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父慈父
4、清醒爸爸
六十年代常常呼喊的口号中，有一条特别响亮：“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被告知“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人们的警惕性空前提高，随时准备破获反革命案件。
有一次,同学中流传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用的笔记本封面图案藏有反动标语。下课后，我们的脑袋都凑到了一起，研究那个图案。还没研究明白，新出售笔记本的封面已经换成了无图案的白色,这更使我们确信：肯定有问题。
还有一次，我和小朋友在院子里打扑克时，突然听到惊叫：“小王牌的图案两边藏有‘反攻大陆’四个字。”大家抢着那张牌仔细看，越看越像，于是扑克也不打了，开始找各种扑克牌，研究图案，我们仿佛成了侦察员。
一天中午，我和姐姐去医学院食堂吃午饭。走在我们前面的两个人热烈交谈着，声音挺大。他们在讨论共产主义实现以后，是什么样子，一个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能做什么就做什么，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另一个说，阶级消灭了，政党也就消亡了，共产党也不需要存在了。
什么？要取消共产党？我和姐姐觉得这两个人很可疑,就跟踪他们,直到他们走进了医学院学生食堂。午餐桌上,我们告诉爸爸刚刚听到的对话和我们的怀疑。爸爸听了哈哈大笑：“他们说的没有错。”他解释说，共产主义是一个理想，是世界大同。到那时候，连国家都没有了，政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不过,那是很遥远的事，我们现在搞不明白，很多大人也搞不明白，它只是一个设想，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谁也没经历过。
我们告诉爸爸最近发生的笔记本和扑克牌的事，爸爸告诉我们：“你们是小孩子，要做你们该做的事。如果到处是敌人，那真是‘草木皆兵’了。”
我读初一时,老师要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史》。这可难坏了我，要写家史，就要涉及爷爷、大伯父，可他们是地主，那这家史不就是一部剥削史吗？作为他们的后代，如果我的语言不够犀利，态度不够鲜明，那不是说明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吗？
那时候，我真羡慕那些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孩子。不管是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参加“忆苦思甜”报告会，听到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在控诉，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控诉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啊。那种对旧社会、对压迫阶级的刻骨仇恨是他们“阶级觉悟”的基础。我也好想有这样的觉悟，好想提起旧社会就恨得咬牙根,最希望我的爸爸妈妈也能一说到旧社会就痛哭失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可是我的幻想被爸爸打破了。
好容易抓到稍有空闲的爸爸,就让他给我讲爷爷和大伯父是怎么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爸爸却完全跟不上我的思路，迷惑不解的说：“怎么压迫啊,平时只雇一两个长工,还管吃管住。”我问：“那是不是像周扒皮一样让雇工们起五更爬半夜的干活还不给吃饱饭呢？”爸爸说，每天都给雇工们做干饭，管够吃，农忙时还要杀猪的。倒是我大伯父自己太节俭，平时一块豆腐都要切成四半，每顿只吃一小块。我问：“那是因为他不干活，游手好闲吧？”爸爸有些生气地说：“你大伯父是庄稼院里的一把好手，所有的活计他都是最能干的。他一年到头都是在地里干活，从来不闲着。”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地主还会干活，而且干得好。我困惑地望着爸爸：“那为什么贫下中农没有土地，爷爷和大伯父却有那么多土地呢？不剥削穷人他的地是怎么来的呢？”爸爸告诉我，地不是抢来的，是一点点买来的，是用爷爷辛苦劳动一辈子一点点攒的钱买来的。
我还想从爸爸口里“挖”出一点“有价值”的材料。爸爸却又告诉我，在辽河发水的时候，在饥荒年代，爷爷和大伯父都会把囤积的粮食拿出来，分发给没有粮吃的农民，还开粥棚，无偿提供给没有饭吃的人。我想起政治教科书上关于这类事情的描写，称开粥棚向受灾难民“施舍”粮食的富人为“假善人”，那么爷爷、大伯父是不是假善人呢？因为在那时的教育词典里，“善人”都是和“假”联系起来的。我们从没有听过“慈善”、“公益”一类词汇，因为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被排斥的。
爸爸的讲述使我很失望，不知道这个家史该怎么写。我想起少年英雄刘文学被地主家狗咬的事，就问爸爸爷爷家有没有狗，咬没咬过穷人；想起胡万春的小说，又问爷爷给没给大伯父娶过童养媳。我让爸爸开动脑筋，想想他家的人有没有和穷人打过架。爸爸苦思苦想终于想到了有一次四、五岁的叔叔和小朋友在河里洗澡时，和一个孩子吵了架。我赶紧问：“爷爷是不是袒护叔叔打了那个孩子？”爸爸淡淡地说，爷爷训斥了叔叔，也说了那个孩子几句。我赶紧抓住爸爸问,那个孩子家是贫农吗？爸爸说，他爸爸是爷爷家的长工。我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利用这一句话大做文章了。我的作文写的很糟糕，是我写过的最吃力也最不能称作作文的东西，我连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就交了上去。
从此，我心里就有了很多疑惑。两年以后，文革爆发，我们姐弟三人不再上课，我和姐姐也不再读小说，因为我能叫得出名字的作家都成了“黑帮”，看过的小说都成了“毒草”。每个人拿在手里的只有一本“小红书”了。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我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大娘。近七十多岁的大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来我家，大伯父为什么没有一块来？我从爸爸妈妈的神色中隐约感到大伯父遇到了麻烦。
大娘住进了我和姐姐的房间。她每天都很早起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她总是静静地呆在家里，不上街，也不逛商店。每天晚饭后，爸爸妈妈都会陪她聊天。爸爸关注地询问大娘家里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和每一个子女的状况。
我和姐姐都没有和大娘聊天，也不知道能和她聊什么。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大娘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书,是我从未见过的书，书皮很旧，只有两个繁体字，里面也全是竖行繁体字，密密麻麻，看不清写的是什么。经过反复研究，我确认那是一本叫“圣经”的书。我突然提高了警惕，大娘为什么藏着这么一本“四旧”书呢？我还发现大娘每天早上坐在床上口里念念有词地念叨什么，样子有些古怪。姐姐说，那是念圣经，在祈祷。奶奶也是这样每天祈祷的，只是我当时太小，还不懂。
我告诉爸爸，大娘在读封资修的圣经，还把它藏在枕头下,天天念,太反动了。应该给她一本领袖语录，而把那本旧书烧掉。想不到爸爸对这些都知道。他翻了翻那本书，告诉我，大娘是基督教徒，读圣经是她的信仰，而信仰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不要管她，让她去读吧。大娘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可我对她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二十年后，我第一次翻阅了《圣经》。我想起了奶奶，也想起了大娘。我感到遗憾。为什么当初没有看看大娘的那本书？没有和她聊一聊她为什么信仰基督？为什么没有搞清楚她的所思所想所做都是为了什么？她本来可以成为我的一个老师，可是我错过了求知的机会。那一个多月的相处，是我和大娘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相遇。
四十年后，当我回顾一生走过的路，特别想了解自己的父母，了解所有的亲属，了解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一个可以告诉我这一切的亲人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遗憾。
严父慈父 (4): 清醒爸爸
旭子 (2026-04-18 07:55:11) 评论 (4)
第二章 严父慈父
4、清醒爸爸
六十年代常常呼喊的口号中，有一条特别响亮：“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被告知“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人们的警惕性空前提高，随时准备破获反革命案件。
有一次,同学中流传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用的笔记本封面图案藏有反动标语。下课后，我们的脑袋都凑到了一起，研究那个图案。还没研究明白，新出售笔记本的封面已经换成了无图案的白色,这更使我们确信：肯定有问题。
还有一次，我和小朋友在院子里打扑克时，突然听到惊叫：“小王牌的图案两边藏有‘反攻大陆’四个字。”大家抢着那张牌仔细看，越看越像，于是扑克也不打了，开始找各种扑克牌，研究图案，我们仿佛成了侦察员。
一天中午，我和姐姐去医学院食堂吃午饭。走在我们前面的两个人热烈交谈着，声音挺大。他们在讨论共产主义实现以后，是什么样子，一个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能做什么就做什么，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另一个说，阶级消灭了，政党也就消亡了，共产党也不需要存在了。
什么？要取消共产党？我和姐姐觉得这两个人很可疑,就跟踪他们,直到他们走进了医学院学生食堂。午餐桌上,我们告诉爸爸刚刚听到的对话和我们的怀疑。爸爸听了哈哈大笑：“他们说的没有错。”他解释说，共产主义是一个理想，是世界大同。到那时候，连国家都没有了，政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不过,那是很遥远的事，我们现在搞不明白，很多大人也搞不明白，它只是一个设想，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谁也没经历过。
我们告诉爸爸最近发生的笔记本和扑克牌的事，爸爸告诉我们：“你们是小孩子，要做你们该做的事。如果到处是敌人，那真是‘草木皆兵’了。”
我读初一时,老师要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史》。这可难坏了我，要写家史，就要涉及爷爷、大伯父，可他们是地主，那这家史不就是一部剥削史吗？作为他们的后代，如果我的语言不够犀利，态度不够鲜明，那不是说明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吗？
那时候，我真羡慕那些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孩子。不管是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参加“忆苦思甜”报告会，听到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在控诉，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控诉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啊。那种对旧社会、对压迫阶级的刻骨仇恨是他们“阶级觉悟”的基础。我也好想有这样的觉悟，好想提起旧社会就恨得咬牙根,最希望我的爸爸妈妈也能一说到旧社会就痛哭失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可是我的幻想被爸爸打破了。
好容易抓到稍有空闲的爸爸,就让他给我讲爷爷和大伯父是怎么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爸爸却完全跟不上我的思路，迷惑不解的说：“怎么压迫啊,平时只雇一两个长工,还管吃管住。”我问：“那是不是像周扒皮一样让雇工们起五更爬半夜的干活还不给吃饱饭呢？”爸爸说，每天都给雇工们做干饭，管够吃，农忙时还要杀猪的。倒是我大伯父自己太节俭，平时一块豆腐都要切成四半，每顿只吃一小块。我问：“那是因为他不干活，游手好闲吧？”爸爸有些生气地说：“你大伯父是庄稼院里的一把好手，所有的活计他都是最能干的。他一年到头都是在地里干活，从来不闲着。”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地主还会干活，而且干得好。我困惑地望着爸爸：“那为什么贫下中农没有土地，爷爷和大伯父却有那么多土地呢？不剥削穷人他的地是怎么来的呢？”爸爸告诉我，地不是抢来的，是一点点买来的，是用爷爷辛苦劳动一辈子一点点攒的钱买来的。
我还想从爸爸口里“挖”出一点“有价值”的材料。爸爸却又告诉我，在辽河发水的时候，在饥荒年代，爷爷和大伯父都会把囤积的粮食拿出来，分发给没有粮吃的农民，还开粥棚，无偿提供给没有饭吃的人。我想起政治教科书上关于这类事情的描写，称开粥棚向受灾难民“施舍”粮食的富人为“假善人”，那么爷爷、大伯父是不是假善人呢？因为在那时的教育词典里，“善人”都是和“假”联系起来的。我们从没有听过“慈善”、“公益”一类词汇，因为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被排斥的。
爸爸的讲述使我很失望，不知道这个家史该怎么写。我想起少年英雄刘文学被地主家狗咬的事，就问爸爸爷爷家有没有狗，咬没咬过穷人；想起胡万春的小说，又问爷爷给没给大伯父娶过童养媳。我让爸爸开动脑筋，想想他家的人有没有和穷人打过架。爸爸苦思苦想终于想到了有一次四、五岁的叔叔和小朋友在河里洗澡时，和一个孩子吵了架。我赶紧问：“爷爷是不是袒护叔叔打了那个孩子？”爸爸淡淡地说，爷爷训斥了叔叔，也说了那个孩子几句。我赶紧抓住爸爸问,那个孩子家是贫农吗？爸爸说，他爸爸是爷爷家的长工。我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利用这一句话大做文章了。我的作文写的很糟糕，是我写过的最吃力也最不能称作作文的东西，我连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就交了上去。
从此，我心里就有了很多疑惑。两年以后，文革爆发，我们姐弟三人不再上课，我和姐姐也不再读小说，因为我能叫得出名字的作家都成了“黑帮”，看过的小说都成了“毒草”。每个人拿在手里的只有一本“小红书”了。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我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大娘。近七十多岁的大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来我家，大伯父为什么没有一块来？我从爸爸妈妈的神色中隐约感到大伯父遇到了麻烦。
大娘住进了我和姐姐的房间。她每天都很早起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她总是静静地呆在家里，不上街，也不逛商店。每天晚饭后，爸爸妈妈都会陪她聊天。爸爸关注地询问大娘家里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和每一个子女的状况。
我和姐姐都没有和大娘聊天，也不知道能和她聊什么。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大娘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书,是我从未见过的书，书皮很旧，只有两个繁体字，里面也全是竖行繁体字，密密麻麻，看不清写的是什么。经过反复研究，我确认那是一本叫“圣经”的书。我突然提高了警惕，大娘为什么藏着这么一本“四旧”书呢？我还发现大娘每天早上坐在床上口里念念有词地念叨什么，样子有些古怪。姐姐说，那是念圣经，在祈祷。奶奶也是这样每天祈祷的，只是我当时太小，还不懂。
我告诉爸爸，大娘在读封资修的圣经，还把它藏在枕头下,天天念,太反动了。应该给她一本领袖语录，而把那本旧书烧掉。想不到爸爸对这些都知道。他翻了翻那本书，告诉我，大娘是基督教徒，读圣经是她的信仰，而信仰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不要管她，让她去读吧。大娘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可我对她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二十年后，我第一次翻阅了《圣经》。我想起了奶奶，也想起了大娘。我感到遗憾。为什么当初没有看看大娘的那本书？没有和她聊一聊她为什么信仰基督？为什么没有搞清楚她的所思所想所做都是为了什么？她本来可以成为我的一个老师，可是我错过了求知的机会。那一个多月的相处，是我和大娘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相遇。
四十年后，当我回顾一生走过的路，特别想了解自己的父母，了解所有的亲属，了解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一个可以告诉我这一切的亲人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遗憾。
4、清醒爸爸
六十年代常常呼喊的口号中，有一条特别响亮：“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被告知“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人们的警惕性空前提高，随时准备破获反革命案件。
有一次,同学中流传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用的笔记本封面图案藏有反动标语。下课后，我们的脑袋都凑到了一起，研究那个图案。还没研究明白，新出售笔记本的封面已经换成了无图案的白色,这更使我们确信：肯定有问题。
还有一次，我和小朋友在院子里打扑克时，突然听到惊叫：“小王牌的图案两边藏有‘反攻大陆’四个字。”大家抢着那张牌仔细看，越看越像，于是扑克也不打了，开始找各种扑克牌，研究图案，我们仿佛成了侦察员。
一天中午，我和姐姐去医学院食堂吃午饭。走在我们前面的两个人热烈交谈着，声音挺大。他们在讨论共产主义实现以后，是什么样子，一个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能做什么就做什么，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另一个说，阶级消灭了，政党也就消亡了，共产党也不需要存在了。
什么？要取消共产党？我和姐姐觉得这两个人很可疑,就跟踪他们,直到他们走进了医学院学生食堂。午餐桌上,我们告诉爸爸刚刚听到的对话和我们的怀疑。爸爸听了哈哈大笑：“他们说的没有错。”他解释说，共产主义是一个理想，是世界大同。到那时候，连国家都没有了，政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不过,那是很遥远的事，我们现在搞不明白，很多大人也搞不明白，它只是一个设想，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谁也没经历过。
我们告诉爸爸最近发生的笔记本和扑克牌的事，爸爸告诉我们：“你们是小孩子，要做你们该做的事。如果到处是敌人，那真是‘草木皆兵’了。”
我读初一时,老师要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史》。这可难坏了我，要写家史，就要涉及爷爷、大伯父，可他们是地主，那这家史不就是一部剥削史吗？作为他们的后代，如果我的语言不够犀利，态度不够鲜明，那不是说明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吗？
那时候，我真羡慕那些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孩子。不管是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参加“忆苦思甜”报告会，听到的都是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在控诉，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控诉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啊。那种对旧社会、对压迫阶级的刻骨仇恨是他们“阶级觉悟”的基础。我也好想有这样的觉悟，好想提起旧社会就恨得咬牙根,最希望我的爸爸妈妈也能一说到旧社会就痛哭失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可是我的幻想被爸爸打破了。
好容易抓到稍有空闲的爸爸,就让他给我讲爷爷和大伯父是怎么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爸爸却完全跟不上我的思路，迷惑不解的说：“怎么压迫啊,平时只雇一两个长工,还管吃管住。”我问：“那是不是像周扒皮一样让雇工们起五更爬半夜的干活还不给吃饱饭呢？”爸爸说，每天都给雇工们做干饭，管够吃，农忙时还要杀猪的。倒是我大伯父自己太节俭，平时一块豆腐都要切成四半，每顿只吃一小块。我问：“那是因为他不干活，游手好闲吧？”爸爸有些生气地说：“你大伯父是庄稼院里的一把好手，所有的活计他都是最能干的。他一年到头都是在地里干活，从来不闲着。”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地主还会干活，而且干得好。我困惑地望着爸爸：“那为什么贫下中农没有土地，爷爷和大伯父却有那么多土地呢？不剥削穷人他的地是怎么来的呢？”爸爸告诉我，地不是抢来的，是一点点买来的，是用爷爷辛苦劳动一辈子一点点攒的钱买来的。
我还想从爸爸口里“挖”出一点“有价值”的材料。爸爸却又告诉我，在辽河发水的时候，在饥荒年代，爷爷和大伯父都会把囤积的粮食拿出来，分发给没有粮吃的农民，还开粥棚，无偿提供给没有饭吃的人。我想起政治教科书上关于这类事情的描写，称开粥棚向受灾难民“施舍”粮食的富人为“假善人”，那么爷爷、大伯父是不是假善人呢？因为在那时的教育词典里，“善人”都是和“假”联系起来的。我们从没有听过“慈善”、“公益”一类词汇，因为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被排斥的。
爸爸的讲述使我很失望，不知道这个家史该怎么写。我想起少年英雄刘文学被地主家狗咬的事，就问爸爸爷爷家有没有狗，咬没咬过穷人；想起胡万春的小说，又问爷爷给没给大伯父娶过童养媳。我让爸爸开动脑筋，想想他家的人有没有和穷人打过架。爸爸苦思苦想终于想到了有一次四、五岁的叔叔和小朋友在河里洗澡时，和一个孩子吵了架。我赶紧问：“爷爷是不是袒护叔叔打了那个孩子？”爸爸淡淡地说，爷爷训斥了叔叔，也说了那个孩子几句。我赶紧抓住爸爸问,那个孩子家是贫农吗？爸爸说，他爸爸是爷爷家的长工。我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利用这一句话大做文章了。我的作文写的很糟糕，是我写过的最吃力也最不能称作作文的东西，我连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就交了上去。
从此，我心里就有了很多疑惑。两年以后，文革爆发，我们姐弟三人不再上课，我和姐姐也不再读小说，因为我能叫得出名字的作家都成了“黑帮”，看过的小说都成了“毒草”。每个人拿在手里的只有一本“小红书”了。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我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大娘。近七十多岁的大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来我家，大伯父为什么没有一块来？我从爸爸妈妈的神色中隐约感到大伯父遇到了麻烦。
大娘住进了我和姐姐的房间。她每天都很早起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她总是静静地呆在家里，不上街，也不逛商店。每天晚饭后，爸爸妈妈都会陪她聊天。爸爸关注地询问大娘家里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和每一个子女的状况。
我和姐姐都没有和大娘聊天，也不知道能和她聊什么。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大娘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本书,是我从未见过的书，书皮很旧，只有两个繁体字，里面也全是竖行繁体字，密密麻麻，看不清写的是什么。经过反复研究，我确认那是一本叫“圣经”的书。我突然提高了警惕，大娘为什么藏着这么一本“四旧”书呢？我还发现大娘每天早上坐在床上口里念念有词地念叨什么，样子有些古怪。姐姐说，那是念圣经，在祈祷。奶奶也是这样每天祈祷的，只是我当时太小，还不懂。
我告诉爸爸，大娘在读封资修的圣经，还把它藏在枕头下,天天念,太反动了。应该给她一本领袖语录，而把那本旧书烧掉。想不到爸爸对这些都知道。他翻了翻那本书，告诉我，大娘是基督教徒，读圣经是她的信仰，而信仰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不要管她，让她去读吧。大娘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可我对她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二十年后，我第一次翻阅了《圣经》。我想起了奶奶，也想起了大娘。我感到遗憾。为什么当初没有看看大娘的那本书？没有和她聊一聊她为什么信仰基督？为什么没有搞清楚她的所思所想所做都是为了什么？她本来可以成为我的一个老师，可是我错过了求知的机会。那一个多月的相处，是我和大娘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相遇。
四十年后，当我回顾一生走过的路，特别想了解自己的父母，了解所有的亲属，了解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一个可以告诉我这一切的亲人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