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顺义老人阮大爷终身未婚，膝下也无子女。在村里的主持下，自2011年开始，阮大爷和同村的男子刘某军签下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刘某军给老人养老送终，老人将所有财产遗赠给刘某军。

2023年，阮大爷因病去世，留下五套刚刚分到的安置房。近日，顺义法院判决认定，阮大爷留下的五套安置房的所有权益，应该由照顾老人十多年的刘某军继承。

法院表示，“刘某军十多年赡养孤寡老人的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行为应当给予积极评价。”刘某军的信义行为配得上这样的褒奖，继承老人财产也是题中之义。这一案例在弘扬新风尚的同时，也发出有益启示：非亲属之间建立扶养关系，并以财产赠与相支撑，实现另一种方式的老有所养，是一条具有现实意义的救济路径。

老人和刘某军的孙子下象棋

根据法律精神，即使是陌生人，也可以成为扶养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这就为独居老人获得非亲属人士的扶养扫清了法律障碍。而公民通过依法获得扶养报酬，改善自身境遇，也是双赢之举。

为了保障扶养人的合法权利不受损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还特别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嘱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老人和扶养人签的遗赠扶养协议，最终发挥了关键作用。

近年来，类似的继承不是个案。此前，上海独居老人300万房产赠水果摊主案，也很有典型意义。2023年12月，该案一审判决：涉案房屋归水果摊主。长期以来，摊主对此独居老人长期尽到了扶养责任。尽管老人的亲属提出异议并强烈反对，但水果摊主还是凭借意定监护和遗赠扶养协议维护了合法的财产权。

这些案例的导向性十分明确，既要让无亲可靠的独居老人享有一份养老保障，也要让好人有好报。一旦其间牵扯财产争议，法律会为抚养人撑腰。

在民间，邻里或熟人之间向独居老人提供照料，或纯粹尽义务，或收获回报，也早有先例。但这种事易惹争端，照料老人的人很可能摊上“觊觎财产”的污名。在这种情况下，协议的保障、法律的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孤寡老人的养老窘迫越发显现。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间，都有不少类似阮大爷这样的老人。在媒体报道中，甚至有独居老人在家中死去多日无人知晓、独居老人因为缺乏照料而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等事件，引人唏嘘。

这些老人不仅在起居、看病等层面遭遇严峻考验，也直面内心孤独等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不该如此失去活着的质量，也不该如此被社会遗忘。如何让他们有尊严地安度晚年直到离开人世，是全社会都应该正视的命题。

在现实场景中，尽管兜底性政策提供了相应的保障，而社区、退休单位也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独居老人更需要有人常态化提供无微不至的身心照拂。前述两个案例中，独居老人都实现了与扶养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目标，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都因此有所提升。刘某军孙女为阮大爷温情洗脚的一幕，也深深刻在人心里。

事实说明，这一新型养老模式弥补了亲人赡养的短板，补充了社会保障力量，拓展了养老新思路、新领域。据此，倡导陌生人之间的扶养情分，推广遗赠扶养协议很有意义，也很有现实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