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杂志在2025年10月刊发了蒙古族记者 Soyonbo Borjgin 的回忆文章《习近平新闻学：一位蒙古记者的教育与再教育》（The Xi Jin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The education and reeducation of a Mongolian reporter），讲述他的成长经历、在《内蒙古生活周报》的职业生涯以及最终出走美国的经过，呈现了中国地方官媒的真实运转情况。

作者回顾了家族三代人的轨迹。祖父是牧羊人，父母赶上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年代，成为家族中第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分别进入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日报》工作。父亲曾因1989年参与天安门运动、在内蒙古张贴民主标语而入狱两年。作者本人学业平平，受益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教育扩张与新闻业松动，考入大学，后经母亲的关系进入报社——事后他才知道，同届32名新人全都有“家庭关系”。

文章记录了党控制下的新闻生态：选题须经党安排，采访对象多为党员干部和“模范公民”，出差采访实为宣传部门买单的饮酒应酬，“订阅之旅”则是记者靠陪酒换取党政机关的订阅份数，而不少到手的杂志直接被送进造纸厂化浆。即便如此，在此前相对宽松的空间里，周报仍刊发过一些有分量的人物特稿。

文章的冲突集中在2020年内蒙古推行的教育改革，即以普通话全面替代蒙古语教学。这一政策激起蒙古族民众的文化危机感和基层抗议，一些夫妻甚至以“假离婚”的方式应对体制施压。作者以第一人称记录了边缘群体在国家机器的监控下，为保住母语和民族认同而做出的挣扎。他参与了周报为蒙古语发声的报道，父亲也因在微信发文反对语言政策被纪委约谈多次。不久，周报被强制停刊，全体员工被关进会议室接受长达一个月的"再教育"，每天诵读习近平"金句"汇编，作者的父母将此比作文革重演。

文章结尾写到他赴美求学的经历。受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教授 Alexander Stille 家族史著作的启发，他以蒙古人受迫害为类比完成个人陈述，获得录取，父母卖掉国家分配的一套住房凑足学费。毕业后他在美国求职屡屡碰壁，辗转于咖啡店、亚马逊快递和律所助理之间，最接近稳定工作的，是为美国之音和 PEN America 撰写少数民族报告的兼职，却因马斯克领导的 DOGE 削减预算而失去资助。此后，他因接受爱尔兰记者采访，致使父母的护照被当局“代为保管”，母亲的护照至今未归还。他是家族中第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却不确定是否还有亲人能来此探望。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原文是英文，中文由 AI 翻译，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审校）：

我的高考成绩平平：750分满分中只得了439分。但那已是21世纪头几年，正值江泽民、胡锦涛推行经济开放的深入阶段。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国家需要源源不断地输送有消费能力的白领阶层——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大量培养大学毕业生。托这股“扩招”的东风，我得以进入内蒙古大学。我妻子刻苦用功，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对一个蒙古族人来说，这实属难得。

我选择学人类学，多少有些随意。父亲的一位朋友刚刚创立了这个新系，意味着我在那里有个照应。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可以说是“两条腿走路”：一边是《世界史》、《文化人类学导论》，另一边是《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党史》。所有课程的学分一视同仁。我大多数时候逃课打篮球。

就在那段时间，我也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在图书馆里，我常常守候着《南方周末》的最新一期——这份报纸大致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纽约客》，专门刊登长篇叙事报道，也就是西方新闻界所说的“特稿”。我尤其欣赏一位名叫李海鹏的记者。他曾写过一篇举重运动员才力的人物特写：此人退役后生活每况愈下，求职无门，最终因病离世。李海鹏没有点破，却将国家对他死亡的责任娓娓道来。那篇文章的标题我至今记得：《举重冠军之死》。

那个年代，这样的报道是可以发表的——胡温改革的春风也吹到了新闻自由领域。各地涌现出许多新的刊物，就连少数民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也有了自己的日报。我们也有了一份深度报道刊物：《内蒙古生活周刊》。至今我也说不清楚，为何我们竟有这样的待遇。

《内蒙古生活周报》有许多可取之处，但独立性不在其列。我们是中共内蒙古分支机构旗下的官方刊物，所有报道都要过党这一关。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被要求尽可能多地采访党政干部和”先进市民”：乡镇书记、警察、农业管理员、教育工作者、图书馆员、科学家、作家，不一而足。事实上，党每年还会拨款资助这类报道。

当然，我们做的不只是这一类新闻。但党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比如某个偏远地区发了洪灾，我不会独自前往展开调查，而是先去当地党委办公室，出示记者证，表明想报道洪灾的意向。若获批准，党会替我安排行程、订好火车票和房间，还会配一名”随行人员”在车站接我、送我去酒店、请我喝几杯，然后将我的采访对象从受灾群众那里悄悄引开，转向那些主持救灾工作的党委干部。

内蒙古人同样遭受着迫害；父亲当年身陷囹圄的往事，是我从母亲的日记和书信中读到的；而且，就像斯蒂尔的祖父母一样，我也渴望移居美国。我写了一篇文章，梳理这些相似之处，附上其他相关材料（包括我那份印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大学成绩单），一并寄了出去。结果我被录取了。

钱的问题随之而来。我们首先找了妻子的父亲——一位颇为富有的党政官员——但他断然拒绝。于是我们转而求助父母。他们卖掉了国家以极低价格分配给他们的两套房产之一，套现了140万元人民币，勉强够支付学费和机票。

毕业后，我成了同届寥寥几个没能找到工作的人之一：美国编辑们对我那些《内蒙古生活周报》的剪报毫无兴趣。此后我辗转谋生：在咖啡馆打工（其中一家干了三天就把我辞了）；给亚马逊送快递（为了抢时间赶进度不得不对着塑料瓶小便，这是我此生最能理解中共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时刻）；在一家汉族律师事务所做法律助理，直到同事的种族歧视让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你会骑马吗？”、“蒙古族男人真的都娶四个老婆吗？”、“内蒙古公民真的每人有一次合法杀人的权利？”）。算得上相对稳定的收入，是为美国之音和美国笔会兼职撰写有关中共对待少数民族状况的报告。我曾希望这两份工作中有一份能转为长期雇用。然而今年年初，埃隆·马斯克一刀砍向这两家机构的预算，我的资金随之冻结。我被DOGE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