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2号下午在北京的弟弟发来短信，说父亲走了。

父亲八十五岁。中国人讲七十三，八十四，父亲熬过了本命年，熬过了疫情。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四十多天，驾鹤西去了。

远在墨尔本的我，只能望洋兴叹。电话那头是母亲的哭泣声。我写了一首小诗寄托哀思：

清明时节雨纷扬

难孝家严欲断肠

悲莫悲兮生别离

暗寄哀思与斜阳

往事历历昙华林

思绪滚滚扬子江

借问何时再相见

一片汪洋两茫茫

2019年12月离开北京的时候就有一种和父亲永别的感觉，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再加上说不出话，所以和父亲的告别只是一个手势和一个眼神，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时。

其实，从小到大真正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父亲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人，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永远都有新的想法。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小时候我不想上幼儿园，每个周一的早上都被父亲挟持到大学的班车上，我哭着闹着，也无济于事；再就是父亲对我唯一的一次体罚。小时候和大院子里的小孩儿一起玩儿，学会了骂人，是武汉话的国骂，个把马。父亲听了以后异常愤怒，痛痛快快地打了我一顿。好像从那以后还真就没有再骂人了。但是现在武汉话的这个国骂被人做成了武汉的标记，叫“斑马”，一个多么美妙的名字。如果当年用“斑马”这个词，大概就不会挨揍了。

我和弟弟都是奶奶带大的，父亲的职责似乎就是工作。但是我们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我生下来的时候，天快亮了，父亲就给起了一个哈晓，取天光破晓的意思，但是哈晓听起来不太像一个大名；外祖父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哈思齐，是思念乌鲁木齐的意思，当时我伯父一家在乌鲁木齐；也许有见贤思齐的意思。后来父亲选择了哈小伟这个名字，再后来就变成了哈伟。“哈”作为姓应该念第三声，父亲是江西人，起名字的时候大概没有考虑到普通话两个三声变调的问题，因此哈伟用普通话读就变成了蛤伟，哈念成了第二声，听起来有点儿别扭。哈念第一声，哈尔滨的哈。父亲1955年从南昌到武昌念书，后来又在武汉工作了几十年，还娶了一个武汉姑娘，但是父亲始终没有学会说武汉话。我和父亲的交流始终都是用武汉话，他完全听得懂，但是不会说。父亲和奶奶交流是用江西话，但是和其他人交流用的是江西普通话；后来父亲调到了北京，仍然用的是江西普通话，把“折腾” zhē teng说成“折腾” zhē téng，儿化和轻声就更说不出来了。没有学好普通话和英语大约是父亲一生的一个遗憾。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学的是俄语，后来评职称的时候也是考的俄语。父亲生前访问过很多国家和地区，还是国外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但是不会英语给他带来了一些困难。记得有一年开斋节的时候，我回国休假，陪父亲去某国的大使馆出席一个聚会，我为父亲当了一晚上的翻译。父亲那天很高兴，说要是能说流利的英语就太好了。

父亲的另一个遗憾就是他的字不太漂亮，大概是小时候没有上太多学的缘故吧。抗日战争的时候，父亲出生不久，爷爷就出去抗战了；奶奶一个人靠在卷烟厂工作养活两个儿子。因此，父亲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工农速成中学教书，后来以干部的身份被保送到华中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因为上师范吃饭不用交钱。父亲的字，笔画直来直去，像火柴棍架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写交代材料，都是母亲代笔，因此母亲还得了一个“滕文公”（即誊写文字的人）的美称。母亲的字写得很好，因为外公的字写得很好，我们兄弟两个，小时候在外公家住了一段时间，也跟着外公练了几天字。

父亲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父亲很喜欢书，家里除了几件家具，就是书了。几个藤书架上放满了书和杂志。后来条件好了，请人做了几个木书架；这几个书架一直跟着父亲，从武汉到北京，几十年了；书架里什么样的书都有。父亲看的书很杂，这和他做学问差不多，涉猎较广，儿童文学是他早期的爱好，上大学时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文章，引起了周扬的注意，还和周扬通过信；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在后来的运动中，却受到了周扬的牵连。父亲后来的一些研究大都是受命而为的，他写过《董必武传》，还根据这本传记创作了电影《楚天风云》，同时还写了一系列介绍湖北党史人物的传记，而成为了党史专家。父亲写的《陈时传》为中华大学的老校长陈时的平凡打下了基础，记得陈时的儿女来家里感谢，这可能是父亲最得意的一件事。后来父亲又和民族教育打上交道了，进而又转行研究民族教育，最终成为民族教育的博导。

父亲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只是没有表露出来罢了。住在昙华林的时候，父亲每次去华中村看望一些老教授时，都要带上我。记得去过高庆赐先生家，还有石声淮教授家，父亲告诉我高先生很有学问，编过一些教材；石先生是钱钟书的亲戚，也很有学问；后来我们搬到华中村住，当时华师的不少教授都住在那里，记得经常看见中文系的邢福义教授去买杂志，邢先生是父亲的同事；还有一位英语系的教授秦秋白先生，就住在我们家附近。当年考上北大时，父亲是很高兴的，并为我选定了汉语专业，原因是搞文学太危险，汉语没有阶级性，比较安全。离开武汉去北京上学的时候，一家人到火车站送行，火车铃响了，父亲突然从手腕上摘下了陪伴他多年的一块苏联表，郑重地把表戴在了我的手腕上。那一刻，我的眼睛模糊了。上大学期间，收到过一次父亲的信，是他在上海出差期间给我写的。父亲对我自己的一些决定从来不干涉，有什么想法也大多是通过母亲传达给我。

父亲是一个开朗的人，说话声音洪亮，对人热情。有一次在机场碰见了一个老同事，便热情地攀谈起来，结果说了半天才意识到是老同事的双胞胎哥哥。父亲一生都在当干部，但是用妈妈的话说，父亲就不是当官的料，虽然做了几十年的干部，但是始终没有练成当官的样子。父亲很早就谢顶了，加上一点儿将军肚，因此总是被人误认为是大官。有一次去武汉军区办事，那时候没有介绍信是不让进去的，父亲干脆就大摇大摆地往里走，门口的战士见了马上敬礼，并问：首长，您的车呢？父亲从容地说：在外面。这种机智还有过几次，文革时父亲和其他几个走资派一起挨斗，走在游行队伍里，大家都在喊着口号，父亲也跟着喊口号，以至于围观的群众不知道他也是挨斗的。去年回国探亲时，发现父亲失声了，对他这么一个爱说话的人来说应该是非常痛苦的。好在还可以用微信。这一年多，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父亲的微信，尽管大都是转发的一些信息。

人生最难的莫过于生离死别，特别是和亲人告别。外婆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有那么一点印象；去国几十载，国内的亲人相继离去，都没有赶上一次告别。奶奶去世的时候，我在墨尔本，伯父打电话告诉我的，自然没有赶上葬礼；外公、舅舅、姨妈和姨夫都在武汉，他们去世的消息也都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伯父在澳洲，去世前在医院见了最后一面，记得伯父使出全身力气说了一句：再见，我听得出其中的意思，那是一种诀别。从医院回到家不久，堂弟就发来信息说：爸爸走了。

父亲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父亲的经名是哈桑。父亲一生一直和少数民族打交道。按照回族的习惯，3月13号父亲葬在了北京回民公墓。妈妈说葬礼简朴而隆重，去了近二百人，一百五十个油香都发完了。按照回族的习惯，对去世的人，是不挂像的。我去请了一个经盘，来纪念父亲。经盘上写的是阿拉和穆哈穆德，还有《可兰经》，据说哈姓就是从穆哈穆德中分出来的一支。阿拉是伊斯兰教的造物主，穆哈穆德是伊斯兰教的先知。父亲生为回回，去世后又葬在了回民公墓，这回真的走了。汉语里这个“了”表示的是一种变化，并不是一个过去时，“走了”是去了另一个地方。父亲去了一个乐园，正如《可兰经》里描述的：敬畏的人们所蒙应许的乐园，其情状是这样的：其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他们在乐园中，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还有从他们的主发出的赦宥。

母亲说父亲的墓地风水很好，准备过几天去选墓碑，等我下次回北京再把墓地修起来。我已经为父亲的墓地拟好了一副对联：上联：曾经沧海慕雄杰，下联：终于天堂为德卿，横批：哈哈一生。

现在父亲的墓地已经修好了，我下次回去一定去祭扫。

清明将至，更加思念亲人。以此小诗，寄托哀思。

静静地，您安祥地躺着

等着我静静地来

我伫立在您的面前

激情回荡在胸怀

您紧闭的双眼

也许再也不会睁开

您那张开的嘴角

似乎还有什么要交代

您驾鹤西归

洒向人间都是爱

您步入天国

见到了爷爷和奶奶

肆虐的疫情

隔不断亲情和血脉

我的心啊

早已飞跃高山和大海

我来到了您的身边

不由得异想天开

我看见了一只雄鹰

展翅飞向那九霄云外

静静地您走了

就像您静静地来

不带走一草一木

化作了宇宙中的一粒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