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领导人的功过通常要等他卸任后，才能由历史来做出完整评价。但对于一些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来说，其在位的时间可能已经远超一般国家的元首任期，长到足以让人们经历数次大规模政策起伏。这时，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轨迹中看出一种稳定的特征。对习近平而言，这个特征就是朝令夕改。许多政策被以最高调的方式推出，又在最坚决的执行中推到极端，最后骤然掉头，偌大的叙事消散在空气里，留下的只是被反复折腾的普通人。
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冠疫情。三年时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被塑造为制度优势，是所谓人命至上的最好体现。媒体与专家不厌其烦地宣讲，声称这是文明的体现，并拿西方的混乱与死亡作对照。口号一次次铺天盖地，仿佛清零是一种民族的光荣。然而在现实里，普通人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老人被困在小区里，无法及时送医；孕妇因没有核酸证明而在医院门口失去孩子；癌症患者因封控买不到药，延误治疗，痛苦去世。2020年，媒体大肆报道海协会、海基会为荆门一名白血病儿童跨海送药的故事，但在同一座城市，还有成百上千的病人得不到药物，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就在荆门因癌症缺药，病情急剧恶化而猝然去世。这种鲜明的反差，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
而更讽刺的是，这一切宣传与高压执行，在 2022 年底突然消失。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一夜之间核酸亭拆除，健康码和行程码下线，曾经的标语蒸发得无影无踪。病毒并没有因此消失，却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药店货架被清空，退烧药、止咳药奇缺，医疗系统负荷急剧上升，医院走廊和急诊区人满为患。此前被塑造成制度优势的清零政策，在骤然放弃的那一刻，显得前后矛盾而荒谬。三年时间，普通人先在封控中承受痛苦与牺牲，随后又在毫无准备的放开中承受疾病与死亡的冲击。那些高调的宣传、密布的核酸亭和口罩，全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教培行业的遭遇也是一场朝令夕改。2021 年双减政策出台，学科类培训被全面叫停。此前这个行业吸纳了无数年轻人，就业规模庞大，许多家庭依赖它作为收入来源。政策一出，数以十万计的教师、助教、运营人员失业。许多人多年努力建立的事业在几天之内归零。对于家长来说，孩子原本依赖的学习资源被掐断，焦虑骤然增加，只能花更多的钱去寻找地下培训或家教。与此同时，整个行业的投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也在短期内被彻底摧毁。几年后，口径发生变化，教培市场开始逐渐回暖，部分形式被重新允许。可对那些被裁员的人来说，生活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有人被迫转行，有人长期失业，有人背负债务。政策的来回，摧毁的是他们完整的人生路径。
房地产则是另一种残酷的反复。几年前，政府提出三道红线，斩钉截铁地限制房企融资。恒大、碧桂园等巨头迅速陷入危机，行业大面积暴雷。无数工地停工，农民工工资拿不到，承包商资金链断裂，供应商订单毁约。买房的家庭付了首付，等来的却是烂尾楼，房子停在半腰，钱砸进去却没有回报。那几年，口径是坚决的，绝不救助房地产，绝不给行业喘息。可到 2023 年以后，随着经济下滑和地方财政吃紧，政策方向又变了。各地开始松绑限购，央行出台支持措施，官方媒体喊话要止跌回稳。曾经的铁腕，转瞬成了鼓励。那些因为前一轮调控而搭进几代人的积蓄、负债累累的普通人，却再也无法回到原点。
民营企业与平台经济的起落，更能体现这种风格。几年前，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滴滴、美团遭受巨额罚款，腾讯、阿里等企业接连被整顿。专家和官媒把这一切包装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仿佛这是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在这样的氛围下，大批中小企业主陷入困境：融资渠道收窄，市场预期恶化，企业现金流断裂。许多企业倒闭，老板破产，员工失业。有人多年心血毁于一旦，有人举债累累，不得不关门离场。可等到经济明显下滑，政府又高调喊话，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要把平台企业当成国家发展的伙伴。口径的急转，使得那些已经倒下去的公司和家庭，显得格外可怜：他们被打压时没有退路，被需要时却已无力再起。
雄安新区也是如此。2017 年，它被称为千年大计，全国媒体连篇累牍。成千上万的村民被拆迁，背井离乡。大批央企干部被迫从北京迁去，孩子转学。政府投入了巨大资金，建设声势浩大。然而几年过去，雄安依旧是一片施工景象。最初的定位是未来之城，后来悄然降格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载地。与世界上的新城相比，它既不如伦敦北郊的米尔顿凯恩斯，也不如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更无法与新德里或巴西利亚相比。那种雄心壮志最终沦为一种无奈的迁就，甚至成了北京不想容纳的废料的倾倒口。对被拆迁的农民，对迁徙的员工家庭来说，这样的转折只意味着生活的落差与长久的不便。
一带一路的故事走的也是类似路径。最初声势浩大，成为中国对外叙事的核心，媒体反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无数承包商、工程队、劳务人员被动员出海，满怀希望地投身项目。然而随着债务风险暴露、国际局势恶化，许多项目停工、搁置、重谈。宣传声逐渐消退，普通人却要承担后果：企业因为项目烂尾而破产，工人因停工而失业，在巴西、柬埔寨和许多其他地方，中国的劳务人员遭到非常不堪的对待，身陷困境。
这些故事无一例外，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宏大口号隆重登场，普通人为此承受代价；副作用显现时，政策骤然掉头；最后留下的，只是被反复折腾的人们。朝令夕改在书面上只是一个词语，可在现实里，它意味着无数家庭失业、破产、失去亲人。
我并不是要做历史的终极判决。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把这些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事情写下来。权力不缺，行动也不缺，缺少的是坚定与持续。政策的大旗一次次挥舞，却把人们抛来抛去。等到历史真的去评判这一切时，希望不会忘记，那些在摇摆中承受痛苦的普通人。
习近平时代的朝令夕改——写在四中全会时
李远哲 (2025-10-26 11:39:46) 评论 (2)
一个领导人的功过通常要等他卸任后，才能由历史来做出完整评价。但对于一些长期执政的独裁者来说，其在位的时间可能已经远超一般国家的元首任期，长到足以让人们经历数次大规模政策起伏。这时，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轨迹中看出一种稳定的特征。对习近平而言，这个特征就是朝令夕改。许多政策被以最高调的方式推出，又在最坚决的执行中推到极端，最后骤然掉头，偌大的叙事消散在空气里，留下的只是被反复折腾的普通人。
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冠疫情。三年时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被塑造为制度优势，是所谓人命至上的最好体现。媒体与专家不厌其烦地宣讲，声称这是文明的体现，并拿西方的混乱与死亡作对照。口号一次次铺天盖地，仿佛清零是一种民族的光荣。然而在现实里，普通人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老人被困在小区里，无法及时送医；孕妇因没有核酸证明而在医院门口失去孩子；癌症患者因封控买不到药，延误治疗，痛苦去世。2020年，媒体大肆报道海协会、海基会为荆门一名白血病儿童跨海送药的故事，但在同一座城市，还有成百上千的病人得不到药物，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就在荆门因癌症缺药，病情急剧恶化而猝然去世。这种鲜明的反差，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
而更讽刺的是，这一切宣传与高压执行，在 2022 年底突然消失。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一夜之间核酸亭拆除，健康码和行程码下线，曾经的标语蒸发得无影无踪。病毒并没有因此消失，却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药店货架被清空，退烧药、止咳药奇缺，医疗系统负荷急剧上升，医院走廊和急诊区人满为患。此前被塑造成制度优势的清零政策，在骤然放弃的那一刻，显得前后矛盾而荒谬。三年时间，普通人先在封控中承受痛苦与牺牲，随后又在毫无准备的放开中承受疾病与死亡的冲击。那些高调的宣传、密布的核酸亭和口罩，全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教培行业的遭遇也是一场朝令夕改。2021 年双减政策出台，学科类培训被全面叫停。此前这个行业吸纳了无数年轻人，就业规模庞大，许多家庭依赖它作为收入来源。政策一出，数以十万计的教师、助教、运营人员失业。许多人多年努力建立的事业在几天之内归零。对于家长来说，孩子原本依赖的学习资源被掐断，焦虑骤然增加，只能花更多的钱去寻找地下培训或家教。与此同时，整个行业的投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也在短期内被彻底摧毁。几年后，口径发生变化，教培市场开始逐渐回暖，部分形式被重新允许。可对那些被裁员的人来说，生活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有人被迫转行，有人长期失业，有人背负债务。政策的来回，摧毁的是他们完整的人生路径。
房地产则是另一种残酷的反复。几年前，政府提出三道红线，斩钉截铁地限制房企融资。恒大、碧桂园等巨头迅速陷入危机，行业大面积暴雷。无数工地停工，农民工工资拿不到，承包商资金链断裂，供应商订单毁约。买房的家庭付了首付，等来的却是烂尾楼，房子停在半腰，钱砸进去却没有回报。那几年，口径是坚决的，绝不救助房地产，绝不给行业喘息。可到 2023 年以后，随着经济下滑和地方财政吃紧，政策方向又变了。各地开始松绑限购，央行出台支持措施，官方媒体喊话要止跌回稳。曾经的铁腕，转瞬成了鼓励。那些因为前一轮调控而搭进几代人的积蓄、负债累累的普通人，却再也无法回到原点。
民营企业与平台经济的起落，更能体现这种风格。几年前，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滴滴、美团遭受巨额罚款，腾讯、阿里等企业接连被整顿。专家和官媒把这一切包装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仿佛这是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在这样的氛围下，大批中小企业主陷入困境：融资渠道收窄，市场预期恶化，企业现金流断裂。许多企业倒闭，老板破产，员工失业。有人多年心血毁于一旦，有人举债累累，不得不关门离场。可等到经济明显下滑，政府又高调喊话，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要把平台企业当成国家发展的伙伴。口径的急转，使得那些已经倒下去的公司和家庭，显得格外可怜：他们被打压时没有退路，被需要时却已无力再起。
雄安新区也是如此。2017 年，它被称为千年大计，全国媒体连篇累牍。成千上万的村民被拆迁，背井离乡。大批央企干部被迫从北京迁去，孩子转学。政府投入了巨大资金，建设声势浩大。然而几年过去，雄安依旧是一片施工景象。最初的定位是未来之城，后来悄然降格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载地。与世界上的新城相比，它既不如伦敦北郊的米尔顿凯恩斯，也不如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更无法与新德里或巴西利亚相比。那种雄心壮志最终沦为一种无奈的迁就，甚至成了北京不想容纳的废料的倾倒口。对被拆迁的农民，对迁徙的员工家庭来说，这样的转折只意味着生活的落差与长久的不便。
一带一路的故事走的也是类似路径。最初声势浩大，成为中国对外叙事的核心，媒体反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无数承包商、工程队、劳务人员被动员出海，满怀希望地投身项目。然而随着债务风险暴露、国际局势恶化，许多项目停工、搁置、重谈。宣传声逐渐消退，普通人却要承担后果：企业因为项目烂尾而破产，工人因停工而失业，在巴西、柬埔寨和许多其他地方，中国的劳务人员遭到非常不堪的对待，身陷困境。
这些故事无一例外，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宏大口号隆重登场，普通人为此承受代价；副作用显现时，政策骤然掉头；最后留下的，只是被反复折腾的人们。朝令夕改在书面上只是一个词语，可在现实里，它意味着无数家庭失业、破产、失去亲人。
我并不是要做历史的终极判决。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把这些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事情写下来。权力不缺，行动也不缺，缺少的是坚定与持续。政策的大旗一次次挥舞，却把人们抛来抛去。等到历史真的去评判这一切时，希望不会忘记，那些在摇摆中承受痛苦的普通人。
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冠疫情。三年时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被塑造为制度优势，是所谓人命至上的最好体现。媒体与专家不厌其烦地宣讲，声称这是文明的体现，并拿西方的混乱与死亡作对照。口号一次次铺天盖地，仿佛清零是一种民族的光荣。然而在现实里，普通人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老人被困在小区里，无法及时送医；孕妇因没有核酸证明而在医院门口失去孩子；癌症患者因封控买不到药，延误治疗，痛苦去世。2020年，媒体大肆报道海协会、海基会为荆门一名白血病儿童跨海送药的故事，但在同一座城市，还有成百上千的病人得不到药物，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就在荆门因癌症缺药，病情急剧恶化而猝然去世。这种鲜明的反差，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
而更讽刺的是，这一切宣传与高压执行，在 2022 年底突然消失。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一夜之间核酸亭拆除，健康码和行程码下线，曾经的标语蒸发得无影无踪。病毒并没有因此消失，却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药店货架被清空，退烧药、止咳药奇缺，医疗系统负荷急剧上升，医院走廊和急诊区人满为患。此前被塑造成制度优势的清零政策，在骤然放弃的那一刻，显得前后矛盾而荒谬。三年时间，普通人先在封控中承受痛苦与牺牲，随后又在毫无准备的放开中承受疾病与死亡的冲击。那些高调的宣传、密布的核酸亭和口罩，全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教培行业的遭遇也是一场朝令夕改。2021 年双减政策出台，学科类培训被全面叫停。此前这个行业吸纳了无数年轻人，就业规模庞大，许多家庭依赖它作为收入来源。政策一出，数以十万计的教师、助教、运营人员失业。许多人多年努力建立的事业在几天之内归零。对于家长来说，孩子原本依赖的学习资源被掐断，焦虑骤然增加，只能花更多的钱去寻找地下培训或家教。与此同时，整个行业的投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也在短期内被彻底摧毁。几年后，口径发生变化，教培市场开始逐渐回暖，部分形式被重新允许。可对那些被裁员的人来说，生活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有人被迫转行，有人长期失业，有人背负债务。政策的来回，摧毁的是他们完整的人生路径。
房地产则是另一种残酷的反复。几年前，政府提出三道红线，斩钉截铁地限制房企融资。恒大、碧桂园等巨头迅速陷入危机，行业大面积暴雷。无数工地停工，农民工工资拿不到，承包商资金链断裂，供应商订单毁约。买房的家庭付了首付，等来的却是烂尾楼，房子停在半腰，钱砸进去却没有回报。那几年，口径是坚决的，绝不救助房地产，绝不给行业喘息。可到 2023 年以后，随着经济下滑和地方财政吃紧，政策方向又变了。各地开始松绑限购，央行出台支持措施，官方媒体喊话要止跌回稳。曾经的铁腕，转瞬成了鼓励。那些因为前一轮调控而搭进几代人的积蓄、负债累累的普通人，却再也无法回到原点。
民营企业与平台经济的起落，更能体现这种风格。几年前，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滴滴、美团遭受巨额罚款，腾讯、阿里等企业接连被整顿。专家和官媒把这一切包装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仿佛这是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在这样的氛围下，大批中小企业主陷入困境：融资渠道收窄，市场预期恶化，企业现金流断裂。许多企业倒闭，老板破产，员工失业。有人多年心血毁于一旦，有人举债累累，不得不关门离场。可等到经济明显下滑，政府又高调喊话，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要把平台企业当成国家发展的伙伴。口径的急转，使得那些已经倒下去的公司和家庭，显得格外可怜：他们被打压时没有退路，被需要时却已无力再起。
雄安新区也是如此。2017 年，它被称为千年大计，全国媒体连篇累牍。成千上万的村民被拆迁，背井离乡。大批央企干部被迫从北京迁去，孩子转学。政府投入了巨大资金，建设声势浩大。然而几年过去，雄安依旧是一片施工景象。最初的定位是未来之城，后来悄然降格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载地。与世界上的新城相比，它既不如伦敦北郊的米尔顿凯恩斯，也不如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更无法与新德里或巴西利亚相比。那种雄心壮志最终沦为一种无奈的迁就，甚至成了北京不想容纳的废料的倾倒口。对被拆迁的农民，对迁徙的员工家庭来说，这样的转折只意味着生活的落差与长久的不便。
一带一路的故事走的也是类似路径。最初声势浩大，成为中国对外叙事的核心，媒体反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无数承包商、工程队、劳务人员被动员出海，满怀希望地投身项目。然而随着债务风险暴露、国际局势恶化，许多项目停工、搁置、重谈。宣传声逐渐消退，普通人却要承担后果：企业因为项目烂尾而破产，工人因停工而失业，在巴西、柬埔寨和许多其他地方，中国的劳务人员遭到非常不堪的对待，身陷困境。
这些故事无一例外，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宏大口号隆重登场，普通人为此承受代价；副作用显现时，政策骤然掉头；最后留下的，只是被反复折腾的人们。朝令夕改在书面上只是一个词语，可在现实里，它意味着无数家庭失业、破产、失去亲人。
我并不是要做历史的终极判决。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把这些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事情写下来。权力不缺，行动也不缺，缺少的是坚定与持续。政策的大旗一次次挥舞，却把人们抛来抛去。等到历史真的去评判这一切时，希望不会忘记，那些在摇摆中承受痛苦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