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29年的英国伦敦，一个身材瘦弱、身高不足150cm、时年27岁的女佣，正积极参加内地会组织的神学和语言培训班，希望借此实现去往东方的梦想。但遗憾的是，因为缺少教育经历，年龄又偏大，成绩很不理想，最终未被录取。她很伤心、失望，但并未放弃。转年，她忽然得知宣教士珍妮·劳森（Jeannie Lawson）即将退休，需要有人接替她的岗位，便在1932年10月15日，用自己辛苦积攒的工资买了船票和车票，从伦敦到荷兰海牙，又踏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因为护照上的职业被写错了，所以遭到苏联人的扣押。在一个中国人的建议下，她不得不逃脱，并转车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又转乘日本商船取道神户才到了天津。她这一路，真是困难重重：被审讯、被勒索、遭抢劫、几近被强奸，最终在口袋空空中抵达山西阳城。
这个没有取得传教士资格又毅然到东方大国传福音的小女人，就是后来被山西阳城人都忘记却又凭借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而忽然走红的传教士艾伟德（Gladys Aylward）。
为什么一个英国弱女子，不远万里，孤身一人、不怕危险地跑到东方大国？是什么动力或诱惑力，能让她告别亲人踏上这片有着古老历史包袱的盐碱地？
这样的问题，精神黑暗的东方大国人，普遍地想不明白，顶多会自以为懂却也只能含含糊糊地说“为了传教”。甚至那些很世故、聪明的人，还会讥讽这个女人是个大傻帽，放着好好的英国生活不过，非要发这神经地去自讨苦吃。
是的，艾伟德的举动，真不是号称礼仪之邦的儒生和大谈缘起与业力的沙门，能理解上去的，但对于这世界的另外一些人，不但心领神会，而且心向往之，因为他们都熟读马太福音28:18-20的经文：“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艾伟德就是领受了耶稣的号召，肩负起福音的大使命，所以能够在语言不通、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仍然不畏险阻地扎根于异国他乡，几乎将一生献给这片远离神而又需要拯救的国度。
与这一大使命相伴随的是耶稣在死后复活对门徒们的指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8）
因为有这样两条使命，所以艾伟德最初在1925年与教友团契时，偶然从杂志中看到东方有一大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之多，但那里的人竟然不相信上帝，竟然普遍地没听说耶稣基督，她大为惊讶。于是从那时开始，她就笃定要去东方，甚至培训不合格被淘汰时，还急着与负责人力争说：我虽然不具备资格，可是“中国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啊”！
的确，东方大国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因为这个国度远离神太久了，可考证的历史也有三千年之久了，能够被证实的大灾难数不胜数，比如每一次改朝换代，人口非正常死亡常常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的数目。这里的人们，在皇权专制之下，千百年来的生活就是少一辈重复老一辈的历史周期律，伴随的国民性特点就是冷漠、算计、精明，又习惯于被奴役，缺乏关爱也不会去爱人，连时间观念也是农民式的，尤其是严重缺乏契约精神，连基本的自治、协作精神都没有，却喜欢像赵树理的小说人物——李有才一样，热衷于在大槐树下发表各种时事政治的高见，幻想着好制度、好社会从天而降。
艾伟德来了，带着耶稣的爱和福音而来，然而等待她的却是撒野的孩子张口就骂的“洋鬼子”，是不知何处冷不丁就投来的石块，是文化恋母式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自豪论，是只想着占便宜而不想学习圣经的狡黠国民，是丢弃和买卖孩子就像菜市场随手掰掉的菜叶子一样的父母，也是女人裹小脚劝说都不愿停而需要强迫执行的社会观念，还有就是满街的毫无生机的菜黄色面孔和那些明暗相间的枯干的灵魂。
真是让人心寒，真是让人绝望。我条件反射地就想到作家鲁迅曾说过的一句愤恨话：“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是的，即使是所谓的同文同种的同胞，即使是所谓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如此不识好歹、恩将仇报，谁还会继续保持恒久的耐心和爱心呢？
艾伟德开始时很不适应，很是犹豫和害怕，甚至一度怀疑自己不能胜任在这里的使命。但是，耶稣的大使命早已驻进她的心，从小到大，早已经化作她的血液和思维，她不能轻言放弃，她要迎难而上。于是，三十岁的她开始努力学习说山西的方言，尽可能地与那些赶大车的老板儿攀谈；她换上山西当地人穿的抿裆裤，就是那种肥大、臃肿又土气的裤子；她学着使用露天或半露天蹲坑，而此前她在英国一直习惯使用抽水马桶；她不惜代价地开办学校，使得那些穷苦的孩子也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她不畏险阻地承担起政府督导员，用政策和圣经教导去阻止山西女人继续裹脚；她不顾风险地调节村民械斗，也不吝牺牲地教化土匪，甚至不遗余力地走进监狱；她不怕麻烦地收养孤儿，一个、两个，几十个、上百个，伺候他们的起居、陪伴他们学习；她为了能让那些石心的百姓听得进去福音，不得不把耶和华神用山西方言说成“老天爷”；她为了让那些“贫穷”的草民能够接近福音，不惜在救灾中以高于普通救济四倍的利益去吸引他们。
有些时候，每当我看到这类历史，总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心酸和难以掩饰的愤怒。这国的人，怎么就这么难睁开眼睛？怎么就看不到人家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怎么心肠就那么刚硬如磐石一样不开化？
然而，传教士艾伟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降卑自己、全身心地服侍了近20年，要不是那鼎革之际拒绝她再入境，她不得不经留香港又去台湾，那么阳城县将成为她寄居这世上的最后栖息之地。
也不止是艾伟德，与她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女传教士有四千多名，此外还有另外五千多名宣教士。他们或短则几年，或长达几十年，甚至老死在这不值得留恋的东方大国；他们创办了众多的医院、药房、麻风病院、孤儿院、女子学堂，构建了晚清民国的教育、医学和慈善大厦；他们用先进的医疗、药物、技术救治这国人的身体，也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救治这国人的思想和观念。
这一切实实在在的善行善举，就是为了让这国的人，真切地感受到基督的爱。
我看过统计数字，1935年的民国共有约有350万基督徒。这个数字不能算多，但也真的不算少了。感谢神使用这些福音的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祂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祂的“光明”（《圣法兰西斯祷文》），也为祂的王国找到众多失散的绵羊。然而，对于这片几千年精神黑暗的国人来说，对于在苦难中挣扎不能生活在希望中的四万万五千万可怜人来说，9000名的宣教士并不够，再有9000、90000名也不够用。
当年的需求大，当下的需求更大。如今的东方大国，虽距离那时已近100年的历史，可以说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但不管是时间的缓慢流逝，还是空间的骤然变化，都不过是千年历史循环的表面文章，构成社会机理的内置和基本元素，绝对是铁打的营盘不可催，或者是永远的换汤不换药。比如，在上掌权的，不管名头如何变、口号如何创新，不变的甚至更糟的始终是颛顼强横，巧取豪夺；各种摇笔杆的，不管是谢主隆恩的还是智库顾问敲边鼓，不变甚至更甚的，是那一套祖传的逢迎谄媚，坐收渔利；光鲜亮丽的，不管是小康的提前实现，还是正奋斗于人上人的初级阶段，不变甚至更坏的，是那颗浮躁、压抑和难以静下来的心；为人父母的，不管是积极主动的还是被动无奈的，不变或更惨的，是永不停歇的忙忙碌碌和内卷、外卷的兼修并蓄；打工与求学的，不管是有目标的努力拼搏，还是机械地随波逐流，雷打不变或更悲催的，是生命之重与弱小身躯之间的不成比例。
总之，这个国，一直徘徊在急性病与慢性病的相互交替中；这国的人，也一直摆脱不开古代传统病和当下新鲜病的纠缠。于是，不管当官的还是普通职员，不管有钱的还是月光族，不管是已婚带娃的还是未婚、单身主义者，不管是年老稳重的还是小小少年，不管是留洋出国的还是偏安一隅岁月静好的，一个基本又普遍的国情和文化是：只要活着就好，不管站着还是跪着。
可是这样活着，真的很好吗？如果真的很好，为什么会有超过一个亿的焦虑症、抑郁症患者？为什么众多的家庭不是硝烟弥漫就是三句话说不完就开始争吵？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青少年如此厌倦与这个世界拥抱？
我不得不又想到，如果鲁迅活着，看到这样的景象，又会说什么？我猜想他会说：让他们这样下去好了，不值得同情！他会解释说：这种生活状态和境况，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总要承担代价，否则世界太不公平。
是的，我想鲁迅会这样说，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但是这世界还有艾伟德等神的众多仆人，并不曾因为这国人的愚弱，就冷眼旁观，就幸灾乐祸，反而像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样，为了不配的罪人而施行拯救。那么，所有蒙恩得到拯救的人，尤其是出了埃及的歌珊人，应该没有理由不接过接力棒，没有借口不身体力行地、随时随地去传福音，因为神的使命就在那里——“要去，使万民”做祂“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当然，说走就走、传福音做仆人，哪里有那么简单呢？这国与这国人，不是乱力怪神，就是卡尔（包含卡尔·洛贝尔图斯）——弗拉基米尔的忠实信徒；不是自以为是的“博学”，就是不知文明为何物的“高深”。总之就如经上记着说：“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赛6:10）
这的确是个难题，也是所有基督的仆人们每时每刻遇到的难题，如何化解？我可能没有什么现成答案或是灵丹妙药，但任何条件和挑战下，只要看看艾伟德，她那么难都在做，而且做得很好，我们又怎么可以丧失信心、降低意志呢？
那个渺小的女人与那个伟大的使命
歌珊人 (2026-03-17 11:58:55) 评论 (1)那是1929年的英国伦敦，一个身材瘦弱、身高不足150cm、时年27岁的女佣，正积极参加内地会组织的神学和语言培训班，希望借此实现去往东方的梦想。但遗憾的是，因为缺少教育经历，年龄又偏大，成绩很不理想，最终未被录取。她很伤心、失望，但并未放弃。转年，她忽然得知宣教士珍妮·劳森（Jeannie Lawson）即将退休，需要有人接替她的岗位，便在1932年10月15日，用自己辛苦积攒的工资买了船票和车票，从伦敦到荷兰海牙，又踏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因为护照上的职业被写错了，所以遭到苏联人的扣押。在一个中国人的建议下，她不得不逃脱，并转车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又转乘日本商船取道神户才到了天津。她这一路，真是困难重重：被审讯、被勒索、遭抢劫、几近被强奸，最终在口袋空空中抵达山西阳城。
这个没有取得传教士资格又毅然到东方大国传福音的小女人，就是后来被山西阳城人都忘记却又凭借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而忽然走红的传教士艾伟德（Gladys Aylward）。
为什么一个英国弱女子，不远万里，孤身一人、不怕危险地跑到东方大国？是什么动力或诱惑力，能让她告别亲人踏上这片有着古老历史包袱的盐碱地？
这样的问题，精神黑暗的东方大国人，普遍地想不明白，顶多会自以为懂却也只能含含糊糊地说“为了传教”。甚至那些很世故、聪明的人，还会讥讽这个女人是个大傻帽，放着好好的英国生活不过，非要发这神经地去自讨苦吃。
是的，艾伟德的举动，真不是号称礼仪之邦的儒生和大谈缘起与业力的沙门，能理解上去的，但对于这世界的另外一些人，不但心领神会，而且心向往之，因为他们都熟读马太福音28:18-20的经文：“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艾伟德就是领受了耶稣的号召，肩负起福音的大使命，所以能够在语言不通、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仍然不畏险阻地扎根于异国他乡，几乎将一生献给这片远离神而又需要拯救的国度。
与这一大使命相伴随的是耶稣在死后复活对门徒们的指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8）
因为有这样两条使命，所以艾伟德最初在1925年与教友团契时，偶然从杂志中看到东方有一大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之多，但那里的人竟然不相信上帝，竟然普遍地没听说耶稣基督，她大为惊讶。于是从那时开始，她就笃定要去东方，甚至培训不合格被淘汰时，还急着与负责人力争说：我虽然不具备资格，可是“中国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啊”！
的确，东方大国需要更多的宣教士，因为这个国度远离神太久了，可考证的历史也有三千年之久了，能够被证实的大灾难数不胜数，比如每一次改朝换代，人口非正常死亡常常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的数目。这里的人们，在皇权专制之下，千百年来的生活就是少一辈重复老一辈的历史周期律，伴随的国民性特点就是冷漠、算计、精明，又习惯于被奴役，缺乏关爱也不会去爱人，连时间观念也是农民式的，尤其是严重缺乏契约精神，连基本的自治、协作精神都没有，却喜欢像赵树理的小说人物——李有才一样，热衷于在大槐树下发表各种时事政治的高见，幻想着好制度、好社会从天而降。
艾伟德来了，带着耶稣的爱和福音而来，然而等待她的却是撒野的孩子张口就骂的“洋鬼子”，是不知何处冷不丁就投来的石块，是文化恋母式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自豪论，是只想着占便宜而不想学习圣经的狡黠国民，是丢弃和买卖孩子就像菜市场随手掰掉的菜叶子一样的父母，也是女人裹小脚劝说都不愿停而需要强迫执行的社会观念，还有就是满街的毫无生机的菜黄色面孔和那些明暗相间的枯干的灵魂。
真是让人心寒，真是让人绝望。我条件反射地就想到作家鲁迅曾说过的一句愤恨话：“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是的，即使是所谓的同文同种的同胞，即使是所谓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如此不识好歹、恩将仇报，谁还会继续保持恒久的耐心和爱心呢？
艾伟德开始时很不适应，很是犹豫和害怕，甚至一度怀疑自己不能胜任在这里的使命。但是，耶稣的大使命早已驻进她的心，从小到大，早已经化作她的血液和思维，她不能轻言放弃，她要迎难而上。于是，三十岁的她开始努力学习说山西的方言，尽可能地与那些赶大车的老板儿攀谈；她换上山西当地人穿的抿裆裤，就是那种肥大、臃肿又土气的裤子；她学着使用露天或半露天蹲坑，而此前她在英国一直习惯使用抽水马桶；她不惜代价地开办学校，使得那些穷苦的孩子也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她不畏险阻地承担起政府督导员，用政策和圣经教导去阻止山西女人继续裹脚；她不顾风险地调节村民械斗，也不吝牺牲地教化土匪，甚至不遗余力地走进监狱；她不怕麻烦地收养孤儿，一个、两个，几十个、上百个，伺候他们的起居、陪伴他们学习；她为了能让那些石心的百姓听得进去福音，不得不把耶和华神用山西方言说成“老天爷”；她为了让那些“贫穷”的草民能够接近福音，不惜在救灾中以高于普通救济四倍的利益去吸引他们。
有些时候，每当我看到这类历史，总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心酸和难以掩饰的愤怒。这国的人，怎么就这么难睁开眼睛？怎么就看不到人家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怎么心肠就那么刚硬如磐石一样不开化？
然而，传教士艾伟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降卑自己、全身心地服侍了近20年，要不是那鼎革之际拒绝她再入境，她不得不经留香港又去台湾，那么阳城县将成为她寄居这世上的最后栖息之地。
也不止是艾伟德，与她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女传教士有四千多名，此外还有另外五千多名宣教士。他们或短则几年，或长达几十年，甚至老死在这不值得留恋的东方大国；他们创办了众多的医院、药房、麻风病院、孤儿院、女子学堂，构建了晚清民国的教育、医学和慈善大厦；他们用先进的医疗、药物、技术救治这国人的身体，也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救治这国人的思想和观念。
这一切实实在在的善行善举，就是为了让这国的人，真切地感受到基督的爱。
我看过统计数字，1935年的民国共有约有350万基督徒。这个数字不能算多，但也真的不算少了。感谢神使用这些福音的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祂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祂的“光明”（《圣法兰西斯祷文》），也为祂的王国找到众多失散的绵羊。然而，对于这片几千年精神黑暗的国人来说，对于在苦难中挣扎不能生活在希望中的四万万五千万可怜人来说，9000名的宣教士并不够，再有9000、90000名也不够用。
当年的需求大，当下的需求更大。如今的东方大国，虽距离那时已近100年的历史，可以说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但不管是时间的缓慢流逝，还是空间的骤然变化，都不过是千年历史循环的表面文章，构成社会机理的内置和基本元素，绝对是铁打的营盘不可催，或者是永远的换汤不换药。比如，在上掌权的，不管名头如何变、口号如何创新，不变的甚至更糟的始终是颛顼强横，巧取豪夺；各种摇笔杆的，不管是谢主隆恩的还是智库顾问敲边鼓，不变甚至更甚的，是那一套祖传的逢迎谄媚，坐收渔利；光鲜亮丽的，不管是小康的提前实现，还是正奋斗于人上人的初级阶段，不变甚至更坏的，是那颗浮躁、压抑和难以静下来的心；为人父母的，不管是积极主动的还是被动无奈的，不变或更惨的，是永不停歇的忙忙碌碌和内卷、外卷的兼修并蓄；打工与求学的，不管是有目标的努力拼搏，还是机械地随波逐流，雷打不变或更悲催的，是生命之重与弱小身躯之间的不成比例。
总之，这个国，一直徘徊在急性病与慢性病的相互交替中；这国的人，也一直摆脱不开古代传统病和当下新鲜病的纠缠。于是，不管当官的还是普通职员，不管有钱的还是月光族，不管是已婚带娃的还是未婚、单身主义者，不管是年老稳重的还是小小少年，不管是留洋出国的还是偏安一隅岁月静好的，一个基本又普遍的国情和文化是：只要活着就好，不管站着还是跪着。
可是这样活着，真的很好吗？如果真的很好，为什么会有超过一个亿的焦虑症、抑郁症患者？为什么众多的家庭不是硝烟弥漫就是三句话说不完就开始争吵？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青少年如此厌倦与这个世界拥抱？
我不得不又想到，如果鲁迅活着，看到这样的景象，又会说什么？我猜想他会说：让他们这样下去好了，不值得同情！他会解释说：这种生活状态和境况，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总要承担代价，否则世界太不公平。
是的，我想鲁迅会这样说，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但是这世界还有艾伟德等神的众多仆人，并不曾因为这国人的愚弱，就冷眼旁观，就幸灾乐祸，反而像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样，为了不配的罪人而施行拯救。那么，所有蒙恩得到拯救的人，尤其是出了埃及的歌珊人，应该没有理由不接过接力棒，没有借口不身体力行地、随时随地去传福音，因为神的使命就在那里——“要去，使万民”做祂“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当然，说走就走、传福音做仆人，哪里有那么简单呢？这国与这国人，不是乱力怪神，就是卡尔（包含卡尔·洛贝尔图斯）——弗拉基米尔的忠实信徒；不是自以为是的“博学”，就是不知文明为何物的“高深”。总之就如经上记着说：“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赛6:10）
这的确是个难题，也是所有基督的仆人们每时每刻遇到的难题，如何化解？我可能没有什么现成答案或是灵丹妙药，但任何条件和挑战下，只要看看艾伟德，她那么难都在做，而且做得很好，我们又怎么可以丧失信心、降低意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