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师傳曾在周末的时候穿戴整齐地到公司找我，一起去附近的茶餐厅吃饭，聊天。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而我在新的环境中也有点忙。
公司是在一幢五层高的三楼里，厂房比我原来的公司宽敞明亮，员工不到百人，且大多数是女工。办公室里除了我，还有一名叫阿珍的女会计，比我大几岁，家在附近海边的渔村。员工宿舍在公司对面坐北朝南的大楼里，员工宿舍的东边尽头有两室一厅的套房，杨太将其中的一个小间让我和阿珍合住。不过阿珍每天下班后直接回家，因此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住，杨太一个月难得住进来一次。
杨太一般都是上午到厂，傍晚时回港。我从没见过杨老板，女工们说杨太不是正房太太，公司是杨老板让她来打理。奇怪的是杨太每星期至少一次会带着一个叫阿义的男助理来公司，总是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猜测。
阿义全名叫伍庆义，三十多岁，身材颀长，鼻梁高挺，一双桃花眼水汪汪的看谁都像是很深情，长得很像某个当红的港星，不过我发现他正眼也不看我和阿珍。阿义每次来会双手插在裤口袋里去车间散步，和车间主管聊天，然后回到办公室里坐在老板娘的位置上，非常悠哉地翻看着他从香港那边带过来厚厚的一叠星岛日报或者壹周刊，看完了随手将报刊扔在办公室的保险柜子上，这时的杨太风风火火地下车间找主管商讨新产品或者处理杂事。
大概是我在公司上班两、三个月后，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学潮。员工宿舍里虽然没有电视机，但年轻人中有小收音机，平时收听港台地区流行音乐或者新闻。
公司里那几位关心时事的打工仔等阿义回港去了，便争先恐后地将办公室里的星岛日报拿回宿舍看，一传十 、十传百，大家多多少少的知道了外面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员工上下班都在议论纷纷的说学生们要民主自由，过了不久又说是暴徒闹事，不过大家也只是坐在缝纫机前一边手脚不停地干活一边激动地争论着，过了一段时间又恢复了对时事麻木的状态。我虽然也关心窗外的世界，但为了保住自己这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尽量少惹事多干活。
一天晚上杨太带上我，提着她从香港那边带过来的昂贵礼物去海关职工宿舍找人。一位看上去相貌堂堂且身材魁梧的六十多左右的男人笑容满面地迎接我们，杨太非常客气地同他聊天，间中提到请多关照。我因在公司上班不久，对南方的人情世故或者生意方面的事情不懂，以为杨太与这位讲普通话的男人是亲戚，也不敢多嘴多舌地乱问，只是觉得很荣幸的被老板娘带着去见世面，后来老人热情地将我们送到小区的大门口。
不久厂里加班赶货，偏偏配件组将皮包上的扣钉装错了，同色不同款，工人是计件工资，所以都不愿返工，组长和车间主管又互相推卸责任，杨太很生气的处理完事情后匆忙赶回香港。
当时的我正忙着在车间的仓库里清点存货，忙完了回办公室清理台面时发现杨太的支票本，急忙用办公室的电话告诉杨太，她让我将支票本带回宿舍里保管。
自那以后杨太特别信任我，不但将办公室的保险柜锁匙让我保管，还常常带我出去吃午饭。此外杨太还经常给我大额的港币去银行换成人民币，预备着给工人发工资。而我也不敢辜负老板娘的期望，总是尽心尽力地做好她吩咐的事。
当时在特区的关里和关外遍地都是外商的服装厂，玩具厂，以及手袋厂等等，维修电动缝纫机和打钮扣机之类的电工很紧缺。在我来之前杨太就高薪聘请了一个叫白沙的年轻电工，阿珍亲热地叫他阿沙。
阿沙的年纪大概二十五、六岁，客家人，技术水平顶瓜瓜的，人也长得高大威猛，肩膀宽宽的像一堵厚实的墙，能说会道的大嘴巴子比乌鸦还聒噪，还没见到他的踪影声音就哇啦哇啦地先到了。阿沙口头上非常的慷慨，行动上却老是掉链子，对应了老话说的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但他总是有说得过去的理由。
阿沙没事就大摇大摆地晃到办公室和阿珍聊天，每当杨太来公司了，阿沙格外生龙活虎般的卖力干活，嘴巴也是特别甜，常常哄得老板娘眉开眼笑，当然阿沙也将车间里的女工们无论是已婚的还是未婚都哄得跟他转。这些女工要么兜里空虚，要么是精神上空虚，也有两样都空虚的，而阿沙最擅长的就是趁虚而入，尽管他长得不是很帅。
在长时间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女工们眼中阿沙那张强盗般的脸，远看近看就像乱世中的贼人似的显得非常粗犷。她们总是有事没事地和阿沙套近乎，比如电动缝纫机踩下去不转啦（其实是开关的踏板下垫了废料），或者是电烫斗加不了热啦（插头提前拨下来了），都有五花八门的理由，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有机会和阿沙打情骂俏的解闷度日。 当阿义来车间闲逛时，阿沙马上就矮了半截，气势也不那么嚣张了，并且小心翼翼地夹起尾巴做人，要不然就钻到什么地方去了，谁都不得而知。
我们厂生产的各种款式的女式手袋和钱包都是自产自销，香港号称东方巴黎，汇集了全世界的的名牌奢侈品。杨太曾自豪地对我说，她只要看手袋一眼就知道是不是用真皮或者人造皮革制成的，还坦言地说她从名牌店里买最新款的手袋，或者是将最新款式的名牌包包拍照，然后拿着图片去批发行找面料，让阿义和香港那边的师傅照葫芦画瓢仿造样品，只是在包包的细节上，比如带子呀扣眼呀或者是在拉链上做一点小小的改变，或者根本就是原模原样，再捏造出一个与名牌的名字和图案极其相似的品牌，让工厂大量仿制，然后低价倾销出去。女式手袋也和服装业一样的赶潮流，时间就是金钱，没人在乎是否抄袭，重要的是产品卖得又多又快。
公司制作手袋或者钱包所需要的真皮或者人造皮革，包括衬布和配件等等都是从香港进口过来。原则上是进口多少料，出口多少个成品都是有数据记录的。实际上公司的原材料进口是尽量少报多进，再减去四舍五入的损耗，那么企业多岀来的进口材料做成的产品，差不多都在大陆暗渡陈仓了。
精明能干的杨太与特区关内和关外的手袋专卖店，包括远在羊城北京路附近的批发市场，以及珠海那边的手袋专卖店都有着密切关系，甚至连福建石狮和浙江义乌那边都有客商开着长途小货车来厂里看货和拿货。他们与杨太都是现金交易，车间主管照单发货，也从不问出货的去向，或者装聋作哑，反正管理人员都是高薪聘请，谁也不愿意被老板娘炒鱿鱼。那些专卖店的老板将从我们厂买回去的做工精致、款式新颖的手袋或者钱包，对外声称是进口货，在他们的精品店零售或者批发。
公司里光是卖给内地的这些包包就有做不完的活，老板娘赚翻了。而我只是普通的打工妹，平时都是照杨太的吩咐老老实实地去海关报关，或者在办公室打打杂。
杨太开心有钱赚，工人们在月底有工资发，还经常有额外的加班费，当然很高兴啦。当地政府出租厂房和宿舍楼，国家有税收，一业兴百业兴旺。紧跟着通信设备也是突飞猛进，从原来的办公室的座机到大哥大手提电话和呼叫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方便，交通更是四通八达。
我所在的工业园区原本只是个小小的渔村，几年间就迅速发展成为小镇的规模了。村里各种小商店、银行和大排档等挤满了大街小巷。每天都有大批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拥到这里找工作。园区里密密麻麻的都是工厂大楼，流水线上的工人们几乎天天晚上加班加点地干活。
我们的公司也是长年招缝纫工，不断地有工人跳槽，不断地有新人加入。我从春天进厂一直忙到秋风起，受到杨太的赏识工作顺心环境也如意，和车间里的工人相处也融洽，美中不足的是我被厂里的电工阿沙盯上了。
（待续）
上集
与师傅约会
（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