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当代德国极具影响力的声音已然消逝：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于2026年3月14日在德国南部的施塔恩贝格逝世，享年96岁。
哈贝马斯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是在法兰克福完成的，他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他在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工作。1961年，哈贝马斯凭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一书在马尔堡获得特许任教资格。
哈贝马斯1964年成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1968年，他的就职演讲被出版成书，名为《知识与人类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在学生运动期间，哈贝马斯被认为是支持者，但他反对运动的激进化。
1971年，他移居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贝格，并在那里担任马克斯·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直至1981年。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年，他出版了其代表作《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1983年，他回到法兰克福，再次担任哲学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
晚年，他居住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积极就科索沃战争、脑科学研究、宗教冲突等政治议题发表见解。因为患有先天性唇腭裂，他在演讲时发音明显不同于常人，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公开表达。
阿多诺、霍尔克哈默同哈贝马斯代表的所谓"法兰克福学派"对战后德国的哲学界以及政治气候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鉴于20世纪上半叶集权意识，尤其是纳粹主义的反面经验，法兰克福学派应运而生。现代社会应该汲取哪些教训？哈贝马斯在他的著作中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于是，他将哲学推到社会学的近旁。同时，他还摘下了哲学过于激情的光环，这一点，对哲学本身特别有利，但不仅限于哲学。它对现代德国也颇有裨益。
如果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亲眼目睹了灾难的结束，那么，他也一定会对灾难的起源进行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灾难泛滥到如此规模？德国人究竟怎么了，什么原因让他们在1933年将一名咆哮不已、品位低俗的反犹主义者推选成了帝国总理？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阻止类似的民众结构和情绪再次出现？同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哲学家哈贝马斯也是将纳粹统治作为思考、教学以及对时事加以评论的出发点。
哈贝马斯长久以来思考的课题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起源。他在1968年出版的著名著作"认知与利益"中指出，认知是受到某种利益制约的。无论人们思考什么，都是在一定竞争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这就是说，每个进行思考的人，都是朝具体的目标进行思考，而这些目标常常是为个人服务的。由此可见，追求知识本身并非纯洁无瑕，寻找的过程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寻找好处。
波恩大学哲学家霍格雷柏在2006年的一份哈贝马斯赞词中这样总结道： "我们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我们想知道特殊的东西。每一个'想要'都是在追逐某种利益，一般而言，这是个人的行为，但如果将之运用到我们人类，哈贝马斯认为，追逐利益也可以超出个人行为。"
哈贝马斯写道，在现代社会，只有公民尽量将自己的利益同别人的相互关照，才可能达成和平性理解。出于这个原因，在抗议之年的1968年，他指责大学生太过于强调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动用暴力争取实现目标。因为这项指责，哈贝马斯同大学生运动拉开了距离，而这一距离保持了多年。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参与论战的能力。35年后，2003年，他发表激烈言论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此后，他又公开批评对经济界的监控不够严密，因此而导致社会的分化。除此之外，他众多的时政讨论文章使他成为德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哲学家。
不论是基因科技，再度复兴的宗教以及移民问题，哈贝马斯都不断重复强调，发展的活力和变化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 "不论关系到外籍工人家庭还是前殖民地人民的融入，教训总是同一个：没有融入，就不会有自己视野的开拓，就不会心平气和地去了解丰富多彩的传闻和思想，更不会感受到令人痛楚的不和谐现象。"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逝世
谢盛友 (2026-03-15 02:02:28) 评论 (0)这个在当代德国极具影响力的声音已然消逝：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于2026年3月14日在德国南部的施塔恩贝格逝世，享年96岁。
哈贝马斯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是在法兰克福完成的，他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他在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工作。1961年，哈贝马斯凭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一书在马尔堡获得特许任教资格。
哈贝马斯1964年成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1968年，他的就职演讲被出版成书，名为《知识与人类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在学生运动期间，哈贝马斯被认为是支持者，但他反对运动的激进化。
1971年，他移居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贝格，并在那里担任马克斯·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直至1981年。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年，他出版了其代表作《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1983年，他回到法兰克福，再次担任哲学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
晚年，他居住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积极就科索沃战争、脑科学研究、宗教冲突等政治议题发表见解。因为患有先天性唇腭裂，他在演讲时发音明显不同于常人，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公开表达。
阿多诺、霍尔克哈默同哈贝马斯代表的所谓"法兰克福学派"对战后德国的哲学界以及政治气候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鉴于20世纪上半叶集权意识，尤其是纳粹主义的反面经验，法兰克福学派应运而生。现代社会应该汲取哪些教训？哈贝马斯在他的著作中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于是，他将哲学推到社会学的近旁。同时，他还摘下了哲学过于激情的光环，这一点，对哲学本身特别有利，但不仅限于哲学。它对现代德国也颇有裨益。
如果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亲眼目睹了灾难的结束，那么，他也一定会对灾难的起源进行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灾难泛滥到如此规模？德国人究竟怎么了，什么原因让他们在1933年将一名咆哮不已、品位低俗的反犹主义者推选成了帝国总理？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阻止类似的民众结构和情绪再次出现？同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哲学家哈贝马斯也是将纳粹统治作为思考、教学以及对时事加以评论的出发点。
哈贝马斯长久以来思考的课题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起源。他在1968年出版的著名著作"认知与利益"中指出，认知是受到某种利益制约的。无论人们思考什么，都是在一定竞争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这就是说，每个进行思考的人，都是朝具体的目标进行思考，而这些目标常常是为个人服务的。由此可见，追求知识本身并非纯洁无瑕，寻找的过程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寻找好处。
波恩大学哲学家霍格雷柏在2006年的一份哈贝马斯赞词中这样总结道： "我们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我们想知道特殊的东西。每一个'想要'都是在追逐某种利益，一般而言，这是个人的行为，但如果将之运用到我们人类，哈贝马斯认为，追逐利益也可以超出个人行为。"
哈贝马斯写道，在现代社会，只有公民尽量将自己的利益同别人的相互关照，才可能达成和平性理解。出于这个原因，在抗议之年的1968年，他指责大学生太过于强调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动用暴力争取实现目标。因为这项指责，哈贝马斯同大学生运动拉开了距离，而这一距离保持了多年。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参与论战的能力。35年后，2003年，他发表激烈言论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此后，他又公开批评对经济界的监控不够严密，因此而导致社会的分化。除此之外，他众多的时政讨论文章使他成为德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哲学家。
不论是基因科技，再度复兴的宗教以及移民问题，哈贝马斯都不断重复强调，发展的活力和变化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原则, "不论关系到外籍工人家庭还是前殖民地人民的融入，教训总是同一个：没有融入，就不会有自己视野的开拓，就不会心平气和地去了解丰富多彩的传闻和思想，更不会感受到令人痛楚的不和谐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