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对王安石其人其事再作深度思考，缘于拜读《潜研堂集 王安石论》。历代史家凡论宋史，必绕不过王安石，此乃理固宜然，盖因“熙宁变法”对赵宋社稷流变影响之深史所共鉴。建炎南渡，高宗为开脱父兄亡国之责，将“国事失图”之咎上溯及王安石，遂定其为“祸首”之罪名。迨元人修《宋史》承袭此论，王安石遂成“北宋亡国元凶”，明太祖对王安石变法亦深恶痛绝：“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至此王安石乃亡宋祸首之论几成铁案。虽其间偶有异声，如南宋陆九渊撰《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盛赞其“洁白之操，寒于冰霜”。清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愤然长叹：“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顾此等异声终属支流。
时代更迭至清末民初，国运多舛，梁启超先生奋笔作《王荆公》，以“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改革家”许之，始为其全面翻案。现代史家邓广铭，漆侠诸先生，详考史实，以经济学视角认为“王安石变法”有超前意识，变法失败归用人不当，或急功近利所致。亦有学者认为，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之论，实为以官僚资本刺激商品之生产与流通，此为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之原则。论及王安石，亦必牵涉宋史之宏观定调，其间不乏前人之惊语警句。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先生认为，宋政之乱“自仁宗开之”，又说：“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范公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是以缜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由此可见，朋党祸国并非始于熙宁变法，即便在承平之世，法度宽简之际，亦已暗藏灾难之发端。民国大家多以文化角度评宋，陈寅恪先生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钱穆先生曾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 综此种种，关于王安石及赵宋之评价，似已成定论，毋庸多议。然余近日拜读钱大昕先生所撰之《王安石论》，顿觉眼界大开。此文仅短短数百字，却直击变法之死穴，从思想之高度审视王安石，实乃古今学者罕有言及、罕有深思之处。余不仅折服于先生史观之犀利，更觉其如高山仰止，令人叹服。为求深化对王安石及赵宋历史之认知，容余就钱氏原文逐句逐段试作剖析。
世稱王安石誤用周禮而宋以亡，非也。安石曷嘗用周禮哉！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周官也，曲禮者，儀禮也。晉韓宣子觀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安石立經義法，廢儀禮，春秋不用，至詆聖人之經為“斷爛朝報”，而驅士大夫以習其所為新經義者，其妄且誕如此，安知所謂周禮哉！所以尊周禮者，將以便其新法也。六官之中，大綱細目，無所不備，獨取泉府一官，以證其青苗，市易之法，安石曷嘗用周禮哉！
文中“曷”通“何”，“王安石何曾真正使用过《周礼》”一语，可谓石破天惊。先生引《礼记 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语，意在强调：作为宏大典章制度的“经礼”（《周礼》），与作为微观行为规范的“曲礼”（《仪礼》），其精神内核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然王安石强推《三经新义》作为科举取士之标准，废黜《仪礼》，弃孔子《春秋》于不顾，甚至诋毁其为“断烂朝报”，借此驱使天下士大夫皆去钻研其所定之“新经义”。
《周礼》六官体系庞大，由大纲至细目无所不备，王安石却偏偏独取《地官》中掌管财政、借贷生息的“泉府”一职，借古籍中“敛市之不售”与“以国服为之息”的只言片语，来为其青苗法，市易法寻求合法性外衣，其狂妄荒诞至此，可谓对《周礼》断章取义、买椟还珠。先生在此展露高超之文献考据功底，精准戳穿王安石对经典“六经注我”式之功利性肢解。在儒家道统中，《仪礼》与《周礼》本互为表里，《仪礼》乃实践层面之道德规范。王安石为打破传统士大夫阶层之行政惯性与道德羁绊，首选废弃《仪礼》，此举在晓征先生看来，实已动摇了赵宋礼治之根基。更有甚者，王安石对《春秋》的肆意攻击，其隐秘目的实为否定传统史学对现实皇权与相权的约束功能，从而为其“独断式”的激进改革彻底扫清思想障碍。
安石之入對也，勸神宗每事當以堯舜為法，而譏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可謂責難於君矣。及觀其詩，有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其子雱逐亟稱鞅為豪傑之士。夫鞅之所為，三尺童子恥之，安石將以經術致君堯舜而稱鞅不置，為何乎？安石平生好為大言欺當世，一旦得君，欲去舊臣及異己者，而惟其所欲為，於是乎亟變法令，而以富強之說進。又以為不託於聖人之法，則無以堅人主之信而箝異己者之口，此即商鞅之挾三術以鑽孝公者也。其託用周禮者，安石之偽也。
晓征先生以王安石面君之主张与其诗文流露之思想背道而驰，来揭示其言行之两面性，此举实已有悖于儒家“诚意”之修身根本。王安石面君之时，劝勉神宗凡事当以尧舜为法，甚至讥讽唐太宗之治道亦不够纯粹。此即《孟子》所谓“责难于君谓之恭”，借由对帝王提出极高之道德期许，以确立其变法之道德制高点与神宗之绝对信任。然而王安石在其诗作中，却公然赞美商鞅：“今人未可轻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其子王雱亦对商鞅推崇备至。商鞅之严苛作为，连三尺童子皆以之为耻，饱读诗书之王安石岂能不知？先生一针见血指出，其好为大言以欺世盗名，一旦博得帝王信任，便排挤旧臣钳制异己，只为肆意推行其富国强兵之法。这正契合了当年商鞅以“帝道，王道，霸道”此三术先后游说，钻营取悦秦孝公之权谋，即以尧舜之“王道”为护身符，实则暗行法家之“霸道”。所谓依托《周礼》，不过是其推行新法之虚伪包装罢了。
此段深刻揭示了改革者在意识形态包装与实际执行手段之间之巨大悖论。晓征先生通过王荆公父子之言论，剥茧抽丝，证明熙宁变法之精神内核并非儒家王道，而是赤裸裸的法家富强之术。在宋代士大夫心中，尧舜乃仁政之极至，而商鞅则是严酷与功利之代名词。王安石这种“以尧舜之名，行商鞅之实”的做法，在晓征先生眼中，实乃剥落儒家底色后的欺世大伪。
予嘗論安石之學出於商鞅，而鞅之法專而一，安石之法繁而紛，則才已不逮。鞅自言其治之不如三代，而安石藉口講學，動必稱先王，以揜其言利之名，則鞅猶不若是之詐也。此所以敗壞決裂，不如鞅之尚有小效也。
此段乃晓征先生直指王安石变法之本质与症结。其法之内核实承商鞅，然其才干与施政手腕却远有不逮。商鞅之法令简明，目标单一且执行力极强，即“专而一”，而王安石新法不仅名目繁多，程序冗长，且逻辑混乱，即“繁而纷”。更何况商鞅尚存一分坦诚，敢于承认己之治道不及夏商周三代，而王安石深知儒家“罕言利”之政治禁忌，故而总是借讲授圣人之学为名，动辄高举“先王之道”的旗帜，以此来掩盖其“与民争利”、为国聚敛之实质。论及政治操守之伪善狡诈，连商鞅皆自愧不如。因此王安石变法不仅导致了法度之全面崩坏，更引发了朝堂之上士大夫阶层之彻底决裂，最终连商鞅变法所能取得之强国小利亦未能兑现。容余进言，此实乃极具现代洞察力之组织管理学视角。晓征先生不仅从道德底色上剥去王安石之伪装，更从“治理技术”之层面将其彻底否定。商鞅变法固然残酷不仁，然其政令简明，执行逻辑自成闭环，故能立竿见影，反观王安石，竟妄图在赵宋本就叠床架屋之复杂官僚体系之上，强行外挂一套更为繁冗的利益汲取系统，其结果必然是引发极其严重的行政内耗。先生实已看透，王安石这种“既要儒家之道德名分，又要法家之富国实利”的极致虚伪与繁纷设计，注定其新法在执行层面必将面临大规模之扭曲与走样。
范純仁申中書狀，謂其“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蓋切中安石之病。後之人重其文辭，因欲末減其誤國之罪，如公議何!
晓征先生于文末特引范纯仁之奏状以作结。范纯仁乃名臣范仲淹次子，需知范仲淹本为“庆历新政”之改革先驱，而其子却与司马光同列旧党，对熙宁变法痛心疾首，先生特意选用范氏之言，实有极深之微言大义。 其在上报中书省奏状中批王安石曰：“舍弃尧舜知人安民的大道，去讲五霸富国强兵的权术，崇尚法令时就称颂商鞅，谈论财利时就背离孟子。”这番话铿锵有力，切中王安石之病根。先生于此掷地有声，旨在将其文学才华与政治事功严加切割，后人因敬重王安石之文辞，便妄图为其误国之罪责“末减”，若如此又将千秋之公议置于何地！
先生秉持史家之良知，坚决反对“以文掩过”。明清以来，王安石因位列“唐宋八大家”，其峭拔雄健之文风备受文坛推崇。然先生警示世人，政治人物之历史评价，当以其政策对国计民生之实质影响为圭臬，绝不可因其文采斐然便掩盖其德行与施政之失。
通篇细品晓征先生《王安石论》一文，其核心要旨盖在开篇破题之语：“世称王安石误用周礼而宋以亡，非也。安石曷尝用周礼哉！”先生明断，王安石变法实乃托伪《周礼》，骨子里行的却是商鞅之法。然先生虽驳斥“误用周礼导致宋亡”之俗论，却并未断言宋亡皆因变法而起。那么赵宋之亡，究竟症结何在？再者，熙宁时代之大宋，究竟深陷何等沉疴积弊，竟令王安石非变法不可？而其托古改制、外儒内法之举，究竟是昧于大势而无心之失，还是深思熟虑的刻意为之？要解开这些历史死结，便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王安石个人品德与治学之褒贬，而必须将其置于赵宋“祖宗之法”乃至两千年帝制演进的宏大脉络之中。深思之际，顿觉晓征先生此文，实乃提纲挈领之作。正所谓“引其纲，万目皆张”，这番历史叩问，促使余跳出文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之时空，围绕“熙宁变法”作更为广泛之阅览与深思。
自殷周以迄春秋，华夏行封建之制，王权虚置，诸侯割据，实乃典型之贵族分权社会。及至战国，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立郡县，以法家之严酷将国家锻造为一部高效之战争机器。此后嬴秦扫六合，汉承秦制，“周秦之变”遂成定局。此一历史大变局之核心，乃国家权力从多中心走向极度之一元化，其本质是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的空前强化。赵宋立国，惩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夫跋扈之惨痛教训，太祖太宗立下了“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顶层设计。杯酒释兵权以收武将之威，设转运使以夺地方之财，更以文臣知州、通判互相牵制。在朝政制度上，有宋一朝施行“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机制，皇帝对文臣保持极大之尊重。在“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成为铁律之下，台谏制度空前发达，形成了强大之言论监督与权力制衡网络，即所谓“异论相搅”。余认为，秦制虽雄强，然过刚易折，二世而亡，汉唐两代外儒内法，亦皆逃不过王朝末期藩镇割据之乱局。赵宋鉴于前朝之失，欲求一两全之策，既要在行政与军事上极致集权，又要在中枢决策上高度共治。然此等制度设计，恰为后世无休止之朋党纷争留下了极大之空间。
王安石变法之初衷，实为广开财源、充实国库，然参阅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治平二年（1065年）国家岁入总额高达一亿一千六百余万（此乃贯、石、匹、两等钱粮绢帛之总计），此数额已是唐代最高收入之一倍有余。相比唐代，税收结构亦生剧变，此时农业税比重已降至三成，财政对工商税和禁榷（国家垄断）收入之依赖高达七成。再阅包拯《论冗官财用等奏》，真宗、仁宗朝官员数由九千七百余员增至一万七千余员。宋神宗即位时，在编官员多达二万五千余名，每年仅支付官员俸禄就约一千二百万贯，占当时岁入两成有余，仁宗时官员数已是宋初之近五倍。复阅蔡襄《强兵篇》，军队人数从太祖时之二十二万激增至仁宗庆历年间之一百二十五万，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之六至七成。加之地方财赋尽数被抽调中央，州县穷困，唯有加紧搜刮，最终导致“民力大困，生民之膏泽竭矣”。
王安石在设计“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之新法时，岂能不知冗官，冗兵，冗费方为吸干朝廷财政之元凶？其既知之，为何不作“精兵简政”之变革？盖因王安石深知，这吸干国库之“三冗”，实乃赵宋防弊立国之政治基石：冗兵，乃为收编荒年流民、消弭民变之源。冗官，乃为一职多设、防范权臣专政。若行“精兵简政”，便是直接掘毁太祖太宗之“祖宗家法”，势必引发整个官僚阶层之反噬与社会之动荡。况且，二十余年前“庆历新政”之惨淡收场，王安石岂能不知？庆历三年（1043年），宋朝对夏用兵失利，内忧外患已呈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擢拔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政。范仲淹综合多年理政经验，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整治“三冗”、澄清吏治之根本方案。然新政旨在裁汰冗员、厉行考核，直接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守旧朝臣习于苟安，群起攻之，诬其结党营私，终令仁宗生疑。新政推行仅逾年余便偃旗息鼓，范仲淹等人黯然罢相。此番殷鉴，对王安石震动不可谓不大。他清醒意识到，“三冗”痼疾已与赵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体制彻底骨肉相连。直接去碰这块铁板，无疑是重蹈范文正公之覆辙。
故而，王安石无力亦不敢从政治体制上“节流”，只能退而求其次，单方面从经济上“开源”。他试图绕开庞大的既得利益官僚，将国家化身为超级巨商，以青苗、市易等法直接下场向基层榨取财富。此乃王安石变法不得不走向“与民争利”之历史宿命。更深一层而言，在“共治天下”之宋代朝堂，任何国策皆需“道统”之背书。王安石高举《周礼》（因其书中载有国家理财之法），实则是为其变法披上一件无懈可击的儒家合法性外衣。无论其是有心定策还是形势所迫，其逻辑终究走向了悖论，即借《周礼》之名以堵百官之口，行商鞅之实以充帝国之库。 这种将儒家神圣经典降级为法家敛财工具的做法，不仅激化了朝堂的党争，最终也坐实晓征先生所言“欺世误国”之体制死结。
余于博览之际，亦对近世学者盛赞王安石为“十一世纪改革家”、兼具“超前意识”与“现代经济学眼光”等论断，作了深层之省思。诚然，王安石之法在理念上不可谓不精妙，其刻意绕开了“精兵简政”之体制雷区，欲以金融与商业手段富国。然其致命之悖论在于新法之推行，终究无法脱离赵宋那极度臃肿、人浮于事之“三冗”官僚体制，更遑论其为了强推新政，竟在原本已十分繁杂的财政中枢之外，强行外挂一“制置三司条例司”。此举等同于叠床架屋，不仅未能拔擢效率，反而激化了新旧权力机构间之剧烈摩擦，致使行政内耗极度飙升。
复考王安石年谱，自庆历二年（1042年）登第，至治平四年（1067年）知江宁府，此二十余年间，朝廷中书省屡下诏令擢升，王安石竟先后坚辞拒受达十五次之多。后人多以此美言宋廷“优容士大夫”或荆公“淡泊名利”，然若换一视角审视，中书政令竟能被一臣僚反复驳回搁置十数年，这固然体现了“共治天下”之所谓宽纵，却也赤裸裸地暴露出宋代中枢行政效率之极度滞重与瘫痪。试想以此等推诿因循、暮气沉沉之官僚体系，去强行运转一套设计繁纷、考核严苛之大变法，其执行层面之大规模走样与崩溃实乃不言而喻。
再勘其新法之具体脉络，青苗、免役、方田均税、保甲等法，实皆发端于其早年任鄞县知县时之施政经验。在鄞县一隅，因规模尚小，且无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之强力掣肘，加之王安石本人之卓越干才与事必躬亲，新法确曾收效显著而造福一方。然其最大的执政盲区在于，误将一县之“试验田”经验，强行放大至万里之大帝国。县域之治，尚可依赖清官之个人威望与强力微操，而帝国之政，面对的却是千万个逐利之基层胥吏与豪强。当变法化为冰冷的敛财指标层层下压时，昔日鄞县之“良药”，立时沦为天下州县鱼肉百姓之“砒霜”。公允而论，熙宁变法并非全盘皆输，其在充实国财、强兵御边上亦有局部之功，乃至王安石罢相之后，部分新政仍被后继者沿用。然在赵宋特有之“祖宗家法”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生态下，王安石试图以一人之刚愎，裹挟一滞重之体制，去挑战天下根深蒂固之利益格局，其最终之败局，实已在变法发轫之初，便已注定。
如前所述，若谓范仲淹之“庆历新政”旨在修补并完善“与士大夫共治”之宋制，那么王安石之“熙宁变法”，则是妄图以外壳儒家、内核法家之“秦政”，为这套共治体制强行续命。然余以为，宋室覆亡之终极症结，恰恰在于这套“士大夫共治”制度，由初设之时之极具韧性，渐次演化为晚期之暮气僵化与阶层板结。此实乃大宋沦于靖康之耻、最终覆灭于崖山海国之必然内因。纵观华夏历史长河，两宋实乃一极具悖论之时代，其曾孕育出领先世界之商品经济与璀璨至极之文化，物质之极盛与武力之极弱，竟于同一王朝达成诡异之共存。然随着庞大国家机器老朽板结，致使武备废弛，终被北狄铁骑所吞没。传统史家论及宋亡，多倾向归咎于“奸臣误国”或“武备不修”，余以为此等见解未免流于皮相，未触及体制之根本。
回顾历史，嬴秦可凭“焚书坑儒”以钳制天下反声，明祖亦能藉“胡蓝之狱”从肉体上消灭政敌。然有宋一朝，自太祖立下“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之勒石遗训起，皇权遂被套上了一层儒家道统之柔性枷锁。王安石变法之大败，表象为新旧党人之政见水火，底色实为皇权试图向“秦制”回归、强化国家战时资源动员能力，与士大夫死守“共治特权”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旧党士大夫以台谏为利刃，以儒家道德为大旗，成功将王安石塑成“与民争利”之暴政推手。此种权力制衡，于承平之世固能防范暴君，然当帝国面临外患，亟需强行集权以作“战时动员”之际，却成了致命之掣肘。更悲哀者，彼时整个国家之既得利益集团，已从初期的“帝王与士大夫共天下”，彻底堕落异化为“臃肿士大夫阶层之独占私享”。国库空虚而私门暴富，最终金人兵临汴京，朝廷竟掏不出充当岁币之金银，唯有将近万宗室嫔妃，公卿女眷作价折抵犒军，任由胡虏驱掳凌辱，方换回皇室南渡之一息苟延残喘。
再审视大宋军事之脆弱，实非兵器不利或兵源匮乏，而乃国策中为求内部绝对安全，而主动施行的“自废武功式之系统阉割”。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深畏“黄袍加身”之重演。故赵宋制度逻辑之首要目标，并非“御敌于外”而是“杜绝内变”，在兵力部署上，实行“强干弱枝”，天下精锐尽数聚于京师，地方禁军则老弱不堪，致使一旦汴梁防线崩盘，举国上下竟毫无反击之余力。“兵不识将，将不专兵”之枢密院防范机制，更令军队彻底丧失了袍泽凝聚力与战场机变。此种“极度内防”之设计，确令赵宋成功规避了汉唐式之宦官乱政与藩镇割据，然其付出的代价却是昂贵且自毁。士大夫政治在建国之初尚是政治韧性之象征，然至北宋末叶，此种“共治”已彻底沦为毫无底线之党同伐异。当王安石新党与司马光旧党之争，从起初的“政见之辨”堕落为“你死我活之身份清算”时，帝国之治理效能便开始江河日下，至权相蔡京柄国之时，所谓之“新法”已荡然无存半点理想主义，彻底沦为权贵巧取豪夺、倾轧异己之合法工具。士大夫群体不再为“天下之大道”而死谏，只为“结党之私利”而撕咬。此种恶性内耗，最终导致帝国中枢之集体盲聩。及至靖康之难前夕，金人铁骑已然南下，开封朝堂之上竟仍在为“联金灭辽”或“死守岁币”喋喋不休。甚至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台谏文官们仍不忘弹劾在前线搏杀之武将，致使本就脆弱之防御体系，在无休止之内斗与颟顸中土崩瓦解。
宏观俯瞰两宋之覆亡，除却内政之沉疴，更有不可抗拒之天道外因。昔年竺可桢先生撰《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明证十一至十三世纪之交，中原大地正步入凛冽之寒冷期，此亦契合整个欧亚大陆“小冰期”之宏观气象。 据考证当时年均气温较之近世约降一至二度。若以气温每降一度，草原载畜量便随之成倍锐减之规律推演，北方大漠水草丰枯之剧变，已直逼游牧部落濒临绝境。故而，若拔高至全人类生存之视角，辽、金、蒙元之频频南下，已非单纯贪婪之“寇边掠夺”，实乃迫于气候挤压下“举族求生”之生死迁徙。
凛冽之气候导致游牧铁骑破釜沉舟之侵略疯狂，赵宋虽缔造了高度精细、崇尚秩序与契约之农商文明，然其面对的，却是游走于饿殍边缘、崇尚绝对暴力与生存法则的原始战争机器。当小冰期之寒风将这群“饥饿猛兽”驱赶至江南水乡之门榻，大宋朝堂上那套冗长繁复之文官共治与廷议决断，在摧枯拉朽之游牧铁锤面前，恰如以精密之天平去承接万钧之雷霆，其覆灭与粉碎，自是天地之定数与文明之悲歌。
行文至此，由王安石变法溯及两宋盛衰之宏轨，虽多为一己之愚见，然掩卷深思，仍不禁叹服晓征先生《王安石论》之破壁千钧。先生只言片语，如纲举目张，不仅为余廓清了历史之重重迷雾，更如明灯指路，促成了一场跨越千载之思维锤炼。
穷究两宋成败缘由，固然是在为前朝铸碑立传，然若谓历史之时代与空间不可复原，便断言其对现代无甚意义，则未免误解史学之斤两。诚然千年前之王安石与赵宋王朝已化为齑粉，历史之表象绝不盲目重复，然岁月流转，人性之幽暗与自私、思维之板结与局限，或在每一代人之时空中反复重演，王安石之悲剧，不仅是一人之悲剧，更是任何试图在僵化体制内，以功利之术强行催熟乌托邦理想的改革者之宿命。“言周礼”是其无法放下的道德执念，“行商鞅”是其不得不饮之现实毒酒。今重读王安石，重估两宋之兴亡，绝非为给古人定一不可移易之铁案，而是借先贤之甘露，浇今人之块垒。史学之研究，从来不应停滞于某一时段之定论，晓征先生在清代观王安石，观出其商鞅之影，吾辈在今日看王安石，看到帝国体制之死结。而后来之智者，必能立于更高远之时代峰巅，从这浩瀚史料中，淬炼出更为振聋发聩之历史启示。这或许正是吾辈手不释卷、仰望星空孜孜思索之终极奥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