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蔡铮
（《即将分崩离析的美国》导章）
冷先生妻子2016 年来美，他们可申请两居室的福利房。申请到福利房就上岸了，日子会过得去。可领食品券，一家人吃饱没问题。小病可以挺一挺，病重了就到医院急救，付不了账医院也只得找政府要。这点美国还不错：病人有生命危险医院得先救，完了再谈钱；病人有钱有医保病人自己或保险出，没有就政府出。但这几年纽约市政府一直手头紧。冷先生到死都没住进福利房，当是纽约的福利房没有了；没有了就只有等，等到住福利房的人死了或政府有钱能提供更多的福利房。冷先生不走运，没等到。纽约贫困户比较多，从2010年到2015年贫困户都在20%以上，2016年开始下降，到2019年仍有 16%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而2019年全美贫困人口只有10.5%。美国的贫困户城市居多，而中国的贫困户大多在农村。一个国家的发展状态应以最底层的人的生活水平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了，如果收入只增加到社会顶层的人头上，增长没有意义。而美国过去二十年来，收人增加向顶层倾斜（表9.3）；其实这一倾斜持续了五十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即开始。美国底层百分之二十家庭的收人占全民收人之比从2000年的3.6%降到了2020年的3%，收入占比20年间减少20%。这必使底层家庭的生活更加困窘。过去25年中国持续快速上浮，冷先生却来到了上浮幅度很小的美国，又进入了资源分配越来越少的美国社会底层。如果冷先生来美时年轻，像许多留学生那样，有在美国有市场的知识、技术，他会很快进入美国社会的前30%收入阶层。但他来时年岁不小，他的书画才能在美国没有市场，更不幸的是他来到美国穷人聚居的纽约。不是纽约市政府不愿管他们，是管不过来。后来听说有人对冷先生的那个房东提起诉讼，因为在美国你要出租房子，得先申请，得有人来检查房子，房子通过检查才行；你还要买保险，出事了保险公司赔。可是官有官法，民有私约，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出租个破房子，办那么多手续，租金上去了，穷人就租不起。所以房东省了些手续。出了事，房东麻烦大了, 官司他吃不起，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据说房东丢下破房跑了。
估计未来二十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会上浮，顶层20%家庭的收人将趋近美国的第二层。届时中国来美留学的恐怕极少会留在美国，因为留学美国拿到学位后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多半落在美国社会顶层10%-30%之间（见表9.1，表9.2），即他们2020年的家庭收入多在10-25万美元之间，他们回到中国多半会进入中国的前20％，其收入与留在美国差异不大，生活质量也难分优劣。中国各收人阶层要与美国各阶层趋近，需要国民产值为美国的四倍多，这需要时间、全民持续努力和一点运气。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社会变化太大，大得有点让人眼花缭乱。我上大学那会，农村来的都有点自卑，都羡慕、爱慕城里来的。八二年我一同乡爱上一个大城市里来的女同学。那时的城乡差别现在的同学不能理解，那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那时农村人要去城里得有地方政府开的证明，没有那就对不起，给你抓起来，关起来。当时惩罚犯错误的城里人就是把他送乡下去，取消城市户口是极为严厉的惩罚。改革开放后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些有文化的城里人被送到农村劳改后精细描写自己在农村受苦受难经历的，读得人心酸落泪。我们就生长在一个劳改城里人的地方。
爱情是个没法子的东西，我那同乡偏偏就爱那个大城市里来的女同学。好多小伙子一有爱情就唱歌，用歌声来表达爱情；每天早上那个鸟叫得欢，那是公鸟在表达爱情。我那同学有自知之明, 知道他跟大城市里来的女同学的社会阶层差别太大，所以他不敢对女同学唱歌。他怎么表达爱情呢？写诗。写诗最大的好处就是，诗没声，谁也听不到，那女同学也听不到。听不到最好，免得女同学笑他瘌蛤蟆想吃天鹅肉。人世上最刻骨铭心的爱慕之情往往就发生在癞蛤蟆和天鹅之间。数年后我那同学头悬梁、锥刺股，考研究生奔到了那个大城市里。那时一研究生相当个副处级，跟现在不同，据说现在的研究生是副村长级。我这同乡这一下就社会乔迁了，他自信了，这才敢去对那女同学唱歌，他要到她家楼下去扯着嗓子高歌。他忙去找他那女同学。一打听，歌唱不成了，只能去接着写诗，写哀痛欲绝的诗。怎么回事呢? 那女同学出事了，出了对暗恋的情人来说最最可怕的事：她儿子都三岁了。
四十年过去了，大家反而羡慕农村来的。因为农村通公路了，好些农民的房子都像别墅。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拼了命想弄个城市户口，这些年又有些人想弄个农村户口。我预计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是城市化而是反城市化，即有钱人往农村移，城里留给穷人住。因为城市拥挤，生活空间狭小，生活成本、养育成本太高，使人没有生育兴趣，城市就像把人堆积起来让大家糜烂消亡，所有大城市的生育都无法保障人口的替换再生。为了国家持续发展也得反城市化。当然，中国有个土地限制，所以只有社会上层才能住乡下去，这种从城市向乡村的迁移可能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会给国家发展带来新机遇，到时中国社会分层又会发生变化，完全与四十年前相反：住在乡村的是社会上层。
我大学同学中有一个是从麻城乡下山缝（旮旯）里来的，她家的变化反映了过去六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她父亲是1935年生人，比冷先生早生几年。她母亲早不在了，如今她老父亲一个人住在老家屋里。她兄弟姐妹都孝顺，带她父亲把中国所有地方都游遍了。她老父出游都游不长，他惦记他喂的鸡、狗、猫和他种的菜。老人游遍中国就是没出过国。我那同学兄弟姐妹就决定趁父亲跑得动带他出国游。上哪儿呢？不能到越南去一趟充数啊，要游就游到人间天堂去。我这同学也读过I Love New York的美文, 所以她要带她父亲去冷先生活和战斗着的纽约。同学说她爸爸就想去看看那个女神。瞧，老头这大岁数了还惦记着女神！我就跟她说：那个不能再叫女神了，美国已发生了一场大革命，一场性别大革命，女的可以是男的，男的可以是女的，所以称那个东西女神是不正确的。她说那叫什么？我说那只能叫铜人像。她说那我就带他去看那个铜人像。我心想铜人像汉口就有啊，何苦跑纽约呢。我想说最好别带老人去纽约，就像老人最好不要见年轻时的恋人，保留美好的想象最好，见了，最强大的前摄抑制也抑制不住失望。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前摄抑制。前摄抑制就是人先前获得的信息会抑制阻挡新信息进脑子里去。说白点，就是老信息塞满脑子，新信息进不去；世界变化快，人跟不上趟。 诗的表述就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强壮英俊的情人死了，骨头散落在河滩上，可是在情人的梦里他还是那么英俊年轻。但我不好说，只说你要来带他到我这儿来住些时。后来新冠起来了，没来成，我就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这同学叫他父亲二爷，二爷就是叔父的意思，我问她：你不是你父亲亲生的？她说是，这么叫是为纪念她大伯。怎么回事呢？五九年，他们那儿没吃的，他父亲是大冶矿山的工人，他爷爷就决定带我同学她妈和他大伯到他父亲那儿去趁饭，免得在家饿死。那时工人算是中国社会的中层，在干部之下，农民之上，粮食有保障。他父亲一份饭四个人吃，饿不死人。但要出发的头一天她那个姑姑把她的大儿子送来了，哭着求他爸爸救她这个儿的命，给她夫家留个种。她姑姑还有两个孩子，眼看就要都饿死，得保一个。怎么办？我这同学爸爸的一份饭最多能四个人分。他大伯就说，那把外甥带上吧，我就不去了。这样我同学她爷爷、母亲还有表兄三个人就步行去了大冶矿山。他父亲人缘好，那食堂打饭的是麻城老乡，得知他一家老小都跑来了，就搞点鬼。打饭用饭票，饭票就是一片纸，打饭的就常给他父亲几片那个纸。这样我同学的妈、表兄和她爷爷就都活了下来。
但他这个大伯就在家饿死了，要说也不是饿死的，是从楼上掉下来摔死的。怎么回事呢？她爷爷走时就跟他大伯说：我在楼上藏了一罐子干薯片，那是救急的，饿得要死再拿它救命，不到时候不要动。他大伯就不动那薯片，挺着饿。这天他饿得不行了，就搬个梯子上楼去拿那红薯干救命。上到楼上，可能是饿晕了，就从楼上摔下来，摔死了。好多天后人才发现。她爷爷后来发现楼上罐子里的红薯干还没动。
我这同学的父亲跟他这个哥哥感情深厚，因为他娘在他三岁时就没了，哥俩相依为命，哥哥既是父亲又是母亲。他们那个父亲，就是我这同学的爷爷，是个唱道词的。唱道词的是三教九流中的道师。道师在农村很受尊重，农村死了人都得请他去唱道词。道师唱完了酒足饭饱后还有点赏钱。我同学爷爷酒足饭饱拿了赏钱后也不回家，就直接去村里的一个年轻寡妇家，把两个儿子忘到爪哇国去了。那哥俩就得自己捞鱼摸虾捡野菜弄吃的，自力更生设法活下去。所以我同学父亲听到哥哥饿死了就痛不欲生，但也没法，只能发誓把自己的孩子全给哥哥，所以我同学兄弟姐妹都叫他二爷，称他大伯为爷，（我们那儿叫父亲“爷”），把他大伯当亲生父亲。
第二年，六零年底，情况好些了，但所有人都得到工地去干活才有饭吃（这里的“饭”是“稀饭”，是一斤米加三十斤水熬出来的稀饭），不去就没吃的。一早去，走老远的路，天黑回。我这同学的妈那时已有个十一个月大的女儿。她就每天早上把女儿喂饱，穿好，尿布给系好，用被子把女儿围好，再出发走几十里地到工地去上工。家里没人, 那小女孩就一个人躺床上，从早到黑。同学母亲一出门就惦记女儿，一整天都担心女儿出事，担心女儿饿了怎么办？渴了怎么办? 但她没法回去，只有求菩萨保佑。每天天黑回到家，叫一声，听到女儿哭，她就喜得心发颤，就扑上去抱她，喂她，再给她换尿布。有一天她天黑回去，开了房门叫，孩子没哭。她扑到床上去抱起女儿，女儿嘴上尽是白沫，已死了多时。
我这同学父亲一年内连死两个至亲，他就做了个重大决定：回老家去，跟妻子一起，再也不离开家。他得保护孩子。当时这么做需要巨大的勇气。他好不容易才从农村跳出去，变成了有工资、有生活保障的工人，又丢下一切，回到穷山村里, 那是选择社会下移, 从社会中层移到社会下层。好在我那同学的妈出嫁从夫，相信丈夫做的事总是对的，跟很多现代女性相反，现代女性往往坚信丈夫做的事总是错的。
我这同学的父亲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他有文化，回乡后就在大队当干部，在当地小学当老师，经营大队的代销店，一气生养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都健康地活了下来。他带孩子、教孩子。他老大十六岁就考取华中师大，后面几个孩子全考取大学！他下沉到社会底层，下沉到水底，把自己的四个孩子都托举到社会上层；而他也因孩子的出息而升到社会上层，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老人现在住的还是老房子，但儿女出钱给改造了，室内地上铺了瓷砖，有空调，有太阳能，有自来水。他不怎么生病，生病了有医疗保险，有儿女给他掏钱。政府把水泥路修到他门口。从他屋里到县城一个小时，到上海也就四个小时。我这同学老发她父亲在房前屋后忙碌的照片,那小屋“桃李罗堂前 榆柳荫后檐”，他老父常常“摘豆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那里春天花满山，夏天傍晚“荷风送香气 竹露滴清响”，冬来柿压枝。最诱人的是冬天那树枝上红亮亮的柿子。我们小时见了柿子就都连树枝都给掰下来，青柿子赖在枝上不肯下来，那只有连树枝都搞下来。她们家有个鱼塘，她老父亲春节前就把鱼捞起来，按人分成堆，分给村里人，家家有份，他自己也只留一份。
我同学父亲的社会变迁是个特例。四十多年前，邓小平说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时想只要有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突破！不能都穷死啊。现在已有很多人生活好起来了。当然，还有很多穷人。
度量时代变化有很多变量。食品是个反应社会变化的重要变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最宝贵的食品是什么？肥肉和猪油。那时人长得瘦，那个猪也长得瘦；现在人长得胖，猪也跟着胖。那时肥肉、猪油就是稀有的补品，补身子，补脑子，缺哪补哪。我散文集《生命的走向》里《我的高中》有一节专门讲猪油。那时从上到下都把肥肉当宝，连毛主席的最爱也是红烧肉。我父亲有肺病，人不行了，到区卫生院去看，那医生就给他开一大抱草药。我父亲服了一罐又一罐像机油样的苦汤药，半点不见好，所以他瞧不起中医，因为他知道治他那病最好的药是猪油！他病得不行了，吃一点猪油、吃一点肥肉就好了！可是那些笨医生就不给他开猪油。医院里也没有猪油，医生自己也难得吃上猪油。现在我也懂点中医，想那时人都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你还吃那些刮油去脂的草药，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嘛！那时买肉大家都抢那个肥肉，但肥肉都叫关系户开后门割走了。现在谁还要肥肉？好些人熬了肉要把浮的油撇掉，怕猪身上的油长到自己身上；撇掉把油给猫给狗吃，发现猫狗也胖得不行，就只好把油撇到垃圾桶里。
哈佛大学一直在中国做民调，2016年基于3000多人的民调发现中国人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达到95.5%，同一民调搞了13年。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中国的好消息，好的都是假的，坏的才是真的。但我想这该是真的。我有大学同学微信圈、高中同学微信圈、战友微信圈，我老家小村也有个微信圈, 圈里绝大多数人都很满意。有人说这全是政府宣传的结果，要是，那也得给宣传部门点赞。我知道中国老百姓多半还是唯物主义者，是物质决定其意识而不是别人的意识决定其意识。我老家那个小村我最熟悉，谁家养了只猫，是白猫黑猫、是不是会逮老鼠的好猫我都清楚。那小村也就十三四户人家。村里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半都上了大学，九十年代出生的几乎全都上了大学；在村里出生的有六个读了研究生，带外面出生的就有七个。一读完大学，特别是读了研究生，就有很不错的工作。留在村里最年轻的也是七零年以前出生的，也就一两个，其余的全在城里安家落户，有的在县城，有的在省城或别的城市。逢年过节年轻人才从全国各地往回赶，多半开车，水泥路早通到各家门口。我们邻村上大学的却不多，但房子一个比一个阔气；我们小村的房子都一般，大概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边买了房。村里老了人，微信群里一通告，年轻人便都在半天内从全国各地赶回去送老人上山。过去十几年来村里人的生活变化让人惊喜。我唯一担心的是五十年后村里空无一人，因为年轻一代上大学走了，如黄鹤楼的黄鹤，一去不还。我们这一代，小时一起割谷插秧、捞鱼摸虾、偷吃偷喝，跟村子很有感情，年轻一代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跟村子没什么感情。学社会学的可以去实地调查我们那个小村，可写个《袁家塆的变迁》，搞个博士学位。我那村子是红安县觅儿寺镇柏树岗村袁家塆。八里高铁站距我家十来分钟车程，武汉机场和武汉高铁站距我家也就四十来分钟。村里有人办农场做农家饭，农场房子很漂亮，可以住宿；还可开车到附近的新城或邻县小镇或去红安县城或黄陂县城吃住，都只十分钟到半小时车程。从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坐火车到我老家全程五个多钟头，坐飞机三个多钟头。我那小村五十年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好例证，记录其变化很有意义。
再说我的高中同学。我们读高中那会，很多单位都是接班制。我的好些同学上课上得好好的就被叫出去办接班手续去了。父亲在税务的儿子到税务，父亲教书儿子去教书。我一个好朋友初中毕业就顶他父亲的职教小学去了。看到同学顶职去了，我羡慕，羡慕得要哭。因为我也只得去顶父亲的职，去犁田挑草头挑大粪。我一挑草头那扁担就像刀子切进我肉里，痛得受不了；大粪熏得人要晕倒。我后来就用功，用功也就考个师专；全班就我考上了，同学们都得去顶职挑草头挑大粪。我一直担心我的同学会上吊、跳水或疯掉。我们那儿常有青年人跳水或上吊自杀；鱼米之乡，到处都是水塘；大树不多，挂根绳子吊颈的树总是有的。我初中时就有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在我上学路边的树上吊死了，他家穷，弟兄姊妹多。村里人恨死那棵树，十几个大劳力花了几天功夫把那棵树放倒，连根刨了，刨大个坑，把树枝、树根就地剁碎架起来烧，烧成灰。后来我上夜校走到那里就毛骨悚然。七五年我们县四个姑娘集体跳水自杀，其中一个的父亲是新四军，牺牲了。她们修水库苦干一天，晚上还得看革命样板戏。她们不看，四个人约好去跳水。三个淹死了，一个头猛往水里扎，就是淹不死，活了下来。县革委会给她们的评语是：生的糊涂，死的反动。这事报到周总理那里，总理见报泪流不止，邓颖超失声痛哭。
但是我那些高中同学都很顽强，没人跳水上吊，没人疯掉。那时关住社会流动的大闸门已打开了，不必跳龙门，钻钻就出去了。不久我发现我高中同学没一个在家种田的。有的复读上了名牌大学，有的通过招聘考试当了地方官，有的做起生意。如今很多人过得比我潇洒，房子都付清了，开的车子比我的好，有的孩子在留学，有的官至副部级，也算是寒门出公卿了。当然他们都很努力, 吃了很多苦。看看我高中同学，我就知道中国的社会变迁有多大，而且都是乔迁，没一个下移；其实我们那会儿也不能再下移了，下移就移到了地府。
我们这一代非常幸运，小时吃了点苦，但随着国家的整体上浮而水涨船高，多数人所得远远超出了少年时代的期望。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持续社会集体乔迁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极为罕见。所以大家唱国歌时要领会歌词的深意，要有危机感，不能松懈。国家持续上浮很难，它需要国家几乎每一步都走对，但国家有时就是瞎子过跳石，一脚踏空就落水里了。保持一个大国直线上浮太难太难了，但中国过去四十年做到了。要让国家继续上浮，使每一社会阶层都水涨船高，继续乔迁，那得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
（全文完。（选自《即将分崩离析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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