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情报科刘鼎和王范的被捕释放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刘鼎, 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机电专业毕业。1924年留德勤工俭学，同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党，1926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技术和兵器原理，1930年回国任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31年刘鼎在上海叛徒出卖而被捕，经其妻吴先清的多方营救而脱险最后安然撤往中央苏区，刘鼎除了运气好，还有谋有略，无怪李强称他是大智大勇。
在李强写的纪念文章《大智大勇的刘鼎同志》中简要提到了刘鼎的脱险经历：
“1931年10月的一个早上，刘鼎到上海外滩公园取文件时，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他先在英租界巡捕房关了两三天，后被国民党引渡过去，押到南京陆军监狱。敌人多次到狱中去劝他，刘鼎同志接到潘汉年‘以灵活方式争取早日出狱’的指示之后，假装同意敌人的劝说。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等出面作保释出狱。
出狱后先住在中国日报社，后又搬到一家旅馆住。敌人表面上好像给了刘鼎自由，实际上暗中对他监视得很紧。
一天黄昏，他从旅馆悄悄地溜出来，摆脱了盯梢，找到我党设在南京的一个交通机关，由那里的同志护送上了火车，连夜回到上海。刘鼎同志在上海找到党组织，报告了自己假装同意劝说后逃跑出来的经过，又继续为党工作。”
吴殿尧在《刘鼎传》一书中明确刘鼎被捕是在“10月10日”，被捕后带着手铐被押到英租界捕房，“进了屋后， 就遭到一顿拳打脚踢，要他供出同伙。
刘鼎想，硬抗不是办法，何不带他们走一遭，也好借机把已经被捕及时地通报给家人和组织，让他们有所准备，立即转移。”快到水果店门口时，刘鼎大喊大叫“特务随便抓人了！”
那天恰好吴先清不在家，管店伙计急忙撤掉警号，同住的郑家康也迅速转移。
吴先清“回家时，抬头望了望窗子，窗台上花盆挪开了，这是个情况异常的信号，她立刻决定不进家门，径直走出这条街。”
吴先清走脱，让刘鼎出狱成为可能，吴先清为救丈夫，拼尽全力。
吴先清动员嫂嫂孙儒珍一起去找南京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他是嫂嫂孙儒珍的朋友，李处长“用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她们进南京（军人）监狱探监，”见面后吴先清转达了潘汉年可以假自首的指示。
吴先清的大哥吴全清做过空军司令员周至柔的秘书，又“请他出面疏通”周至柔，吴先清明知周至柔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仍与嫂嫂登门周家相求，“周只好答应帮她想想办法，”
“吴先清又求大哥找到邵力子，请求邵力子出面作保，邵力子便答应设法营救。”
吴先清甚至找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起留过学的康泽帮忙。
在潘汉年示意、吴先清高效运作、全家一起奔波、刘鼎假装自首悔过后，由大特务康泽等人保释，刘鼎走出牢狱，先住在康泽控制的中国日报社。
后刘鼎趁人不备逃回上海，“在等待组织分配工作期间，刘鼎和吴先清一起回了一趟四川老家。”
但与他同住的郑家康、曾协助柯麟等人撤退的郑家康，永远不能回家了。
关于郑家康的被捕《刘鼎传》写道：
“和刘鼎同住的郑家康，先是听到动静迅速转移了，过了些时候又回屋取东西，没想到特务还在那里蹲守，遂被逮捕。
在狱中，审讯官一再追问刘鼎，同院住的姓郑的是什么人，刘鼎一口咬定郑是房客，没有暴露郑的真实身份。”郑家康受尽酷刑后于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刘鼎与吴先清在四川老家刚过完春节，一个深夜，一位在警察局当差的亲戚跑来报信，说警察局接到举报，正在布置抓他们这对“共匪夫妻”，
情况紧急，刘鼎的“两个叔伯兄弟找来箩筐，拴上长长的绳子，”刘鼎夫妇坐箩筐中，缒城而下。一路惶惶逃到上海后，在愁何处落脚合适。吴先清在马路上，与杭州蚕校的同学好友陈宣昭不期而遇。
陈宣昭的丈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与汤恩伯、蔡叔厚是留日时的朋友。
陈宣昭与吴觉农知道吴先清与刘鼎都是共产党，却“不能看着他们再像宣中华那样被国民党杀掉”，就把刘鼎夫妇接进自己家中，他们“受到了吴觉农一家的热情招待。”
组织上安排刘鼎赴中央苏区，吴先清因怀有身孕并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被中央特科的蔡叔厚推荐到了佐尔格的上海小组。
“刘鼎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不算太长，和地下党接上关系之后他就去了苏区，他穿着长袍，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由吴觉农陪他到了车站，目送他踏上了去江西的征途。
而吴先清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较长，她的儿子就在吴家出生。
而后的吴先清，得到共产党的高度信任，被中央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担任谍报组组长。
由于工作需要，她经常以贵夫人的身份进出于一些军政要员家中，住在她隔壁的上海警察局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介意。”
吴觉农夫妇除保护过刘鼎夫妇外，也长期保护过蔡叔厚、夏衍等人，蔡叔厚称他是“生死之交”，夏衍称他是知交“逾六十年的老友”。
解放后刘鼎任命重工业部副部长，兵工总局局长，并先后担任过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行政7级，1953年因被指“对抗美援朝不负责任”，被撤职降级。
1935年6月远东情报局遭破坏，吴先清撤往苏联。1937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吴先清被诬为“日本间谍”而遭到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此后就没了音讯。
二
王范，1905年生，江苏省如东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上海以巡捕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王范也是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但王范没有刘鼎那样的好运气，坐了好几年的牢。
王范是在如皋暴动失败后，逃到上海的。他在码头上干苦力时，也如在如皋家乡时，是路见不平就会打抱不平者；他凭一身功夫化名张景庆考取了公共租界巡捕一职，无论制服在身还是便衣便帽，依旧不改血性汉子的脾性，与地痞无赖斗，也与日特便衣斗，人称“壮汉”、“好汉”。
《东南国民日报》曾登载一则新闻：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上海公共租界与虹口日租界交接处，发生一场民众反日抗暴事件，缘起于两个爱国青年进入日租界四川北路中段向过路行人散发抗议日本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传单，呼吁民众奋起抗日救亡，旋遭日方便衣侦缉人员追捕，
二青年逃入公共租界，日方侦探循踪跟上，正欲捕人，遭市民阻挠，租界警察巡捕借口中立，袖手旁观，其中一名为张景庆的巡捕怒不可遏，挺身而出，救下二青年同胞，呵斥日侦探恶行，双方拔枪对峙，各不相让，冲突一触即发，围观同胞逾千，同仇敌忾，高呼抗日口号，几名日方侦探无奈之下，悻悻退出公共租界。”
于是日本人对王范恨之入骨，“虹口日特机关‘樱花会’、‘帝国海军驻沪情报署’都将王范列入必欲除之的名单，几次派杀手潜入英租界，想以制造车祸等手段暗杀他。但由于王范机警过人，都未能成功。”
《“红色包打听”王范》对王范被捕这样描述：
“1932年4月里的一天，王范在四马路上岗执勤，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被一个叛徒认出来了。”这个叛徒是沪中区委宣传部的，曾在石门路书店与取传单的王范打过照面，见身穿制服的王范好生眼熟，想起曾在书店碰过面，便向上线做了报告。
“当天晚上，王范回到三德里捕房宿舍就被捕了。”
三天后，王范被引渡到华界警察局。重刑之下，王范也坚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审讯档案上只写有张景庆这名字和年龄，无一句供词。”
即便如此，王范仍以“共党嫌疑”的罪名被判刑十年，移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服刑，受胡逸民监狱长管辖。
在军人监狱期间，王范不听狱友陶铸等人的劝阻，联合彭桂轩等人策划越狱，被人告密，“结果，王范被上刑吊打，反铐示众，又被关进号称狱中之狱的南监，加扣十八斤的钢脚镣”达年余之久，“莽汉”、“铁汉”便成了王范在狱中的代名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南京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王范最先获释，他一得到自由就去南京青云巷八路军驻宁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和当年在上海搞过地下斗争的李克农，热情亲切的同志式握手令个性刚强的王范热泪盈眶。”
穿上军服的王范“向组织上提供了陆军监狱里被关押的中共党员的全部名单，并在次日一大早就陪李克农坐上小汽车去江东门军人监狱，向狱方要人。”
1937年10月，王范奉命奔赴延安。
1950年初，王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行政8级。
特科情报科刘鼎和王范的被捕释放
毛囡 (2026-05-22 07:46:33) 评论 (0)特科情报科刘鼎和王范的被捕释放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刘鼎, 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机电专业毕业。1924年留德勤工俭学，同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党，1926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技术和兵器原理，1930年回国任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31年刘鼎在上海叛徒出卖而被捕，经其妻吴先清的多方营救而脱险最后安然撤往中央苏区，刘鼎除了运气好，还有谋有略，无怪李强称他是大智大勇。
在李强写的纪念文章《大智大勇的刘鼎同志》中简要提到了刘鼎的脱险经历：
“1931年10月的一个早上，刘鼎到上海外滩公园取文件时，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他先在英租界巡捕房关了两三天，后被国民党引渡过去，押到南京陆军监狱。敌人多次到狱中去劝他，刘鼎同志接到潘汉年‘以灵活方式争取早日出狱’的指示之后，假装同意敌人的劝说。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等出面作保释出狱。
出狱后先住在中国日报社，后又搬到一家旅馆住。敌人表面上好像给了刘鼎自由，实际上暗中对他监视得很紧。
一天黄昏，他从旅馆悄悄地溜出来，摆脱了盯梢，找到我党设在南京的一个交通机关，由那里的同志护送上了火车，连夜回到上海。刘鼎同志在上海找到党组织，报告了自己假装同意劝说后逃跑出来的经过，又继续为党工作。”
吴殿尧在《刘鼎传》一书中明确刘鼎被捕是在“10月10日”，被捕后带着手铐被押到英租界捕房，“进了屋后， 就遭到一顿拳打脚踢，要他供出同伙。
刘鼎想，硬抗不是办法，何不带他们走一遭，也好借机把已经被捕及时地通报给家人和组织，让他们有所准备，立即转移。”快到水果店门口时，刘鼎大喊大叫“特务随便抓人了！”
那天恰好吴先清不在家，管店伙计急忙撤掉警号，同住的郑家康也迅速转移。
吴先清“回家时，抬头望了望窗子，窗台上花盆挪开了，这是个情况异常的信号，她立刻决定不进家门，径直走出这条街。”
吴先清走脱，让刘鼎出狱成为可能，吴先清为救丈夫，拼尽全力。
吴先清动员嫂嫂孙儒珍一起去找南京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他是嫂嫂孙儒珍的朋友，李处长“用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她们进南京（军人）监狱探监，”见面后吴先清转达了潘汉年可以假自首的指示。
吴先清的大哥吴全清做过空军司令员周至柔的秘书，又“请他出面疏通”周至柔，吴先清明知周至柔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仍与嫂嫂登门周家相求，“周只好答应帮她想想办法，”
“吴先清又求大哥找到邵力子，请求邵力子出面作保，邵力子便答应设法营救。”
吴先清甚至找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起留过学的康泽帮忙。
在潘汉年示意、吴先清高效运作、全家一起奔波、刘鼎假装自首悔过后，由大特务康泽等人保释，刘鼎走出牢狱，先住在康泽控制的中国日报社。
后刘鼎趁人不备逃回上海，“在等待组织分配工作期间，刘鼎和吴先清一起回了一趟四川老家。”
但与他同住的郑家康、曾协助柯麟等人撤退的郑家康，永远不能回家了。
关于郑家康的被捕《刘鼎传》写道：
“和刘鼎同住的郑家康，先是听到动静迅速转移了，过了些时候又回屋取东西，没想到特务还在那里蹲守，遂被逮捕。
在狱中，审讯官一再追问刘鼎，同院住的姓郑的是什么人，刘鼎一口咬定郑是房客，没有暴露郑的真实身份。”郑家康受尽酷刑后于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刘鼎与吴先清在四川老家刚过完春节，一个深夜，一位在警察局当差的亲戚跑来报信，说警察局接到举报，正在布置抓他们这对“共匪夫妻”，
情况紧急，刘鼎的“两个叔伯兄弟找来箩筐，拴上长长的绳子，”刘鼎夫妇坐箩筐中，缒城而下。一路惶惶逃到上海后，在愁何处落脚合适。吴先清在马路上，与杭州蚕校的同学好友陈宣昭不期而遇。
陈宣昭的丈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与汤恩伯、蔡叔厚是留日时的朋友。
陈宣昭与吴觉农知道吴先清与刘鼎都是共产党，却“不能看着他们再像宣中华那样被国民党杀掉”，就把刘鼎夫妇接进自己家中，他们“受到了吴觉农一家的热情招待。”
组织上安排刘鼎赴中央苏区，吴先清因怀有身孕并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被中央特科的蔡叔厚推荐到了佐尔格的上海小组。
“刘鼎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不算太长，和地下党接上关系之后他就去了苏区，他穿着长袍，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由吴觉农陪他到了车站，目送他踏上了去江西的征途。
而吴先清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较长，她的儿子就在吴家出生。
而后的吴先清，得到共产党的高度信任，被中央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担任谍报组组长。
由于工作需要，她经常以贵夫人的身份进出于一些军政要员家中，住在她隔壁的上海警察局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介意。”
吴觉农夫妇除保护过刘鼎夫妇外，也长期保护过蔡叔厚、夏衍等人，蔡叔厚称他是“生死之交”，夏衍称他是知交“逾六十年的老友”。
解放后刘鼎任命重工业部副部长，兵工总局局长，并先后担任过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行政7级，1953年因被指“对抗美援朝不负责任”，被撤职降级。
1935年6月远东情报局遭破坏，吴先清撤往苏联。1937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吴先清被诬为“日本间谍”而遭到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此后就没了音讯。
二
王范，1905年生，江苏省如东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上海以巡捕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王范也是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但王范没有刘鼎那样的好运气，坐了好几年的牢。
王范是在如皋暴动失败后，逃到上海的。他在码头上干苦力时，也如在如皋家乡时，是路见不平就会打抱不平者；他凭一身功夫化名张景庆考取了公共租界巡捕一职，无论制服在身还是便衣便帽，依旧不改血性汉子的脾性，与地痞无赖斗，也与日特便衣斗，人称“壮汉”、“好汉”。
《东南国民日报》曾登载一则新闻：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上海公共租界与虹口日租界交接处，发生一场民众反日抗暴事件，缘起于两个爱国青年进入日租界四川北路中段向过路行人散发抗议日本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传单，呼吁民众奋起抗日救亡，旋遭日方便衣侦缉人员追捕，
二青年逃入公共租界，日方侦探循踪跟上，正欲捕人，遭市民阻挠，租界警察巡捕借口中立，袖手旁观，其中一名为张景庆的巡捕怒不可遏，挺身而出，救下二青年同胞，呵斥日侦探恶行，双方拔枪对峙，各不相让，冲突一触即发，围观同胞逾千，同仇敌忾，高呼抗日口号，几名日方侦探无奈之下，悻悻退出公共租界。”
于是日本人对王范恨之入骨，“虹口日特机关‘樱花会’、‘帝国海军驻沪情报署’都将王范列入必欲除之的名单，几次派杀手潜入英租界，想以制造车祸等手段暗杀他。但由于王范机警过人，都未能成功。”
《“红色包打听”王范》对王范被捕这样描述：
“1932年4月里的一天，王范在四马路上岗执勤，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被一个叛徒认出来了。”这个叛徒是沪中区委宣传部的，曾在石门路书店与取传单的王范打过照面，见身穿制服的王范好生眼熟，想起曾在书店碰过面，便向上线做了报告。
“当天晚上，王范回到三德里捕房宿舍就被捕了。”
三天后，王范被引渡到华界警察局。重刑之下，王范也坚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审讯档案上只写有张景庆这名字和年龄，无一句供词。”
即便如此，王范仍以“共党嫌疑”的罪名被判刑十年，移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服刑，受胡逸民监狱长管辖。
在军人监狱期间，王范不听狱友陶铸等人的劝阻，联合彭桂轩等人策划越狱，被人告密，“结果，王范被上刑吊打，反铐示众，又被关进号称狱中之狱的南监，加扣十八斤的钢脚镣”达年余之久，“莽汉”、“铁汉”便成了王范在狱中的代名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南京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王范最先获释，他一得到自由就去南京青云巷八路军驻宁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和当年在上海搞过地下斗争的李克农，热情亲切的同志式握手令个性刚强的王范热泪盈眶。”
穿上军服的王范“向组织上提供了陆军监狱里被关押的中共党员的全部名单，并在次日一大早就陪李克农坐上小汽车去江东门军人监狱，向狱方要人。”
1937年10月，王范奉命奔赴延安。
1950年初，王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行政8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