月亮时隐时现,小风冷嗖嗖的,有一点恐怖。我们不敢睡觉,瞪着眼观望周围的动静。夜里12时,发现东南五十几米的地方有一条“狗”蹲坐在那儿,面向我们,两眼发光。出于好奇,我们俩手持铁棍赶它回村。刹那间,我看到它长长的尾巴拖着地飞奔而去,奇怪的是它拔腿向山上跑,而不是跑向村里。我们俩几乎同时喊:“不是狗,是狼!”我们害怕起来,如果再有一两只狼我们就无法对付了。我们决定到二里多路外的政治学院宿舍去搬援兵,可是谁去谁留很难抉择。去的人要走那么长的夜路,还要穿过一片密集的桃树林;留的人一个人在这夜深人静的荒野,也让人毛骨悚然。最后,我壮了壮胆回去搬援兵。我手握一块石头,穿过树林时头皮发麻,听到一点小声音就立刻头发竖起来。第二天,听村民们说的确有狼进村拖走了两只小猪,据说这些狼是从西山上沿河滩下来找食物的,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三年困难时期挨饿的滋味终生难忘。1960年初学校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我每个月的定量是17公斤,早上只能吃一个窝窝头和一碗玉米稀粥。上午上课到九点半肚子就饿了,要坚持到12点才能吃午饭,中间只能喝点开水,也无法抵御肚肠搅动的难受滋味。大家年轻力壮饭量大,饿得难受就想方设法吃饱一点。因此,涂改粮卡、小偷小摸的事经常发生。当时政治抓得紧,校内曾有几个同学因为一两或二两粮票问题受到警告或记过处分。

到了1960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少同学开始水肿,学校不得不停止大运动量活动,减少功课负担,每月增加一斤炒好的黄豆。这一斤炒黄豆成了每个人的珍宝,每天放在手心,数好粒数,再细嚼慢咽,其香味无与伦比。

能吃个饱饭成了最大的追求,有位同学为了享受一顿饱餐的快乐,一两半两地积攒了三斤馒头票。一天晚饭时,他敞开胸怀吃了快三斤馒头,下肚后心满意足。回到宿舍他又喝了些水,等到夜里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送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馒头经水一泡,把胃给撑涨裂了。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滋味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还好当时学校的政策比较到位,让年轻学生暂时先休养生息,待到条件好转时再图大业。

 

图片说明:在玉泉路校园的11号楼的宿舍内。

1963年2月,我的毕业分配是突然发生变化的。五年级下学期到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那时的二机部401研究所)十室做毕业论文,该室研究核燃料后处理,属于绝密。按双方协议,做完毕业论文后我毕业分配在该室工作。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从苏联回来后任十室副主任(没有室主任),我的导师罗文宗是研究室学术秘书。我们到那儿时,刘允斌已经调离401研究所到包头202厂任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由于人事关系和调离手续未办,有时侯他还回来参加十室的重要会议,我的导师主要负责室里的日常工作。没想到1969年,刘允斌忍辱不屈,卧轨自杀了。

我做完毕业论文在学校等待分配时,班里发生了一件事,原来留校工作的那位同学不能留校了。学校和系里与401研究所反复磋商,最终把我留在了学校。

这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在科大的教学和科研贯穿了我整个人生的工作生涯。在科大工作近50年,无大错,也无辉煌的业绩,但培养了一批学生,算是桃李满天下吧,很欣慰,也很知足。

南歌子(忆当年)

 弹指六十载,入校恰少年。千里进京为求贤,科学高峰攀,把梦圆。

 东风红旗展,理实道路宽。寒冬酷暑书万卷,艰路不等闲,志更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