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比尔·费德勒（Bill Federer）深耕美国建国史，写下几十本相关著作，其中最畅销的《America's God and Country》，堪称一本按人名整理的美国建国者语录百科。在普拉格大学的一期播客里，他做了一件极具穿透力的事：横跨古代以色列、伊斯兰历史、五月花号移民，再到近代政治策略，用一条清晰的线索，讲透了“权力到底从何而来”这个终极问题，而这条线索的起点，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人类五千年文明史，最普遍的政体，其实就是帮派。

 

只不过，帮派头子换了个更体面的名字，叫国王。

 

我们把目光放到一张全球地图上，就能看清这个真相。五千年里，中国有皇帝、印度有大君、蒙古有可汗、俄国有沙皇、非洲有酋长、欧洲有国王，称呼千差万别，权力结构却一模一样：谁手里的武器最多、武力最强，谁就能掌控一片土地；跟掌权者关系好，就能过得顺遂；关系疏远，日子就不好过；胆敢反抗，要么丧命要么沦为奴隶。

 

随着时间推移，武器不断升级，从复合弓、弯刀到火药，掌权者能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大。等到英国国王拥有了全球最强海军，船只靠着特立尼达的焦油防藤壶、缅因州的木材做桅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本质上就是一个把势力扩张到全球的超级帮派。

 

而美国的建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堪称一次权力流向的彻底翻转：权力不再是自上而下由统治者赋予，而是自下而上从人民手中诞生。这个颠覆性的想法，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着明确的历史参照——古代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后，到扫罗称王前，足足四百年没有国王的自治历史。

 

希伯来共和国：人类第一个无国王的自治国家

 

大约公元前1400年，数百万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奴役，在没有国王统治的情况下，自主治理了四百年。这套无君主的体系，到底靠什么运转？核心在于，所有人都遵循同一套法律准则，形成了共同的行为底线。

 

当时的治理模式十分清晰：每个城镇的长老，都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而且摩西明确要求，必须选“恨不义之财”的人，这类人根本无法被贿赂。城镇长老负责本地事务决策，再选派代表参加部落会议，部落最终派代表进入最高公议会，形成了完整的自下而上代议制。虽然“共和国”是拉丁语，希伯来人从未用过这个词，但这套治理结构，和现代共和制的内核完全一致。

 

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研读这段历史后，发现了一个关键真理：一个社会没有国王，完全可以正常运转，前提是每个人都接受法律教育，内心对上帝存有敬畏、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追随者加尔文主义者，进一步影响了浸信会、长老会等教派，他们摒弃了教会的主教集权制，建立起会众自治的教会治理模式，这群人也被称为“基督教希伯来主义者”。

 

他们对希伯来圣经的研究，深深影响了美国早期教育：耶鲁大学校徽至今刻着希伯来文字，哈佛大学早年更是把希伯来语列为必修课，哈佛创始人约翰·哈佛的妻子，正是出自这类学者家庭。

 

1620年，改变历史的五月花号出发，船上的清教徒原本计划前往弗吉尼亚，却被风暴吹偏航线。船长告知众人，继续航行风险极大，必须立刻上岸。102个乘客瞬间陷入迷茫：没有国王任命官员，这片土地该由谁管理？总不能陷入无政府的混乱。

 

最终，他们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把教会会众自治的盟约模式，直接用到世俗治理上，签下《五月花公约》，写下“我们在上帝面前立约，组成一个公民政治体”。就这样，美国自治政府的雏形，在五月花号上正式诞生。

 

别再误解！政教分离原本是保护教会不受政府干涉

 

如今很多人一听到“政教分离”，就觉得是要把宗教彻底赶出公共生活，这其实是完全的曲解，这个概念的初衷，恰恰和大众认知相反。

 

早年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圣公会是官方教会，不管居民是否信仰圣公会，都要上交烟草交税，这笔钱直接用来给圣公会牧师发薪水。其他教派备受打压，浸信会信徒甚至被随意逮捕入狱。圣公会教徒帕特里克·亨利，都看不下去这种不公，主动上法庭为浸信会信徒辩护；年轻的麦迪逊和父亲站在监狱外，听到浸信会信徒在牢房里坚持布道，也对这种宗教迫害深感不认同。

 

后来杰斐逊担任弗吉尼亚州长，推动取消了圣公会的官方教会地位，“反废除国教主义者”这个超长英文单词，也因此诞生。而杰斐逊写给丹伯里浸信会的著名信件，核心意思是：政府无权干涉教会的礼拜和布道内容。所谓政教分离，是把政府挡在教会门外，而不是把宗教从公共事务和政府治理中剔除。

 

美国建国者最推崇的文献，竟是《申命记》

 

《申命记》是希伯来圣经（旧约）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很多人以为美国建国理念来自孟德斯鸠、洛克等启蒙思想家，但数据戳破了这个误区：55位美国宪法起草者，参考的15000份文献里，被引用最多的不是任何启蒙著作，而是《申命记》。

 

18世纪马萨诸塞州留存至今的蓝法典，每一条法律后面，都标注着对应的圣经经文。如果说《创世记》讲的是人类起源，《出埃及记》讲的是摆脱奴役，那《申命记》就是一套完整的宪法性治理准则和道德嘱托。

 

费德勒还曾协助自由委员会的马特·斯塔弗，准备最高法院十诫纪念碑案件的法庭意见书。数据显示，美国建国者的著作里，十诫的每一条都被频繁引用。1811年纽约的一桩案件中，有人因亵渎上帝之名被罚款500美元，法院给出的理由十分直白：如果可以随意亵渎上帝，法庭宣誓就失去了效力，没人再相信证人会说真话。

 

华盛顿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一旦宣誓失去了宗教义务的约束，法庭的证词就再也没有保障。建国者们深知，政客难免有以权谋私的机会，而对上帝的敬畏，是约束人性的重要防线。如果彻底抛开上帝，法律就只是一群人制定的规则，顺境时有人遵守，有心人总能找到漏洞钻。

 

这也印证了约翰·亚当斯的名言：“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民而制定，对任何其他人完全不适用。”而且亚当斯明确说过，自己信奉的宗教，核心就是十诫和登山宝训。

 

在美国，公民就是国王，不投票就是失职

 

美国的制度设计里，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相当于“公民国王”。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国王如果不关心国事、不了解朝政、看不清身边的阴谋，迟早会丢掉江山；而美国公民如果不关心政治、不投票、不了解候选人，就是失职，和昏庸的国王毫无区别。

 

但这套共和制度，也有着致命的脆弱性：它对公民的道德和素质要求极高。君主制靠恐惧维持秩序，不需要人民有自律性；而共和制的前提，是人民能自我约束、诚信投票、公正作证。一旦这个前提不成立，整个制度就会走向崩溃。

 

翻看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选举”“选举人”等词汇出现几十次，却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规定如何保障选举的公正性，因为建国者们从一开始，就默认公民是诚信的。

 

毁掉自由的两种武器：恐惧和免费福利

 

怎么让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主动放弃自由？答案只有两个词：恐惧和免费的东西。

 

制造恐慌，人们就会用自由换取所谓的安全感；发放免费福利，人们就会一点点交出自由，来保住既得利益。费德勒用德州抓野猪的故事，生动解释了这个道理：先在地上插一根木桩，撒上玉米，野猪只顾着吃，毫不在意木桩；慢慢增加木桩，围成半圆，最后只留一个入口，等野猪全部进来，再关上大门，靠着制造依赖，轻松捕获这群野猪。

 

这套策略并非新鲜事，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克洛沃德和皮文，就设计了一套经典策略：让社会福利系统超负荷运转，引发经济动荡，迫使民众主动向政府求助，政府再以救助的名义，全面掌控民众的生活。这套理论，也成为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项目的核心，让越来越多人依赖福利，进而牢牢绑定选票。

 

其实推行社会主义，无非两条路：要么靠武力从外部征服，要么靠福利让民众从内部主动放弃自由，后者远比武力更隐蔽、更有效。

 

分而治之：不是口号，是操控的实用手册

 

“分而治之”从来不是抽象的比喻，而是被反复验证的操控手段。

 

当年比利时殖民刚果、卢旺达，当地民众原本和睦相处，殖民者却刻意根据体貌特征，给他们贴上胡图族、图西族的标签，挑拨两族互相仇恨、内斗，等民众力量被彻底削弱，殖民者轻松掌控了整个国家。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也用了同样的手段。法国-印第安战争结束后，北美殖民者和原住民原本达成和平平衡，英国将军却南下煽动莫霍克印第安人，用赏金换取定居者头皮，挑起双方冲突，这也是《独立宣言》控诉英国的27条罪行之一。

 

冷战时期，苏联克格勃把这套手段系统化：派特工潜入目标国家，把民众按阶层、民族、宗教划分成“受害者”和“压迫者”，挑拨双方对立；等冲突爆发、社会动荡，再操控舆论指责当局，最终推翻合法领导人，扶持傀儡政权。后来美国中情局也学会了这套手法，1953年伊朗政变就是典型案例。

 

如今，这套手段在美国本土重演，社交媒体上的身份对立、邻里之间的猜忌隔阂，看似是社会矛盾，其实都是“分而治之”手册的现代应用。

 

杰斐逊买古兰经，根本不是因为推崇伊斯兰

 

美国第一位穆斯林国会议员，手按杰斐逊收藏的古兰经宣誓就职，很多媒体借此宣称“杰斐逊推崇伊斯兰”，但真实历史完全相反。

 

当年美国商船频繁遭到穆斯林巴巴里海盗劫掠，船员被掳为奴，杰斐逊特意买下古兰经，目的是研究：为什么伊斯兰教徒会在毫无过节的情况下，肆意奴役美国人？

 

他以驻法大使身份，当面质问穆斯林大使，对方的回答被完整记录：古兰经规定，不承认伊斯兰权威的国家都是罪人，穆斯林有权奴役他们，战死的信徒能直接升入天堂。杰斐逊就任总统第二天，就收到的黎波里帕夏的高额勒索，他没有丝毫妥协，直接派遣舰队出征。

 

历史上，穆斯林海盗曾奴役超过一百万欧洲人，中世纪欧洲甚至有专门的修会，负责赎回被奴役的民众；17世纪，清教徒的商船在英吉利海峡被劫掠，船员被卖到摩洛哥为奴，就连爱尔兰小镇都惨遭海盗洗劫，全镇居民被掳为奴隶。

 

移民、增长、清除：一段被忽略的历史轨迹

 

根据穆罕默德的传记记载，公元622年，穆罕默德被麦加人驱逐，以宗教难民的身份，进入犹太人占多数的麦地那。当地犹太人宽容接纳了他，他却开始在少数族裔中聚集追随者，势力壮大后逐步掌控麦地那政权。

 

随着麦加的追随者不断赶来，他的势力彻底壮大，开始纵容追随者劫掠麦加商队。巴德尔战役获胜后，穆罕默德彻底转型为军事领袖，随后开始逐一清除麦地那的犹太部落：第一个部落被驱逐时，另外两个冷眼旁观；第二个部落遭殃时，最后一个依旧无动于衷；等到最后一个犹太部落被围困28天投降后，数百名男性被斩首，妇女儿童被卖为奴隶。短短五年时间，曾经以犹太人为主的麦地那，再也没有犹太人的踪迹。

 

这段历史，被总结为三步模式：移民、增长、清除。费德勒也举了美国底特律的例子：早年阿拉伯移民因勤劳友善被接纳，随着移民增多，宗教领袖开始要求社区严格遵循古兰经教义，一步步改变当地的社会生态。

 

逊尼派与什叶派：千年难解的血仇

 

穆罕默德去世后，权力继承问题直接导致伊斯兰世界分裂：他的女婿阿里，其追随者形成什叶派；而穆罕默德妻子阿伊莎的父亲阿布·伯克尔，其追随者形成逊尼派。680年卡尔巴拉战役，阿里之子侯赛因被逊尼派杀害，这场血仇延续了上千年，至今无法化解。

 

什叶派坚信，穆罕默德的第12代后裔，一个5岁的孩子，在公元874年隐遁，等待时机重现世间。而伊朗部分宗教领袖认为，只要发动世界大战，就能促使这位“隐遁伊玛目”现身，进而建立全球伊斯兰哈里发国。这也是美国坚决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核心原因：共产主义者拥有核武器，会考虑利弊谨慎使用，而这类宗教极端分子，是真的敢于发动战争。

 

文明的终极选择：盟约，还是帮派

 

哈勃望远镜曾对准天空中一粒沙子大小的区域，11天曝光后，拍到了一万个星系，每个星系都有数千亿颗恒星，可观测宇宙直径达到930亿光年，且还在不断膨胀。

 

创造这一切的上帝，为何要创造人类？因为石头、星系、宇宙万物都没有情感，动物只有生存本能，天使只会敬拜上帝，却没有爱的能力。而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上帝刻意给了人类自由意志，不强行控制人的选择，因为爱必须是自愿的，强迫的顺从从来不是爱。

 

这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根基：制度设计只是表象，真正的内核，是相信人是按上帝形象所造，要践行爱与责任。

 

回望历史，人类始终面临同一个选择：是坚守彼此约束、共担责任的盟约，还是屈服于弱肉强食、服从强权的帮派？

 

这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问题，而是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回答的现实问题。帮派体制，只需要你盲目服从；而盟约共和制，要求每个人都扛起“公民国王”的责任。选择不同，文明的走向就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