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春，最核心的两大派系逐渐成型。一方是以外来夺权力量为主、与“大庆经验”有密切政治呼应的“大庆派”，后来形成“红色造反总司令部”，自认代表“最彻底、最纯正”的革命路线；另一方则是以本地林业系统干部、工人和部分学生为基础的“伊林派”，即“伊春林区造反总司令部”，在政治立场上相对保守，强调“秩序”“生产”和“防止无政府状态”。
开始，双方的冲突仍停留在口号、传单、批判大会和肢体摩擦的层面。但在权力真空长期得不到填补的情况下，“政治正确”逐渐等同于“生存权”，而“组织规模”开始等同于“安全保障”。1967年5月14日，市中心成为双方正面冲突的战场。伊林派率先组织人员，试图冲击大庆派的核心据点，理由是“制止非法夺权”“解救被控制人员”。大庆派则迅速集结，双方在狭窄的街道、办公楼前和居民区附近展开混战。
最初使用的，仍然是铁棍、木棒、钢管这类“冷兵器”。但很快，局势失控。有人从民兵仓库中取出了半自动步枪；有人将林区常见的炸药改装成简易爆炸物；还有零星的枪声，第一次在城市中响起。到当天傍晚，现场已经出现死亡。鲜血流在林区的柏油路上，围观群众从最初的起哄、助威，迅速变成四散奔逃。
如果说“5·14”是撕裂，那么“6·8”，就是彻底的崩塌。进入6月，伊春已经事实上进入战时状态。双方不仅大量持有半自动步枪，甚至机枪也被架设在高处。林区特有的条件，使武斗具备了其他城市难以想象的“物质基础”：林业部门长期储存炸药；民兵系统中存在制式武器；运材车、推土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随处可见。
6月8日当天，伊林派据守市委办公楼、林管局大楼等“权力象征性建筑”，将其视为“合法性阵地”。大庆派则选择主动进攻，试图以武力彻底摧毁对方的政治基础。枪声、爆炸声几乎持续了一整天。有目击者回忆，街道上被挖出了简易战壕，楼顶架起机枪，窗口垒起沙袋。
关于“炸毁办公楼”，有过各种版本传闻。一位当时身处林管局大楼的机关干部回忆道：“对方用运材车改装成简易装甲车，推着装满炸药的斗车，直接撞向办公楼一角。那一声巨响，像是把整座城市的骨头都震松了。半个侧翼塌了，文件、桌椅、档案像雪一样飞出来。”市委、市府、林管局这些原本代表国家权力的建筑，在这一刻，彻底丧失了威严，只剩下瓦砾。
停水、停电，成为常态。子弹不知道会从哪个方向飞来。不少家庭干脆躲进菜窖、地窨子，铺上被褥，靠着咸菜和冷水度日。一位生还者回忆：“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远处的爆炸声，一声一声，像敲在心口上。孩子不敢哭，捂着嘴发抖。”在这些地下空间里，政治口号完全失去了意义，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恐惧。
面对全面失控的局势，军队最终介入。1967年6月初，沈阳军区奉命进入伊春，执行“支左”“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任务。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高度军事化的城市。部队进入市区后，发现楼顶的机枪并没有因为军装的出现而放下，炸药也没有停止运输。更危险的是，当时的命令是：“打不还手。”
一名老兵后来回忆，在试图进入林管局大楼收缴炸药时，部队遭到了手榴弹袭击，多名士兵当场牺牲。这一事件，在军内造成了极大震动，也成为后来强制清场的重要转折点。随后的行动中，军队失去理智，开始疯狂的报复和残酷的镇压。结局惨痛，死伤无数。据“完全”的统计，百人死亡，伤者逾千。
伊春文革武斗事件的很多亲历者，在多年后不愿回忆那段时间，那是“革命”的较量，“斗争”的结果，“武斗”的惨剧，从一场权力的争夺，演变成了一场军队武力镇压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