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特拉维夫大学的华裔教授张平发表文章《你不可能既热爱自由，又盼着伊朗获胜》引发热议。文章批判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言论：“我真心希望伊朗在军事上被击败，因为这个政权对本国人民和整个中东地区都极具破坏性。……但问题在于，我绝不想看到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借这场战争巩固政治地位——他们是两个极其恶劣的人。我希望伊朗军事失败，却不愿看到这两个恶人因此得势。”张平教授愤怒批评弗里德曼代表的左派：在他们眼里，“伊朗的核威胁？重要，但不如‘川普不能赢’重要。以色列平民被火箭弹袭击？可悲，但首先要看这是否有助于内塔尼亚胡的民调。美军士兵浴血奋战？值得尊重，但若胜利果实落入‘错误的人’手中，胜利本身便成了一种污染。”他进一步拆解左派的逻辑谬误：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若是由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将领指挥，是否也应该被阻止？伊朗的核武装若是被一个弗里德曼喜欢的领导人阻止，是否就变得正当了？把‘谁做了’凌驾于‘做了什么’之上，是一切身份政治的原罪，也是理性分析最危险的腐蚀剂。
马上，一篇反驳文章针锋相对《驳张平教授：谁说反对川普战争，就是支持伊朗？》，理直气壮地声明反伊朗同时又反川普不矛盾：“这两种判断并不互斥，反而相辅相成——反对伊朗，不代表要放弃对本国权力的警惕；警惕川普，也不代表支持伊朗神权。能同时憎恶两个坏东西，不叫精神撕裂，叫认知清醒。”伊朗和川普都是坏东西，都得反对。而且，川普坏东西打伊朗坏东西也没有正义性，因为“正义之师”的门槛极高：更严格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目标；更透明说明战争目标与法律依据；更受媒体监督与议会制衡；更谨慎评估附带伤亡；更清楚回答“打完之后怎么办”。怪不得美国受了伊朗47年的气，还拿它没辙，不是不想打，而是“正义之师”的标准太高，连张天师都组建不起这么一种“师”，所以，正义总是迟到，甚至经常被野蛮调戏亵渎。这种“正义之师”在人类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美利坚的崛起给世界注入了更多的正义含量，但迄今还没有达到“正义之师”的完美标准，只是在无限接近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利益失衡爆发，正义含量稀薄，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正义感爆棚，但因内有国会反对，外有英法掣肘而失败；二战是人类战争史上正义含量最丰沛的战争，但海量的平民伤亡，离正义的要求差距很大，何况在战后安排上让东欧人民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正义缺席了半个多世纪；韩战越战，始乱终弃，正义被憋得面红耳赤；伊拉克战争“洗衣粉”丑闻，阿富汗战争一地鸡毛仓惶撤退，被誉为2.0版的“西贡时刻”。貌似世界上还未出现过一次符合左派定义的“正义之师”，任何谨慎的战争都免不了磨损“正义”。
回到伊朗和川普“两个坏东西”论，如果美国的正义没有充分充值，不能配置出“正义之师”，就放任伊朗一直坏下去吗？都坏了47年了，正义配件永远凑不齐，只能坐等伊朗“恶贯满盈”而自我了结，期盼着“多行不义必自毙”原理发威了。川普本身是个“坏东西”，打击同样的“坏东西”也不能让正义附体，而美国总统为了当好东西就得拼命拼凑正义的条件，路漫漫其修远兮，总统上下求索配正义。拿不出“正义之师”就不能打击坏东西，因为以非正义打不义，也与打击对象一起成了“坏东西”。好像历届美国总统就是为了避免成了“坏东西”而隐忍克制。
这个难题其实很好解，两贼相遇贼受损，俩坏东西相斗好人乐，“坐山观虎斗”乐见其两败俱伤。伊朗是世界的“心腹大患”，川普是民主世界的“肘腋之患”，肘腋之患暴击心腹大患，消除了伊朗的核威胁同时让川普中期选举失败，把川普的滥权关进笼子，两患都消解，这妥妥的一箭双雕的好事呀。所以，既希望伊朗失败又盼川普失败在逻辑上和情绪上可以自洽。恶人的正面价值就是去折腾另一个更恶的人，恶人还须恶人磨，“负负得正”，正义也许可以由恶人互磨而溢出。
左派应该希望川普猛烈打击伊朗，彻底摧毁其核武能力，使其在几十年时间里威胁不了世界；而川普把仗打糊了，杀敌一万自伤八百，引发国内反战力量的反噬，不但输掉中期选举，还让美国民众警惕川普式的狂人，永远关闭了民粹领袖得势之路。
2026.4.25
希望伊朗败又盼川普败可以兼容
开冒邱 (2026-04-26 09:04:49) 评论 (0)前天，特拉维夫大学的华裔教授张平发表文章《你不可能既热爱自由，又盼着伊朗获胜》引发热议。文章批判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言论：“我真心希望伊朗在军事上被击败，因为这个政权对本国人民和整个中东地区都极具破坏性。……但问题在于，我绝不想看到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借这场战争巩固政治地位——他们是两个极其恶劣的人。我希望伊朗军事失败，却不愿看到这两个恶人因此得势。”张平教授愤怒批评弗里德曼代表的左派：在他们眼里，“伊朗的核威胁？重要，但不如‘川普不能赢’重要。以色列平民被火箭弹袭击？可悲，但首先要看这是否有助于内塔尼亚胡的民调。美军士兵浴血奋战？值得尊重，但若胜利果实落入‘错误的人’手中，胜利本身便成了一种污染。”他进一步拆解左派的逻辑谬误：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若是由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将领指挥，是否也应该被阻止？伊朗的核武装若是被一个弗里德曼喜欢的领导人阻止，是否就变得正当了？把‘谁做了’凌驾于‘做了什么’之上，是一切身份政治的原罪，也是理性分析最危险的腐蚀剂。
马上，一篇反驳文章针锋相对《驳张平教授：谁说反对川普战争，就是支持伊朗？》，理直气壮地声明反伊朗同时又反川普不矛盾：“这两种判断并不互斥，反而相辅相成——反对伊朗，不代表要放弃对本国权力的警惕；警惕川普，也不代表支持伊朗神权。能同时憎恶两个坏东西，不叫精神撕裂，叫认知清醒。”伊朗和川普都是坏东西，都得反对。而且，川普坏东西打伊朗坏东西也没有正义性，因为“正义之师”的门槛极高：更严格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目标；更透明说明战争目标与法律依据；更受媒体监督与议会制衡；更谨慎评估附带伤亡；更清楚回答“打完之后怎么办”。怪不得美国受了伊朗47年的气，还拿它没辙，不是不想打，而是“正义之师”的标准太高，连张天师都组建不起这么一种“师”，所以，正义总是迟到，甚至经常被野蛮调戏亵渎。这种“正义之师”在人类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美利坚的崛起给世界注入了更多的正义含量，但迄今还没有达到“正义之师”的完美标准，只是在无限接近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利益失衡爆发，正义含量稀薄，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正义感爆棚，但因内有国会反对，外有英法掣肘而失败；二战是人类战争史上正义含量最丰沛的战争，但海量的平民伤亡，离正义的要求差距很大，何况在战后安排上让东欧人民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正义缺席了半个多世纪；韩战越战，始乱终弃，正义被憋得面红耳赤；伊拉克战争“洗衣粉”丑闻，阿富汗战争一地鸡毛仓惶撤退，被誉为2.0版的“西贡时刻”。貌似世界上还未出现过一次符合左派定义的“正义之师”，任何谨慎的战争都免不了磨损“正义”。
回到伊朗和川普“两个坏东西”论，如果美国的正义没有充分充值，不能配置出“正义之师”，就放任伊朗一直坏下去吗？都坏了47年了，正义配件永远凑不齐，只能坐等伊朗“恶贯满盈”而自我了结，期盼着“多行不义必自毙”原理发威了。川普本身是个“坏东西”，打击同样的“坏东西”也不能让正义附体，而美国总统为了当好东西就得拼命拼凑正义的条件，路漫漫其修远兮，总统上下求索配正义。拿不出“正义之师”就不能打击坏东西，因为以非正义打不义，也与打击对象一起成了“坏东西”。好像历届美国总统就是为了避免成了“坏东西”而隐忍克制。
这个难题其实很好解，两贼相遇贼受损，俩坏东西相斗好人乐，“坐山观虎斗”乐见其两败俱伤。伊朗是世界的“心腹大患”，川普是民主世界的“肘腋之患”，肘腋之患暴击心腹大患，消除了伊朗的核威胁同时让川普中期选举失败，把川普的滥权关进笼子，两患都消解，这妥妥的一箭双雕的好事呀。所以，既希望伊朗失败又盼川普失败在逻辑上和情绪上可以自洽。恶人的正面价值就是去折腾另一个更恶的人，恶人还须恶人磨，“负负得正”，正义也许可以由恶人互磨而溢出。
左派应该希望川普猛烈打击伊朗，彻底摧毁其核武能力，使其在几十年时间里威胁不了世界；而川普把仗打糊了，杀敌一万自伤八百，引发国内反战力量的反噬，不但输掉中期选举，还让美国民众警惕川普式的狂人，永远关闭了民粹领袖得势之路。
2026.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