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样妈妈
6、身陷囹圄
1966年夏天，当姐姐和我都为自己在学校的处境而烦恼、郁闷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妈妈正在承受着一个知识女性最难以承受的羞辱和折磨。
医学院的党委书记李海峰被“揪”了出来，毫不例外的成了“走资派”。他的“罪行”除了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反革命言行”，就是吹捧大毒草《燕山夜话》。证据是“他去图书馆巡视时，对图书馆主任王怀清说:“有一本新出版的杂文集《燕山夜话》是北京市市委书记邓拓写的，内容很好，我们学院应多采购几本。”来自身边同事的揭发完全属实，妈妈不仅为图书馆多买了几本《燕山夜话》，还给姐姐和我借来了一本。我和姐姐读后知道了《白开水最好喝》，从此不喝茶水，争着每天多喝白开水。我还受到《一个鸡蛋的家当》的启发，深为自己小时候养了那么多只鸡，却只知道吃鸡蛋，没能让鸡生蛋，蛋生鸡，最后发展成一个大鸡场而遗憾。除此之外，只记住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东林党人写的，东林党人是什么，我不知道。
就因为这一本《燕山夜话》，妈妈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李海峰反党罪行的“同伙”。那时候，姚文元的另一篇文章《评三家村》已经响彻全国，《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成了人人皆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邓拓、吴晗、廖沫沙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帮”。
在医学院礼堂召开的批斗李海峰的大会上，妈妈被迫站在台上陪斗，手里被勒令捧着一本《燕山夜话》。妈妈成了和“走资派”一伙的黑线上的人物，“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妈妈的“罪行”还包括“利用图书馆这个阵地大肆宣扬封资修的反动文化”。在她主持工作期间,图书馆订阅了大量的外文医学杂志、书籍，购买了多卷大部头的“封建糟粕”。革命“造反派”认为,中国学校的图书馆为什么要买英语词典，是崇洋媚外。医学院校不应该购置《辞海》、《康熙辞典》这样的图书，这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在一次借助锦州市京剧院剧场召开的更大规模的批斗会上，妈妈又作为“走资派”的陪斗，被押在台上，双手捧着厚重的“英语词典”和“康熙辞典”，整整站了三个多小时。还有，妈妈“腐蚀”“拉拢”革命群众，“证据”十足：历年来对馆内生活困难同事的无偿援助，毫无保留地得到了被援助者的指控和揭发。
一生信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妈妈，在这样奇耻大辱中，没有选择放弃生命，只因为她积历次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运动”来临之时就和爸爸约定：为了家，为了孩子们，一定要挺过去。为了这个约定，妈妈在接二连三的打击面前，没有倒下。平时不研究政治，只注重工作和学习的妈妈在猝不及防的逆境中，变得坚韧、倔强。
那时学校停课了，图书馆里没人读书借书了，却有一伙流氓每天晚上去偷书。他们趁着夜色掩护撬开门或打碎玻璃窗，进到阅览室、藏书库肆无忌惮地狂翻，把一批批图书当成废纸运到废品站卖掉。妈妈每天都按时到校上班，整理散乱的图书，再用从家里带去的铁锤、铁钉钉窗、钉门。日复一日，书照样被偷盗，门窗照样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学生不上课，老师不上班了，只有妈妈和她的几个同事天天一如既往地去图书馆清理狼籍的现场，努力把门窗钉得再结实一点。在那个动乱的时期，在没有任何人管理、监督的时候，妈妈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工作。
1968年10月，我和姐姐一起下乡了。离开了温暖的家,在偏远的穷山沟插队的我们，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人，落入视野的只有贫瘠的土地、贫穷的农民、贫困的生活和贫苦的劳作。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世界的边缘，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那个我们朝思暮想的家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事情。
我们下乡几天以后，一个叫做“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妈妈被医学院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专政”了。她被剥夺了回家吃饭、休息的权利，被监禁在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
1969年新年之夜，我们在条石沟的石板炕上听着广播喇叭里传出的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时，妈妈已被以“英国特务”的罪名关押了。妈妈被“专政”的原因是：造反派在审查知识分子的历史档案中发现，爸爸当年一个人去了“解放区”，妈妈留在崇慈医院继续执业。于是疑点出来了，既然孩子、妻子和老妈都在新民，爸爸为什么抛家舍业去解放区？还有，既然爸爸去了,妈妈为什么不跟着一块去而要继续留在国民党占领区，做一个敌人眼里“通共”嫌疑，难道不怕被抓住吗？而且，爸爸在“解放区”平安无事，妈妈在“敌占区”安然无恙，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群众专政指挥部”推断出这样的“逻辑”：爸爸妈妈“合谋”由爸爸打入“解放区”刺探情报，再由爸爸指派人将情报送交妈妈，妈妈将情报上报国民党驻军,因为国民党驻军的政治部就设在崇慈医院隔壁。妈妈是“特务”,而爸爸一直和妈妈一起上学、工作,不可能不知道妈妈的身份，所以爸爸也一定是“特务”。可是爸爸毕竟去了解放区为八路军治病，所以被定为“严重特务嫌疑”，边审查边监督劳动，下放到病房做了护理员。那他们又是什么时候，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呢？对了,他们读的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英国是帝国主义殖民者，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就必然要发展特务组织。
我想那些审理妈妈案件的大学生们都是像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既无知又自信，他们怎么能搞明白妈妈读高中时所住宿的“青年会”是什么样的组织，又怎么会知道爸爸在大学时代曾加入的“牛津契团”是干什么的呢？爸爸妈妈的“严重特务嫌疑”和“英国特务”就这样“顺理成章”的推论定性了。
妈妈被囚禁了100多天，经历了无数次的审问、调查，写了一份又一份反省交待材料，终于因为找不到任何证据而不了了之。可是多年以后,掌权者说,当年并没有给妈妈戴上“帽子”，所以不存在平反问题，只制作了一张证明妈妈没有历史问题的薄纸片放进档案里。
这一切,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是爸爸单位的同事和爸爸谈话时被我听出了蹊跷，才刨根问底挖掘出来的。我难掩自己的震惊和愤怒，就要去找办案的当事人问个究竟。那个人我小时候就认识，是妈妈最早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当了干部，曾经得到过爸爸妈妈很多帮助，却恩将仇报。妈妈阻止了我，她说，我不是很幸运吗？他们没有打我。如果当时有人动手打我一下，我可能就不会活着出来了，也会和你们高伯伯一样选择自杀，你们就没有妈妈了。
听了妈妈的话,我的汗水一下子湿透了衣衫，泪水也哗哗地流了下来。我想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国丽文的爸爸、白娟的爸爸和张燕生的妈妈，他们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含冤上吊自杀的。我的学兄马阿海的爸爸和高凯的爸爸都是爸爸妈妈的同事，在文革初期蒙受不白之冤，被毒打后跳楼自杀了。他们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爸爸或妈妈。我再不想找那些人算账了。很多年里,我在住宅区里见到那个负责妈妈专案的人都礼貌地打招呼，照样称他为“叔叔”。我知道，自己也和大多数国人一样，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是，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妈妈被解除监禁后，当权者为了自圆其说，没有恢复妈妈的工作，仍然以“有历史问题”对待妈妈，先送她去北镇罗罗堡公社“劳动改造”，又下放到附属医院的内科病房当护士。从医大毕业后一直从事医疗、教学、图书馆工作的妈妈从来没有做过护士，而且她的顶头上司就是当年我绝食时到我家大吵大闹的护士长，常常故意刁难妈妈，给妈妈出难题。一次她指派妈妈去给一个测血沉的病人抽血，然后借口妈妈做血沉不符合标准大声训斥妈妈。幸好闻讯赶来的老护士是妈妈当年的学生。她阻止了闹事的人，默默地帮妈妈做好了工作。
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已经不在了。这些事是住在我家楼上的邻居吴月枝阿姨讲给我听的，她当时和妈妈在一个科里当护士，见证了一切，也曾帮助妈妈做过技术性强的工作，掩护过妈妈。以前我虽然知道妈妈被专政过，可是专政后被下放劳动，每天要跑到附属医院上班的事我都不知道。虽然我们当时在农村,可是我们也回过家探过亲啊，竟然对家里这样大的变故毫不知情。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起，而我们又是那么地自我中心，觉得自己下乡了，是最苦最累最有功劳的人，理应得到家里照顾，却没有关心爸爸妈妈。
“文革”是我最不愿提起,最想忘记的一场噩梦,却又忘不了。我不能不常常想：妈妈在被“专政”的日日夜夜，是怎样度过的？她会不会流泪？会不会天天都在盼着见到家人？会不会有轻生的念头？会不会对人生、信念绝望？她怎么忍受了那些造反派趾高气扬的“审问”和“勒令”？她的内心会受着怎样的煎熬？
我一次次地在心中呐喊：妈妈，我这个无用女儿，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什么都没为你分担过。
别样妈妈 (6): 身陷囹圄
旭子 (2026-03-16 07:50:58) 评论 (0)
第一章 别样妈妈
6、身陷囹圄
1966年夏天，当姐姐和我都为自己在学校的处境而烦恼、郁闷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妈妈正在承受着一个知识女性最难以承受的羞辱和折磨。
医学院的党委书记李海峰被“揪”了出来，毫不例外的成了“走资派”。他的“罪行”除了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反革命言行”，就是吹捧大毒草《燕山夜话》。证据是“他去图书馆巡视时，对图书馆主任王怀清说:“有一本新出版的杂文集《燕山夜话》是北京市市委书记邓拓写的，内容很好，我们学院应多采购几本。”来自身边同事的揭发完全属实，妈妈不仅为图书馆多买了几本《燕山夜话》，还给姐姐和我借来了一本。我和姐姐读后知道了《白开水最好喝》，从此不喝茶水，争着每天多喝白开水。我还受到《一个鸡蛋的家当》的启发，深为自己小时候养了那么多只鸡，却只知道吃鸡蛋，没能让鸡生蛋，蛋生鸡，最后发展成一个大鸡场而遗憾。除此之外，只记住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东林党人写的，东林党人是什么，我不知道。
就因为这一本《燕山夜话》，妈妈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李海峰反党罪行的“同伙”。那时候，姚文元的另一篇文章《评三家村》已经响彻全国，《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成了人人皆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邓拓、吴晗、廖沫沙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帮”。
在医学院礼堂召开的批斗李海峰的大会上，妈妈被迫站在台上陪斗，手里被勒令捧着一本《燕山夜话》。妈妈成了和“走资派”一伙的黑线上的人物，“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妈妈的“罪行”还包括“利用图书馆这个阵地大肆宣扬封资修的反动文化”。在她主持工作期间,图书馆订阅了大量的外文医学杂志、书籍，购买了多卷大部头的“封建糟粕”。革命“造反派”认为,中国学校的图书馆为什么要买英语词典，是崇洋媚外。医学院校不应该购置《辞海》、《康熙辞典》这样的图书，这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在一次借助锦州市京剧院剧场召开的更大规模的批斗会上，妈妈又作为“走资派”的陪斗，被押在台上，双手捧着厚重的“英语词典”和“康熙辞典”，整整站了三个多小时。还有，妈妈“腐蚀”“拉拢”革命群众，“证据”十足：历年来对馆内生活困难同事的无偿援助，毫无保留地得到了被援助者的指控和揭发。
一生信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妈妈，在这样奇耻大辱中，没有选择放弃生命，只因为她积历次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运动”来临之时就和爸爸约定：为了家，为了孩子们，一定要挺过去。为了这个约定，妈妈在接二连三的打击面前，没有倒下。平时不研究政治，只注重工作和学习的妈妈在猝不及防的逆境中，变得坚韧、倔强。
那时学校停课了，图书馆里没人读书借书了，却有一伙流氓每天晚上去偷书。他们趁着夜色掩护撬开门或打碎玻璃窗，进到阅览室、藏书库肆无忌惮地狂翻，把一批批图书当成废纸运到废品站卖掉。妈妈每天都按时到校上班，整理散乱的图书，再用从家里带去的铁锤、铁钉钉窗、钉门。日复一日，书照样被偷盗，门窗照样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学生不上课，老师不上班了，只有妈妈和她的几个同事天天一如既往地去图书馆清理狼籍的现场，努力把门窗钉得再结实一点。在那个动乱的时期，在没有任何人管理、监督的时候，妈妈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工作。
1968年10月，我和姐姐一起下乡了。离开了温暖的家,在偏远的穷山沟插队的我们，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人，落入视野的只有贫瘠的土地、贫穷的农民、贫困的生活和贫苦的劳作。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世界的边缘，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那个我们朝思暮想的家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事情。
我们下乡几天以后，一个叫做“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妈妈被医学院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专政”了。她被剥夺了回家吃饭、休息的权利，被监禁在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
1969年新年之夜，我们在条石沟的石板炕上听着广播喇叭里传出的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时，妈妈已被以“英国特务”的罪名关押了。妈妈被“专政”的原因是：造反派在审查知识分子的历史档案中发现，爸爸当年一个人去了“解放区”，妈妈留在崇慈医院继续执业。于是疑点出来了，既然孩子、妻子和老妈都在新民，爸爸为什么抛家舍业去解放区？还有，既然爸爸去了,妈妈为什么不跟着一块去而要继续留在国民党占领区，做一个敌人眼里“通共”嫌疑，难道不怕被抓住吗？而且，爸爸在“解放区”平安无事，妈妈在“敌占区”安然无恙，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群众专政指挥部”推断出这样的“逻辑”：爸爸妈妈“合谋”由爸爸打入“解放区”刺探情报，再由爸爸指派人将情报送交妈妈，妈妈将情报上报国民党驻军,因为国民党驻军的政治部就设在崇慈医院隔壁。妈妈是“特务”,而爸爸一直和妈妈一起上学、工作,不可能不知道妈妈的身份，所以爸爸也一定是“特务”。可是爸爸毕竟去了解放区为八路军治病，所以被定为“严重特务嫌疑”，边审查边监督劳动，下放到病房做了护理员。那他们又是什么时候，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呢？对了,他们读的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英国是帝国主义殖民者，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就必然要发展特务组织。
我想那些审理妈妈案件的大学生们都是像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既无知又自信，他们怎么能搞明白妈妈读高中时所住宿的“青年会”是什么样的组织，又怎么会知道爸爸在大学时代曾加入的“牛津契团”是干什么的呢？爸爸妈妈的“严重特务嫌疑”和“英国特务”就这样“顺理成章”的推论定性了。
妈妈被囚禁了100多天，经历了无数次的审问、调查，写了一份又一份反省交待材料，终于因为找不到任何证据而不了了之。可是多年以后,掌权者说,当年并没有给妈妈戴上“帽子”，所以不存在平反问题，只制作了一张证明妈妈没有历史问题的薄纸片放进档案里。
这一切,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是爸爸单位的同事和爸爸谈话时被我听出了蹊跷，才刨根问底挖掘出来的。我难掩自己的震惊和愤怒，就要去找办案的当事人问个究竟。那个人我小时候就认识，是妈妈最早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当了干部，曾经得到过爸爸妈妈很多帮助，却恩将仇报。妈妈阻止了我，她说，我不是很幸运吗？他们没有打我。如果当时有人动手打我一下，我可能就不会活着出来了，也会和你们高伯伯一样选择自杀，你们就没有妈妈了。
听了妈妈的话,我的汗水一下子湿透了衣衫，泪水也哗哗地流了下来。我想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国丽文的爸爸、白娟的爸爸和张燕生的妈妈，他们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含冤上吊自杀的。我的学兄马阿海的爸爸和高凯的爸爸都是爸爸妈妈的同事，在文革初期蒙受不白之冤，被毒打后跳楼自杀了。他们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爸爸或妈妈。我再不想找那些人算账了。很多年里,我在住宅区里见到那个负责妈妈专案的人都礼貌地打招呼，照样称他为“叔叔”。我知道，自己也和大多数国人一样，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是，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妈妈被解除监禁后，当权者为了自圆其说，没有恢复妈妈的工作，仍然以“有历史问题”对待妈妈，先送她去北镇罗罗堡公社“劳动改造”，又下放到附属医院的内科病房当护士。从医大毕业后一直从事医疗、教学、图书馆工作的妈妈从来没有做过护士，而且她的顶头上司就是当年我绝食时到我家大吵大闹的护士长，常常故意刁难妈妈，给妈妈出难题。一次她指派妈妈去给一个测血沉的病人抽血，然后借口妈妈做血沉不符合标准大声训斥妈妈。幸好闻讯赶来的老护士是妈妈当年的学生。她阻止了闹事的人，默默地帮妈妈做好了工作。
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已经不在了。这些事是住在我家楼上的邻居吴月枝阿姨讲给我听的，她当时和妈妈在一个科里当护士，见证了一切，也曾帮助妈妈做过技术性强的工作，掩护过妈妈。以前我虽然知道妈妈被专政过，可是专政后被下放劳动，每天要跑到附属医院上班的事我都不知道。虽然我们当时在农村,可是我们也回过家探过亲啊，竟然对家里这样大的变故毫不知情。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起，而我们又是那么地自我中心，觉得自己下乡了，是最苦最累最有功劳的人，理应得到家里照顾，却没有关心爸爸妈妈。
“文革”是我最不愿提起,最想忘记的一场噩梦,却又忘不了。我不能不常常想：妈妈在被“专政”的日日夜夜，是怎样度过的？她会不会流泪？会不会天天都在盼着见到家人？会不会有轻生的念头？会不会对人生、信念绝望？她怎么忍受了那些造反派趾高气扬的“审问”和“勒令”？她的内心会受着怎样的煎熬？
我一次次地在心中呐喊：妈妈，我这个无用女儿，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什么都没为你分担过。
6、身陷囹圄
1966年夏天，当姐姐和我都为自己在学校的处境而烦恼、郁闷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妈妈正在承受着一个知识女性最难以承受的羞辱和折磨。
医学院的党委书记李海峰被“揪”了出来，毫不例外的成了“走资派”。他的“罪行”除了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反革命言行”，就是吹捧大毒草《燕山夜话》。证据是“他去图书馆巡视时，对图书馆主任王怀清说:“有一本新出版的杂文集《燕山夜话》是北京市市委书记邓拓写的，内容很好，我们学院应多采购几本。”来自身边同事的揭发完全属实，妈妈不仅为图书馆多买了几本《燕山夜话》，还给姐姐和我借来了一本。我和姐姐读后知道了《白开水最好喝》，从此不喝茶水，争着每天多喝白开水。我还受到《一个鸡蛋的家当》的启发，深为自己小时候养了那么多只鸡，却只知道吃鸡蛋，没能让鸡生蛋，蛋生鸡，最后发展成一个大鸡场而遗憾。除此之外，只记住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东林党人写的，东林党人是什么，我不知道。
就因为这一本《燕山夜话》，妈妈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李海峰反党罪行的“同伙”。那时候，姚文元的另一篇文章《评三家村》已经响彻全国，《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成了人人皆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邓拓、吴晗、廖沫沙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帮”。
在医学院礼堂召开的批斗李海峰的大会上，妈妈被迫站在台上陪斗，手里被勒令捧着一本《燕山夜话》。妈妈成了和“走资派”一伙的黑线上的人物，“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妈妈的“罪行”还包括“利用图书馆这个阵地大肆宣扬封资修的反动文化”。在她主持工作期间,图书馆订阅了大量的外文医学杂志、书籍，购买了多卷大部头的“封建糟粕”。革命“造反派”认为,中国学校的图书馆为什么要买英语词典，是崇洋媚外。医学院校不应该购置《辞海》、《康熙辞典》这样的图书，这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在一次借助锦州市京剧院剧场召开的更大规模的批斗会上，妈妈又作为“走资派”的陪斗，被押在台上，双手捧着厚重的“英语词典”和“康熙辞典”，整整站了三个多小时。还有，妈妈“腐蚀”“拉拢”革命群众，“证据”十足：历年来对馆内生活困难同事的无偿援助，毫无保留地得到了被援助者的指控和揭发。
一生信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妈妈，在这样奇耻大辱中，没有选择放弃生命，只因为她积历次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运动”来临之时就和爸爸约定：为了家，为了孩子们，一定要挺过去。为了这个约定，妈妈在接二连三的打击面前，没有倒下。平时不研究政治，只注重工作和学习的妈妈在猝不及防的逆境中，变得坚韧、倔强。
那时学校停课了，图书馆里没人读书借书了，却有一伙流氓每天晚上去偷书。他们趁着夜色掩护撬开门或打碎玻璃窗，进到阅览室、藏书库肆无忌惮地狂翻，把一批批图书当成废纸运到废品站卖掉。妈妈每天都按时到校上班，整理散乱的图书，再用从家里带去的铁锤、铁钉钉窗、钉门。日复一日，书照样被偷盗，门窗照样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学生不上课，老师不上班了，只有妈妈和她的几个同事天天一如既往地去图书馆清理狼籍的现场，努力把门窗钉得再结实一点。在那个动乱的时期，在没有任何人管理、监督的时候，妈妈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工作。
1968年10月，我和姐姐一起下乡了。离开了温暖的家,在偏远的穷山沟插队的我们，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人，落入视野的只有贫瘠的土地、贫穷的农民、贫困的生活和贫苦的劳作。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世界的边缘，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那个我们朝思暮想的家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事情。
我们下乡几天以后，一个叫做“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妈妈被医学院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专政”了。她被剥夺了回家吃饭、休息的权利，被监禁在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
1969年新年之夜，我们在条石沟的石板炕上听着广播喇叭里传出的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时，妈妈已被以“英国特务”的罪名关押了。妈妈被“专政”的原因是：造反派在审查知识分子的历史档案中发现，爸爸当年一个人去了“解放区”，妈妈留在崇慈医院继续执业。于是疑点出来了，既然孩子、妻子和老妈都在新民，爸爸为什么抛家舍业去解放区？还有，既然爸爸去了,妈妈为什么不跟着一块去而要继续留在国民党占领区，做一个敌人眼里“通共”嫌疑，难道不怕被抓住吗？而且，爸爸在“解放区”平安无事，妈妈在“敌占区”安然无恙，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群众专政指挥部”推断出这样的“逻辑”：爸爸妈妈“合谋”由爸爸打入“解放区”刺探情报，再由爸爸指派人将情报送交妈妈，妈妈将情报上报国民党驻军,因为国民党驻军的政治部就设在崇慈医院隔壁。妈妈是“特务”,而爸爸一直和妈妈一起上学、工作,不可能不知道妈妈的身份，所以爸爸也一定是“特务”。可是爸爸毕竟去了解放区为八路军治病，所以被定为“严重特务嫌疑”，边审查边监督劳动，下放到病房做了护理员。那他们又是什么时候，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呢？对了,他们读的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英国是帝国主义殖民者，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就必然要发展特务组织。
我想那些审理妈妈案件的大学生们都是像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既无知又自信，他们怎么能搞明白妈妈读高中时所住宿的“青年会”是什么样的组织，又怎么会知道爸爸在大学时代曾加入的“牛津契团”是干什么的呢？爸爸妈妈的“严重特务嫌疑”和“英国特务”就这样“顺理成章”的推论定性了。
妈妈被囚禁了100多天，经历了无数次的审问、调查，写了一份又一份反省交待材料，终于因为找不到任何证据而不了了之。可是多年以后,掌权者说,当年并没有给妈妈戴上“帽子”，所以不存在平反问题，只制作了一张证明妈妈没有历史问题的薄纸片放进档案里。
这一切,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是爸爸单位的同事和爸爸谈话时被我听出了蹊跷，才刨根问底挖掘出来的。我难掩自己的震惊和愤怒，就要去找办案的当事人问个究竟。那个人我小时候就认识，是妈妈最早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当了干部，曾经得到过爸爸妈妈很多帮助，却恩将仇报。妈妈阻止了我，她说，我不是很幸运吗？他们没有打我。如果当时有人动手打我一下，我可能就不会活着出来了，也会和你们高伯伯一样选择自杀，你们就没有妈妈了。
听了妈妈的话,我的汗水一下子湿透了衣衫，泪水也哗哗地流了下来。我想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国丽文的爸爸、白娟的爸爸和张燕生的妈妈，他们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含冤上吊自杀的。我的学兄马阿海的爸爸和高凯的爸爸都是爸爸妈妈的同事，在文革初期蒙受不白之冤，被毒打后跳楼自杀了。他们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爸爸或妈妈。我再不想找那些人算账了。很多年里,我在住宅区里见到那个负责妈妈专案的人都礼貌地打招呼，照样称他为“叔叔”。我知道，自己也和大多数国人一样，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是，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妈妈被解除监禁后，当权者为了自圆其说，没有恢复妈妈的工作，仍然以“有历史问题”对待妈妈，先送她去北镇罗罗堡公社“劳动改造”，又下放到附属医院的内科病房当护士。从医大毕业后一直从事医疗、教学、图书馆工作的妈妈从来没有做过护士，而且她的顶头上司就是当年我绝食时到我家大吵大闹的护士长，常常故意刁难妈妈，给妈妈出难题。一次她指派妈妈去给一个测血沉的病人抽血，然后借口妈妈做血沉不符合标准大声训斥妈妈。幸好闻讯赶来的老护士是妈妈当年的学生。她阻止了闹事的人，默默地帮妈妈做好了工作。
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已经不在了。这些事是住在我家楼上的邻居吴月枝阿姨讲给我听的，她当时和妈妈在一个科里当护士，见证了一切，也曾帮助妈妈做过技术性强的工作，掩护过妈妈。以前我虽然知道妈妈被专政过，可是专政后被下放劳动，每天要跑到附属医院上班的事我都不知道。虽然我们当时在农村,可是我们也回过家探过亲啊，竟然对家里这样大的变故毫不知情。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起，而我们又是那么地自我中心，觉得自己下乡了，是最苦最累最有功劳的人，理应得到家里照顾，却没有关心爸爸妈妈。
“文革”是我最不愿提起,最想忘记的一场噩梦,却又忘不了。我不能不常常想：妈妈在被“专政”的日日夜夜，是怎样度过的？她会不会流泪？会不会天天都在盼着见到家人？会不会有轻生的念头？会不会对人生、信念绝望？她怎么忍受了那些造反派趾高气扬的“审问”和“勒令”？她的内心会受着怎样的煎熬？
我一次次地在心中呐喊：妈妈，我这个无用女儿，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什么都没为你分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