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冰峰下的哨所

林副政委找到我的时候，我刚从团部食堂出来。

那天的午饭是白菜炖粉条，大师傅多给了我一块肉，我没舍得吃，用馒头夹着，打算晚上热一热再吃。林副政委站在招待所门口，手里夹着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正午的阳光下几乎看不见。他看了我一眼，把烟叼在嘴里，腾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林远，有个地方，我想带你去看看。”

“什么地方？”

他吐出一口烟，烟雾在阳光里散了，像一层薄纱。他看着远处，目光越过了操场上走队列的连队，越过了团部那根旗杆，越过了大院的围墙，一直看到天边。

“边防十二连。”他说，“帕米尔高原上，海拔四千七百米。”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我注意到他夹烟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我当营副教导员的时候去过，”他把烟掐灭，烟头在鞋底碾了一下，“快十年了，一直想再去看看。”

他没有说为什么想去。我也没问。有些话，当兵的人不说。

出发那天早晨，天还没亮透。

北疆的夏天，天亮得比北京晚。北京时间六点，这里还是灰蒙蒙的，东方只有一线暗红，像有人在天边点了一根火柴。团部大院里很安静。

我的BJ212停在团部门口，林副政委坐在副驾驶座上，小李和卫生员小周挤在后排。车子驶出大院的时候，哨兵敬了个礼，小李鸣笛回礼。

一路向西。

起初还有柏油路，虽然坑坑洼洼，但至少是路。过了喀什，路就变了。柏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碎石路，车轮碾上去，石子噼啪作响。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陡，一边是风化严重的山壁，随时可能有石头滚下来；另一边是万丈深渊，谷底有一条河，河水是乳白色的，那是冰川融水，冷得刺骨。

海拔表上的数字从一千米跳到两千米，然后是三千米。空气越来越稀薄，BJ212的发动机开始发抖，像一头得了高原反应的牦牛，喘着粗气。

林副政委的脸色有些发白，但一句话都没说。

“副政委，您还好吧？”小李在后座问。

“没事。”林副政委摆了摆手，“当年我们走这条路，连车都没有，全靠骑马。从团部到边防连，要走五天。现在有车，两天就到了。”

第二天下午，车走到了尽头。不是碎石路了，是根本没有路。面前是一座大山，山坡上覆盖着碎石和稀疏的草丛，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上，消失在云雾里。海拔表显示三千八百米。

赵连长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他站在山道入口处，身后牵着几匹马。三十出头的汉子，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穿着一件半新的军大衣，脚上是马靴。他跑步上前，向林副政委敬礼报告，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高原待了八年，声带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下出了毛病。

“林副政委，边防十二连连长赵大江，奉命来接你们。”

“辛苦了。”林副政委还了个礼。

赵连长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又落在我身后的箱子上。

“这就是放映员林同志？”

“是。”我说。

“设备重不重？”

“四十多公斤。”

赵连长没说话，转过身，从战士手里牵过一匹最壮实的军马。那匹马是枣红色的，骨架大，胸宽，腿粗。赵连长把马鞍上的褡裢解开，腾出位置。

“把设备绑上去。”他说。

我和小李一起把箱子抬上马背，用绳子固定好。赵连长试了试，纹丝不动，点了点头。

“上马。”他说。

我不会骑马。小李也不会。林副政委会，但他没说什么，接过缰绳，翻身上了另一匹马。动作不麻利，但也算熟练。

赵连长看了我一眼，指了指那匹栗色马。

“你骑这匹。它老实，认路。”

我踩着马镫，翻身上去。姿势肯定不对，那匹马不满地打了个响鼻，往前走了两步。我赶紧抓住缰绳，手心全是汗。

赵连长笑了笑，翻身上了自己的马。那是一匹黑马，比枣红马高半头，眼神很野，鼻孔喷着白气。

“走吧。”他说。

一行人在山道上缓慢前行。

说是路，其实只是碎石坡上踩出来的一条痕迹。宽不过两尺，一边是风化严重的山壁，一边是陡峭的斜坡。马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踩在石头的缝隙里，蹄子打滑的时候，它会自己调整重心，稳稳地站住。

人不行。小李跟在我后面，走了不到半小时，就扶着膝盖喘不上气了。小周的脸色发白，嘴唇发紫，是高原反应的征兆。赵连长让一个战士牵着小周的马，又让另一个战士扶着小李。

“第一次上山都这样。”赵连长对我说，“待几天就习惯了。”

山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我的头开始疼，太阳穴像有人拿锤子在敲。但我咬着牙没吭声。

林副政委走在最前面。他的腰板挺得很直，但脸色比在山下的时候更白了。赵连长策马走到他旁边，低声说了句什么。林副政委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

走了大约三个小时，山道变得平缓了一些。赵连长勒住马，指着前方。

“到了。”

营区建在一处相对平坦的山坡上，几排石头房子，一个操场，一根旗杆。操场边上拴着几匹军马，马鬃在寒风中飘动。房子的墙壁是用山石垒的，缝隙里填着泥巴，屋顶是油毛毡的，压着大石头，怕被风刮跑。

此刻太阳还挂在西边的雪峰上，把整片雪山染成了金色。暮色从山谷里升起来，像一层薄纱，从下往上，慢慢地、慢慢地，把山脚裹住，把山腰裹住，最后只剩下最高的几个雪峰还亮着，像几座金色的孤岛。

赵连长把我和林副政委安排在两间空出来的石头房子里。房子不大，一铺炕，一张桌子，一盏马灯。墙上糊着报纸，报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了起来。角落里有一个铁炉子，炉膛里的火烧得正旺，铁皮烟囱烧得发红。

我把设备从马背上卸下来，搬进屋里。赵连长站在门口，看着我打开箱子。

“这就是放映机？”他问。

“激光投影仪。”我说。

“不用胶片？”

“不用。”

赵连长没再问。他蹲下来，看着那台银白色的机器，伸出手，想摸一下，又缩了回去。

晚上，赵连长把他们最好的伙食拿了出来——羊肉汤面。面条是用高压锅煮的，海拔高了水不到八十度就开，不用高压锅煮不熟。面条里放了罐头羊肉和脱水蔬菜。羊肉是去年冬天存下来的，冻得硬邦邦的，切开来还能看到冰碴子。

战士们围坐在一起吃饭，眼睛却一直往我这边瞟。消息早就通过电台传过来了：上面来了一个放映员，带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放映设备，要给大家放电影。

“多久没放过电影了？”我问赵连长。

他想了想：“快1年了。上次放电影还是1966年冬天，团里来了一辆放映车，放的是《地道战》。胶片断了好几次，风太大，幕布被吹跑了两回。但战士们看得高兴，零下三十多度，没人回屋。”

林副政委坐在一旁，听着这些话，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

赵连长的筷子停的时间更长。他夹起一块羊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去年冬天，”他忽然说，“我们连牺牲了一个战士。”

屋子里安静了。

“巡逻的时候，山上雪崩。一块石头砸下来，他把身边的战士推开了，自己被砸中了。”

他把筷子放下，看着碗里的面条。

“才十九岁。甘肃人。来连队第二年。”

没有人说话。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木柴噼啪作响。

“他叫王建军。”赵连长说，“一班的。”

坐在角落里一个战士把头低了下去。那是班长，一班长。他没有哭，但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赵连长没有再说什么。他端起碗，把剩下的面条几口吃完，站起来。

“林同志，设备架好了吗？”

“架好了。”

“那就开始吧。”

饭后，赵连长叫了几个战士帮忙，在操场上架幕布。他们把幕布的四角用绳子固定在木桩上，木桩砸进冻土里，再用石头压住。风很大，吹得幕布鼓起来，像一面巨大的帆，绳子绷得紧紧的，发出嗡嗡的声音。

我把投影仪搬到操场上，两个黑色的小音箱摆在两侧，电池放在弹药箱上。我连接好设备，试了一下画面。幕布在风中剧烈抖动，画面也跟着晃动，像水面的倒影，一波一波的，看不清楚。

赵连长站在旁边，看着晃动的画面，没说话。

我把音量调大，音箱里流出的音乐被风撕成碎片，忽大忽小，忽远忽近，像是有人在山那边放收音机。战士们在操场上坐好了，每人一个小马扎，军大衣裹得紧紧的，皮帽子上的护耳放了下来。他们的脸被风吹得通红，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在暮色中格外清晰。没有人抱怨，没有人缩脖子，就那么坐着，等着。

我看了林副政委一眼。林副政委坐在第一排边上，军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挡着风。

“副政委，”我走过去，蹲下来，凑到他耳边说，“风太大了，画面稳不住。声音也听不清。战士们受不了。”

林副政委转过头，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看了看操场上的战士们。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换到屋里。”我说，“一班宿舍。一个排一个排地看。一排先看，二排三排先睡觉。连干部分到各排，跟着看。”

林副政委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赵连长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赵连长先是一愣，然后看了看操场上的幕布，又看了看那些战士，点了点头。

“全体注意！”赵连长的声音沙哑，但每个字都很清楚，“风太大，换到屋里放！一排先看，完了是二排，最后是三排和炊事班，干部分到各排！副指导员跟我到一排！”现在二排三排先回宿舍睡觉！

战士们站起来，没有抱怨，没有叹气。他们抱起马扎，排着队，往宿舍走。

一班宿舍在营区的最东边，是最大的一间。石头垒的墙，油毛毡的顶，里面一铺大炕，能睡十来个人，加上站的地方，挤一挤能塞三十多人。屋子不大，炕占了一半，剩下的空间刚好够放投影仪。白墙就是幕布。

一排的战士们进来了。他们脱了军大衣，挂在墙上的钉子上，然后站到炕前。炕上坐不下了，就站着，站在炕沿边，站在门边，站在任何能站的地方。副指导员站在炕沿边，排长站在门边，赵连长站在炕沿边，林副政委也站在炕沿边。他们和战士们挤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

我把投影仪放在炕对面的木箱上，镜头对准白墙。两个音箱摆在炕沿的两头，用枕头垫高。连接好设备，试了一下。画面稳稳地停在白墙上，不晃了。音箱里流出的音乐在屋子里回荡，温暖，饱满，像有人在他们耳边轻轻地唱。

赵连长站在炕沿边，看着那面白墙，没说话。

“放什么片子？”我问。

赵连长看着林副政委。林副政委想了想：“《冰山上的来客》。”

赵连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好片子。”他说。

灯灭了。屋子里只有投影仪的光。那光从镜头里射出来，穿过屋子里的灰尘，落在白墙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一群小小的萤火虫。

电影开始了。

当银幕上出现帕米尔高原的雪峰时，我听到有人轻轻地“啊”了一声。那些战士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那是他们每天面对的山，每天巡逻的路，每天守卫的国境线。

电影放着。阿米尔和古兰丹姆小时候的戏，战士们看得很安静。但当阿米尔追着马车跑的那场戏出现时，我看到站在门边的一个战士嘴唇在微微翕动。他的眼眶红了。

电影继续放着。到了后半段，那场戏来了。

一班长在哨位上牺牲了。他冻僵的身体趴在雪地里，手里还握着枪，眼睛还睁着，望着国境线的方向。杨排长站在他面前，沉默了很久。然后音乐响起了。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那歌声像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又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它穿过石头房子的墙壁，穿过高原稀薄的空气，穿过每个人心里最硬的那层壳，钻了进去。

屋子里有人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把脸埋在袖子里、肩膀剧烈抖动的哭。是那种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出声、但眼泪根本止不住的哭。

我看到，坐在炕沿边的一班长——就是那个在晚饭时低头的班长——他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没有擦，就那么坐着，让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他旁边的战士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一直没有放下来。

赵连长站在那里，眼睛盯着银幕，一动不动。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下颌的肌肉在微微跳动。

林副政委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攥成了拳头。

当“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那句唱出来的时候，一班长终于哭出了声。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屋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没有人觉得他丢人。

电影放完了。灯亮了。没有人动。

屋子里很安静。炉子里的火还在烧，木柴噼啪作响。

赵连长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已经变暗的白墙，沉默了很久。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

然后他转过身，对着战士们说了一句：“同志们，唱首歌。”

战士们站直了身体。他们的脸上还有泪痕，眼睛还是红的，但腰板挺得笔直。

“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

《怀念战友》的旋律在石头房子里响了起来。不是电影里的配乐，是战士们自己唱的。他们的声音沙哑、粗糙、不在调上，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重。

“亲爱的战友，你也再不能听我弹琴听我歌唱——”

一班长唱得最大声。他的声音破了，沙了，但他还在唱。他旁边的战士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一直没有放下来。

一排歌唱完了。屋子里安静下来。赵连长看了我一眼。

“继续放。”他说。

我愣了一下。以为一排看完就该换二排了。但赵连长说的是“继续放”。他要连看两部。

我看了看林副政委。林副政委微微点了点头。

第二部片子，我选了一部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2年上映的苏联战争片，讲的是二战期间一群苏联女兵在丛林中与德军侦察兵殊死搏斗的故事。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没有千军万马的冲锋，只有几个年轻的女兵，在森林里、在沼泽里、在敌人的枪口下，一个一个地倒下。

灯又灭了。银幕又亮了。

电影开始了。

银幕上出现了俄罗斯的丛林，白桦林，沼泽地。五个女兵，年轻的、漂亮的、爱笑的，穿着军装，背着步枪，跟着准尉瓦斯科夫进入森林。她们的任务是拦截德军的侦察兵。

屋子里很安静。战士们不习惯看外国电影，也不习惯听俄语。但字幕他们是认识的，一行一行地，把那些女兵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当那个最漂亮的女兵——热尼娅——在丛林中唱着歌、引开德军火力、最后倒在敌人枪口下时，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炉子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站在门边的那个战士低下了头。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当五个女兵全部牺牲、准尉瓦斯科夫一个人押着剩下的德军走出森林时，银幕上出现了那五个女兵的幻影——她们站在白桦林边，笑着，闹着，像还活着一样。

电影放完了。灯亮了。没有人动。

一排看完了两部电影。赵连长说：“一排睡觉。二排到一班宿舍。”

二排的战士们已经等在外面了。他们披着军大衣，站在门口，哈着气，跺着脚。他们已经听说了王建军的事，也听说了电影里的那些画面。他们进来的时候，没有人说话。

我重新按下播放键。先是《冰山上的来客》，然后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同样的电影，同样的白墙，同样的两个小音箱。

当一班长牺牲的那场戏出现时，二排有人哭了。电影放完后，赵连长说了同样的话：“唱一遍。”

二排的战士们唱起了《怀念战友》。他们的声音比一排更大，像是要把心里的什么东西喊出来。

二排看完，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三排的战士们已经等了很久。他们被叫醒的时候，没有抱怨。他们穿上军大衣，走进一班宿舍。

我第三次按下了播放键。先是《冰山上的来客》，然后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当一班长牺牲的那场戏出现时，三排的一个战士忽然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看着银幕上冻僵的一班长，嘴唇哆嗦着。

“王建军——”他喊了一声。

旁边的班长拉他坐下。他坐下了，但眼泪已经流了下来。

“王建军曾经和他一个班。”班长低声对我说。

当五个女兵的幻影最后一次出现在白桦林边时，天已经快亮了。

赵连长站在一班宿舍的门口，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地从屋里走出来。他们有的在揉眼睛，有的在打哈欠，有的还在低声哼着《怀念战友》的旋律。

一班长走在最后面。他的眼睛又红又肿，但嘴角带着一丝笑。他走到我面前，停下来，敬了个礼。

“林同志，谢谢你。”

“不用谢。”

“你一夜没睡。”

“你们也一夜没睡。”

这时赵连长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过来。是一朵雪莲，花瓣已经干了，但还保持着盛开的形状，白色的绒毛在晨光中泛着微光。

“这是战士们让我给你的。”赵连长说，“雪莲，山上长的。不多，一年也采不到几朵。战士们说，你是第一个来我们连队的放映员，这朵雪莲送给你。”

我接过来。雪莲很轻，轻得像没有重量。花瓣干透了，感觉一碰就会碎。我把雪莲小心地放进胸口的衣袋里，扣上扣子。

“赵连长，替我谢谢战士们。”

赵连长点了点头。他看了看远处已经发白的天际线，沉默了一会儿。

“王建军牺牲那天，是一班长把他从雪里刨出来的。”他说，“刨了两个小时。手都冻烂了。王建军被砸中的时候，推开了身边的战士。那个战士活下来了。王建军没有。”

我没说话。

“一班长半年没笑过了。”赵连长说，“今天晚上，他笑了。”

早上，战士们没有出操。赵连长说，今天破例，让他们多睡一会儿。

我回到自己那间石头房子，躺在炕上，却睡不着。就走出屋子，看见林副政委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石头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帕米尔高原的夜空，没有一丝光污染，银河像一条发光的河流，从东边的地平线一直流到西边的地平线。他披着军大衣，手里夹着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明一暗。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睡不着？”他问。

“换了地方睡不着。”我说，“您呢？”

“老了。”他吸了一口烟，“想起一些旧事。”

沉默了一会儿。

“副政委，您当年在这里待了多久？”

“三年。”他说，“五八年到六一年。那时候我是营副教导员，负责蹲点，在这个连队住了大半年。”他指了指操场对面的一块空地，“那边以前是马厩，只有几匹马，不够用。我和战士们一起上山砍木头，自己动手扩建的。”

“那时候条件比现在更苦吧？”

“苦。”他吐出一口烟，“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水壶里的水冻成冰疙瘩，咬都咬不动。巡逻一次要走三天，在雪地里过夜，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有一年冬天，我骑马巡逻，马踩进了冰缝，摔断了腿。我在雪地里爬了六个小时才爬回连队，两个脚趾甲冻掉了，到现在都没长出来。”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像是在回忆什么。

“但那些兵，比我能吃苦。”他的声音忽然轻了下来，“有一个战士，甘肃人，才十九岁。他骑马巡逻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滚下了山坡，肋骨断了三根。他自己把肋骨接上，用绑腿缠住，又骑了三天马回到连队。”

“后来呢？”我问。

“后来落下了残疾，复员回家了。”林副政委把烟头掐灭，“他走的那天，全连都哭了。他笑着说，没事，我还能走路。”

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赶路。”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了一句：“林远，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带你来这里吗？”

“不知道。”

“因为这里是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如果一个放映员的片子能放到这里，那全中国就没有他到不了的地方。”

他没有回头，径直走进了石头房子。

我坐在那块石头上，看着天上的银河，坐了很久。

回到房间，我把那朵雪莲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枕边。干枯的花瓣在晨光中泛着淡淡的黄色。让我想起电影中的那首歌。

“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

我闭上眼睛。窗外，天已经亮了。雪山的峰顶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那朵雪莲在枕边，静静地，像一个小小的、白色的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