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双宝先生在中文系的先生们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先生长相憨厚、总是一头短发，戴着一副深度眼镜，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先生说话有点笨拙，常常伴以动作，手舞足蹈，甚至抓耳挠腮，来帮助自己传达意思；加上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学者。先生平时衣着朴素，有些不修边幅，给人一种“难得糊涂”的印象。
但是，人不可貌相。用今天的话说，胡先生可是根红苗正。
胡双宝先生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1947年15岁就参加革命了，成为了一个“红小鬼”， 山西解放得早，是从老革命根据地出来的，说不定是红二代。195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时，已经是一个老革命了。
胡先生1949年才上初中一年级，1951年9月，作为当时师大附中二部（今一零一中学）的初中三年级学生，迁到今一零一中学所在地，在学校一直担任干部工作，1952年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兼管食堂。1955年，做青年团的专职干部。入北大俄语系后，次年转入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8年秋，被抽点出来负责中文系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组织与安排。同时还负责其他的行政工作。
先生大智若愚，但是一点也不糊涂。先生为人低调，爱憎分明，同时也十分厚道，忠诚。
据胡先生自己回忆：1961年9月至1964年11月，我跟金公在北大教工宿舍19楼201号房间一起住了3年多。我们同年出生，我虚长他40天。1955年金公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后改做助教，相继参加科研及古代文学的资料收集和注释工作，由现代文学转为古代文学。我们同住一室时，他的日常工作是协助游国恩先生做楚辞研究。而我只在1957年至1958年上过一年中文系的课，后来就在系里做行政工作，不关教学与科研。
胡先生说的金公，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开诚。1958年初，正处于学术上升时期的年轻助教金开诚和乐黛云、褚斌杰等说是1957年4、5月间办同人刊物(实际未办成)，属“反党”性质，被划为“右派”集团，有的去劳动，有的贬至外单位。在这种背景下，金开诚先生和胡先生被安排在了同一个宿舍。一个老革命和一个大右派住在一起，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议论。
据周先慎先生回忆，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阶级斗争的风浪汹涌起来。有人提出“金宝斋”的问题，指的是当时金开诚和胡双宝同住的19斋某室，胡先生是共产党员，金先生当时的身份却是不能再摘帽子的“摘帽右派”，以他们二人为主，常有人到他们宿舍去聊天，内容据我所知无非是京剧欣赏和金石书法一类问题，可在当时，在有的人眼里，好像政治身份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聊这聊那，就有了反党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嫌疑了，因此而被指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幺书仪先生还记得：北大19楼是筒子楼，从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直到两地问题尚未解决的单身教员，都住在一起。研究楚辞的金开诚和教写作课的胡双宝同住一室，他们有共同的爱好-----京剧，偶尔到他们的屋子里去，还看到过胡双宝先生收藏的戏票和节目单。
而胡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右派这件事只字未提。
1960年，胡先生，这个不在意“成分”的北大老师，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裘锡圭先生挑中，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古文字，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字学家。
先生大智若愚，做学问也绝不含糊。
上本科的时候，先生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语文政策，主要讲文字改革的过程，讲汉语拼音制定的过程以及标点符号等汉语规范化的问题。后来先生还给我们开了一门写作课，他的课从修改文章入手，联系实际，针对性、实用性很强，对同学影响很大。胡先生虽然不善言辞，但是写出来的文章却是极漂亮的。
先生的学问渊博，正如李守业先生所总结的：
胡双宝先生关注语文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一字一词，大到国家与语言文字政策法规，都留意在心，落笔为文。不管是对字词的考释还是对汉语汉字的思考，或是对语文政策标准的建议，无不从汉语汉字的实际出发，无不从现实语文生活的实际出发。他关于汉字和汉语相适应的观点，持论公允，有理有据。
同时，先生的研究范围广泛，《语言文化述评》所涉猎的知识就涉及文献、版本、历史地理等多个学科。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或是对语文生活的所思所考，或是对图书的评论介绍，又或是对社会生活中的观察感悟，内容丰富，文字精练，集专业性、知识性、通俗性为一体，颇具可读性。
胡双宝先生利用山西方言和唐代的汉语资料，提出汉语中的常用词“哥”源自鲜卑语的“阿干”一词，鲜卑人以此称尊长。比如：
李唐皇室中，儿子管父亲 叫“哥”，父亲对儿子也自称“哥哥”。比如《旧唐书·王据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这里的四哥，指的是唐玄宗的父亲唐睿宗。《淳化阁帖》收有唐太宗写给他的儿子李治的信，在信里，唐太宗自称“哥哥敕”。
这个“哥”字的结论已成定论。
1984年，胡双宝先生调入北大出版社。他作为责任编辑出版了图书近300种，内容涉及汉语言文字、语言学、文学、历史、文化、古籍整理等多个方面。离休之后，他更多地承担稿件的复审、终审工作，复审终审图书多达1550多种。他的学问精深，见识广博，被称为“学者型编审”。审读稿件认真、细致，解决稿件问题深入、专业。不局限于改正稿件的问题，还能够在学术层面上弥补稿件的疏漏和不足，拾遗补缺，释疑解惑。
在出版社的日子里，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承担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复审、终审工作上。他的审稿意见对于问题的梳理深入全面，不但解决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问题，也广泛涉及典章制度、史料史实、文化史等众多专业领域。同时他还能依托自己的学术功底，给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缘由。他对很多的问题处理方式，后来都成了编辑们遵循的范例。
胡先生甘为别人做嫁衣裳，表现出一种孺子牛的牺牲精神。《全汉赋》的编纂，始于1987年春。经过数年艰苦爬梳，费振刚先生与胡双宝、宗明华两位先生一起，从浩瀚的各类文献中辑录出汉赋83家、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存目者24篇。1993年，《全汉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断代文体总集的新品种，受到学界推重和欢迎，“全汉赋”之专名，由此得到普遍认可。
大多数编辑，或编辑审稿独到，或动笔为文见长，像胡先生这样两者兼备，水平还很高的编辑则是很少见的。在编辑一部钱穆先生的著作时，发现了一个错误。胡先生说“钱先生对于所讲的问题烂熟于心，但难免临时有一些疏误。”而且记录人的记录、按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第八篇 楚辞（上）》，里面讲“二南”时，提到陈国的位置。原稿写的是“桐柏山的东南方即陈国”。胡双宝审稿后提出位置有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桐柏山的北面即陈国”，并给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证，还亲自为这一条做了注释。
马辛民在回忆胡双宝先生时说：“胡老师不善言辞，却是编审中的‘第一快’，干起活又快又好。年逾八十，还保持着年轻人的工作状态，为保证复审、终审的质量，几乎每周都骑车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哪怕在青光眼手术后，仍然加班加点，全身心投入工作。”
蒋绍愚先生，籍贯浙江富阳，1940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那一批先生里，年龄稍小一点，个子也稍小一点，因此被叫做“小蒋”。先生读书不算晚，但是动荡的年代，耽误了先生的学术生涯，“我的第一篇论文《杜诗词语札记》是1980年发表的，那时候我已经40岁了，比起你们来晚多了。”蒋先生在一次采访中感叹道。另外，蒋先生结婚也比较晚，因此，给人一种大器晚成的感觉。
先生虽然大器晚成，但是先生聪颖而用功，厚积薄发，一飞冲天。
就像严绍????先生回忆的一件事：这是1967年的夏天，马振芳、洪子诚、黄书雄、蒋绍愚和我几个“真假单身人”，每天上午在二院接受“大革命教育‘后，下午实在”穷极无聊“，就相约到颐和园游泳去。游泳中子诚的泳技最好，诸位次之，蒋公（绍愚）和我可能位居尾声，但蒋公聪颖，未几即从”狗刨“晋级到”蛙泳“。
蒋绍愚先生上课，讲课慢条斯理，有自己的节奏。文革中，有人给中文系的先生们起外号，如叫朱德熙先生“煮得稀”，唐作藩先生“糖做饭”，而蒋先生被叫成“酱烧鱼”。这种恶搞自然是对先生们的不敬，但是做学问和烹饪也有共通之处，都需要一种敬业精神，一种钻研精神。
蒋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一个总的想法，不论是讲基础课也好，讲专题课也好，不要“炒冷饭”。什么叫“炒冷饭”呢？就是一门课不会只讲一次，过了几年以后教案基本上有了，今年用的这部教案，明年还是这部，后年还是这部。虽然对于学生来说，听的对象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教员，我就觉得心里不安，我觉得这样就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讲义都发黄了，还照着这个讲义念，这是不好的。
正是凭着这种不炒冷饭的精神，蒋先生奉朱德熙先生之命，开始了近代汉语的研究。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后，先生的研究如井喷似爆发，连续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同时还被评为2006年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此外，蒋绍愚先生曾多次应邀出国讲学或做研究工作。1981－1982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做研究工作，1989－1990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1991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作研究，1993年到捷克查理大学 讲学。1995-1997任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1999年在奥斯陆挪威科学院作研究。
2002年，蒋绍愚先生到台湾史语所讲学，史语所大楼里有这样一则介绍讲座的广告：
在张师宝三特别邀请下，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台大客座教授蒋绍愚先生准备针对训诂学的研究进行演讲 (好长的句子喔，开心) 时间地点： 十一月十一日晚间六点半(进修部上课时间ABC) 普通教室302。 看看对岸培育出的老师也好，应该和台湾出身的教授气质不同；再看看他怎么讲话,怎么答问，是个不错的机会。有心听讲的同学请在十一月四日前跟我登记(下次训诂课前)， 到时候才好准备讲义或茶水之类的资源。
听讲人想看看大陆来的学者的气质，台湾学者西化的比较多，大多是穿西服的。不知道蒋先生那天讲座时穿的西服还是中式服装。我知道蒋先生是不喜欢穿西服的，记得有一次，出国前，蒋先生一直穿着中式衣服，快到机场了，直到大家催他换上西服时，蒋先生才不紧不慢地脱下外面的中式上衣，露出了早已穿好的西服。我想，学问大概不是以穿着来衡量和判断的。蒋先生那天讲的是“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來源，那天听课的人一定被蒋先生的学问折服了。
比如杜甫《秋兴八首》中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到底该怎么理解，一直存在争议。王力先生认为还原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起栖碧梧枝”；蒋绍愚把它归结为主谓倒置，应还原为“香稻鹦鹉啄余粒，碧梧凤凰栖老枝”。独具匠心。
做学问讲究“工匠精神”，蒋先生就是凭着这种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和兢兢业业、心无旁骛的可贵情怀，四十而立，一鸣惊人。但是，先生却非常谦虚。前几年，中文系要采访一批老教授。蒋绍愚先生是最低调的一位，开始他说“不要采访我，我不够格”，系党委书记贺桂梅发动教研室老师打电话劝说：“您得接受采访，您对语言学科的贡献很大。” 贺桂梅说：“蒋绍愚老师平时给人非常严肃的感觉，接受邀请之后做了特别认真严谨的准备。采访时说到激动处还流下了眼泪。”
今年，蒋先生86岁了，从当年的“小蒋”，变成了“老蒋”，或“蒋老”。最近在网上看到蒋先生讲课的视频，风度和气质都不减当年。我在这里，衷心祝愿蒋绍愚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 （八） 大智若愚胡双宝，大器晚成蒋绍愚
墨村乡士 (2026-04-15 03:54:34) 评论 (1)胡双宝先生在中文系的先生们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先生长相憨厚、总是一头短发，戴着一副深度眼镜，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先生说话有点笨拙，常常伴以动作，手舞足蹈，甚至抓耳挠腮，来帮助自己传达意思；加上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学者。先生平时衣着朴素，有些不修边幅，给人一种“难得糊涂”的印象。
但是，人不可貌相。用今天的话说，胡先生可是根红苗正。
胡双宝先生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1947年15岁就参加革命了，成为了一个“红小鬼”， 山西解放得早，是从老革命根据地出来的，说不定是红二代。195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时，已经是一个老革命了。
胡先生1949年才上初中一年级，1951年9月，作为当时师大附中二部（今一零一中学）的初中三年级学生，迁到今一零一中学所在地，在学校一直担任干部工作，1952年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兼管食堂。1955年，做青年团的专职干部。入北大俄语系后，次年转入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8年秋，被抽点出来负责中文系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组织与安排。同时还负责其他的行政工作。
先生大智若愚，但是一点也不糊涂。先生为人低调，爱憎分明，同时也十分厚道，忠诚。
据胡先生自己回忆：1961年9月至1964年11月，我跟金公在北大教工宿舍19楼201号房间一起住了3年多。我们同年出生，我虚长他40天。1955年金公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后改做助教，相继参加科研及古代文学的资料收集和注释工作，由现代文学转为古代文学。我们同住一室时，他的日常工作是协助游国恩先生做楚辞研究。而我只在1957年至1958年上过一年中文系的课，后来就在系里做行政工作，不关教学与科研。
胡先生说的金公，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开诚。1958年初，正处于学术上升时期的年轻助教金开诚和乐黛云、褚斌杰等说是1957年4、5月间办同人刊物(实际未办成)，属“反党”性质，被划为“右派”集团，有的去劳动，有的贬至外单位。在这种背景下，金开诚先生和胡先生被安排在了同一个宿舍。一个老革命和一个大右派住在一起，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议论。
据周先慎先生回忆，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阶级斗争的风浪汹涌起来。有人提出“金宝斋”的问题，指的是当时金开诚和胡双宝同住的19斋某室，胡先生是共产党员，金先生当时的身份却是不能再摘帽子的“摘帽右派”，以他们二人为主，常有人到他们宿舍去聊天，内容据我所知无非是京剧欣赏和金石书法一类问题，可在当时，在有的人眼里，好像政治身份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聊这聊那，就有了反党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嫌疑了，因此而被指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幺书仪先生还记得：北大19楼是筒子楼，从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直到两地问题尚未解决的单身教员，都住在一起。研究楚辞的金开诚和教写作课的胡双宝同住一室，他们有共同的爱好-----京剧，偶尔到他们的屋子里去，还看到过胡双宝先生收藏的戏票和节目单。
而胡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右派这件事只字未提。
1960年，胡先生，这个不在意“成分”的北大老师，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裘锡圭先生挑中，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古文字，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字学家。
先生大智若愚，做学问也绝不含糊。
上本科的时候，先生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语文政策，主要讲文字改革的过程，讲汉语拼音制定的过程以及标点符号等汉语规范化的问题。后来先生还给我们开了一门写作课，他的课从修改文章入手，联系实际，针对性、实用性很强，对同学影响很大。胡先生虽然不善言辞，但是写出来的文章却是极漂亮的。
先生的学问渊博，正如李守业先生所总结的：
胡双宝先生关注语文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一字一词，大到国家与语言文字政策法规，都留意在心，落笔为文。不管是对字词的考释还是对汉语汉字的思考，或是对语文政策标准的建议，无不从汉语汉字的实际出发，无不从现实语文生活的实际出发。他关于汉字和汉语相适应的观点，持论公允，有理有据。
同时，先生的研究范围广泛，《语言文化述评》所涉猎的知识就涉及文献、版本、历史地理等多个学科。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或是对语文生活的所思所考，或是对图书的评论介绍，又或是对社会生活中的观察感悟，内容丰富，文字精练，集专业性、知识性、通俗性为一体，颇具可读性。
胡双宝先生利用山西方言和唐代的汉语资料，提出汉语中的常用词“哥”源自鲜卑语的“阿干”一词，鲜卑人以此称尊长。比如：
李唐皇室中，儿子管父亲 叫“哥”，父亲对儿子也自称“哥哥”。比如《旧唐书·王据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这里的四哥，指的是唐玄宗的父亲唐睿宗。《淳化阁帖》收有唐太宗写给他的儿子李治的信，在信里，唐太宗自称“哥哥敕”。
这个“哥”字的结论已成定论。
1984年，胡双宝先生调入北大出版社。他作为责任编辑出版了图书近300种，内容涉及汉语言文字、语言学、文学、历史、文化、古籍整理等多个方面。离休之后，他更多地承担稿件的复审、终审工作，复审终审图书多达1550多种。他的学问精深，见识广博，被称为“学者型编审”。审读稿件认真、细致，解决稿件问题深入、专业。不局限于改正稿件的问题，还能够在学术层面上弥补稿件的疏漏和不足，拾遗补缺，释疑解惑。
在出版社的日子里，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承担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复审、终审工作上。他的审稿意见对于问题的梳理深入全面，不但解决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问题，也广泛涉及典章制度、史料史实、文化史等众多专业领域。同时他还能依托自己的学术功底，给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缘由。他对很多的问题处理方式，后来都成了编辑们遵循的范例。
胡先生甘为别人做嫁衣裳，表现出一种孺子牛的牺牲精神。《全汉赋》的编纂，始于1987年春。经过数年艰苦爬梳，费振刚先生与胡双宝、宗明华两位先生一起，从浩瀚的各类文献中辑录出汉赋83家、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存目者24篇。1993年，《全汉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断代文体总集的新品种，受到学界推重和欢迎，“全汉赋”之专名，由此得到普遍认可。
大多数编辑，或编辑审稿独到，或动笔为文见长，像胡先生这样两者兼备，水平还很高的编辑则是很少见的。在编辑一部钱穆先生的著作时，发现了一个错误。胡先生说“钱先生对于所讲的问题烂熟于心，但难免临时有一些疏误。”而且记录人的记录、按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第八篇 楚辞（上）》，里面讲“二南”时，提到陈国的位置。原稿写的是“桐柏山的东南方即陈国”。胡双宝审稿后提出位置有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桐柏山的北面即陈国”，并给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证，还亲自为这一条做了注释。
马辛民在回忆胡双宝先生时说：“胡老师不善言辞，却是编审中的‘第一快’，干起活又快又好。年逾八十，还保持着年轻人的工作状态，为保证复审、终审的质量，几乎每周都骑车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哪怕在青光眼手术后，仍然加班加点，全身心投入工作。”
蒋绍愚先生，籍贯浙江富阳，1940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那一批先生里，年龄稍小一点，个子也稍小一点，因此被叫做“小蒋”。先生读书不算晚，但是动荡的年代，耽误了先生的学术生涯，“我的第一篇论文《杜诗词语札记》是1980年发表的，那时候我已经40岁了，比起你们来晚多了。”蒋先生在一次采访中感叹道。另外，蒋先生结婚也比较晚，因此，给人一种大器晚成的感觉。
先生虽然大器晚成，但是先生聪颖而用功，厚积薄发，一飞冲天。
就像严绍????先生回忆的一件事：这是1967年的夏天，马振芳、洪子诚、黄书雄、蒋绍愚和我几个“真假单身人”，每天上午在二院接受“大革命教育‘后，下午实在”穷极无聊“，就相约到颐和园游泳去。游泳中子诚的泳技最好，诸位次之，蒋公（绍愚）和我可能位居尾声，但蒋公聪颖，未几即从”狗刨“晋级到”蛙泳“。
蒋绍愚先生上课，讲课慢条斯理，有自己的节奏。文革中，有人给中文系的先生们起外号，如叫朱德熙先生“煮得稀”，唐作藩先生“糖做饭”，而蒋先生被叫成“酱烧鱼”。这种恶搞自然是对先生们的不敬，但是做学问和烹饪也有共通之处，都需要一种敬业精神，一种钻研精神。
蒋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一个总的想法，不论是讲基础课也好，讲专题课也好，不要“炒冷饭”。什么叫“炒冷饭”呢？就是一门课不会只讲一次，过了几年以后教案基本上有了，今年用的这部教案，明年还是这部，后年还是这部。虽然对于学生来说，听的对象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教员，我就觉得心里不安，我觉得这样就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讲义都发黄了，还照着这个讲义念，这是不好的。
正是凭着这种不炒冷饭的精神，蒋先生奉朱德熙先生之命，开始了近代汉语的研究。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后，先生的研究如井喷似爆发，连续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同时还被评为2006年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此外，蒋绍愚先生曾多次应邀出国讲学或做研究工作。1981－1982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做研究工作，1989－1990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1991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作研究，1993年到捷克查理大学 讲学。1995-1997任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1999年在奥斯陆挪威科学院作研究。
2002年，蒋绍愚先生到台湾史语所讲学，史语所大楼里有这样一则介绍讲座的广告：
在张师宝三特别邀请下，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台大客座教授蒋绍愚先生准备针对训诂学的研究进行演讲 (好长的句子喔，开心) 时间地点： 十一月十一日晚间六点半(进修部上课时间ABC) 普通教室302。 看看对岸培育出的老师也好，应该和台湾出身的教授气质不同；再看看他怎么讲话,怎么答问，是个不错的机会。有心听讲的同学请在十一月四日前跟我登记(下次训诂课前)， 到时候才好准备讲义或茶水之类的资源。
听讲人想看看大陆来的学者的气质，台湾学者西化的比较多，大多是穿西服的。不知道蒋先生那天讲座时穿的西服还是中式服装。我知道蒋先生是不喜欢穿西服的，记得有一次，出国前，蒋先生一直穿着中式衣服，快到机场了，直到大家催他换上西服时，蒋先生才不紧不慢地脱下外面的中式上衣，露出了早已穿好的西服。我想，学问大概不是以穿着来衡量和判断的。蒋先生那天讲的是“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來源，那天听课的人一定被蒋先生的学问折服了。
比如杜甫《秋兴八首》中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到底该怎么理解，一直存在争议。王力先生认为还原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起栖碧梧枝”；蒋绍愚把它归结为主谓倒置，应还原为“香稻鹦鹉啄余粒，碧梧凤凰栖老枝”。独具匠心。
做学问讲究“工匠精神”，蒋先生就是凭着这种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和兢兢业业、心无旁骛的可贵情怀，四十而立，一鸣惊人。但是，先生却非常谦虚。前几年，中文系要采访一批老教授。蒋绍愚先生是最低调的一位，开始他说“不要采访我，我不够格”，系党委书记贺桂梅发动教研室老师打电话劝说：“您得接受采访，您对语言学科的贡献很大。” 贺桂梅说：“蒋绍愚老师平时给人非常严肃的感觉，接受邀请之后做了特别认真严谨的准备。采访时说到激动处还流下了眼泪。”
今年，蒋先生86岁了，从当年的“小蒋”，变成了“老蒋”，或“蒋老”。最近在网上看到蒋先生讲课的视频，风度和气质都不减当年。我在这里，衷心祝愿蒋绍愚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