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以后，国内各高校逐渐开放女禁，实行了男女学生同校。男女同校在当时的中国是实验男女新式关系的创举，面对着来自社会的质疑与保守人士的抨击，学校都制定了苛刻的管理措施，对于男女学生之间的交往也限制得非常严格。例如，上海的沪江大学，在女生的管理上，学校专门设立了女生监学，以监督女生的行为和照料她们的生活。女生宿舍为校内一个独立单元，生活和学习都尽可能地集中在这个区域进行。宿舍里面楼下有会客室和女生食堂，另外有专供女生学习的家政学习室和阅览室以及女教职员的办公室。楼上则为女教职员和学生的寝室以及女学生健身房和浴室，而监学的寝室当楼梯之冲，“学生出入，无不受其监察”。男生在得到监学的许可后，可以在会客室与女生谈话，但不得进入寝室。而女生的信件如果是来自校内，则必须经监学拆阅。在燕京大学，同样有严格的生活规章制度来限制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例如，除了极为罕见的开放日之外，男生一般不能随便进入作为女生宿舍的院落。女生在晚上的某一个特定时刻以后，便不能随便到宿舍之外跟男学生约会。如果在这段时间男生确实有要事必须得跟一位女同学当面交谈的话，就得通过门房将便条递进去，再把女同学约到某个特定的院墙窗口去谈。

    因此，女生宿舍对大多数男生来说，无疑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也令他们充满了向往和遥想。他们常常把女生宿舍比喻为“东宫”、“西宫”、“紫禁宫”，更有甚者，清华大学的女生宿舍“古月堂”曾被学生嬉称为“狐（胡）堂”。一位光华大学的学生曾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本校女同学的宿舍：“女生宿舍被哥儿们称做'仙宫'，绿的柳丝罩着红楼，馥郁的香味有时会从宫里飘出来。夜里，月从'仙宫'的屋角后升起，因为是'仙宫'的屋角，这月，是更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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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些在男生眼里颇为神秘和浪漫的地方向他们开放的时候，可以想见，这些男生的心理状况。在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学校建校纪念日，被视为禁地的女生宿舍第一次对外开放，男生们闻此消息，莫不眉飞色舞，争着前往一饱眼福。当时有男生在校刊上写道：“的确，三年未开禁的女生宿舍，我们早已视为含有无限神秘了，偶然我们从外面回来，经过这座'神秘之宫'，便可从画楼一角，笑语喧腾之中，想象到这里面是如何富丽，如何精美，如何令人有可望而不可即的失望与嫉妒，今天呢，居然能有允许公开参观，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又谁愿失之交臂呢！”后来，男生接踵而至，女生宿舍出现了“几无插足地”的局面。无疑，带着这种欣羡的心理，女生宿舍在他们眼里也成了一个绝佳之地，一位男生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参观的经过：“入门北向，为接待室，陈设颇幽雅……随出，折东而南，入他室，精制幽雅，美丽夺人，经盥洗室，妆台峭立于旁，脂粉水泽，隐然若现……目光乍射，优美绝伦，架上美丽花盒，尤惹游人之注目……既出，复入第一室，室内设置清雅，富于美术化。”

    女学生的入校最初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在沪江大学，有人回忆说，当女生第一次在女生舍监的带领下步入教室时，“吾级男生顿改其昔日议论风生之常态，均相顾无言，一举一动不能任意，故视女生如赘疣，多远避之。”有时，也不免发生一些类似恶作剧的事情。有的男生受青春期好奇心的驱使，竟在相隔百码外的宿舍里用望远镜偷窥女生宿舍，“一日为教员所察，即在礼拜堂中宣言此等举动，很不大方，切切需改”。

    与以往相比，1920年代以后，在大学校园里，学生已经开始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而且在个人行为上也更大胆。然而，在男女同校的最初几年里，男女学生之间浪漫的关系却很少出现，年轻的学生们也很少有异性朋友。对多数女学生来说，由于缺乏同异性交往的经验以及求爱的风俗，她们似乎变得沉默寡言，而不是大胆放肆了。男生有时候也会抱怨说，女同学太矜持或是缺乏热情。当时在上海大学的施蛰存后来回忆说：“每当上课，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留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坐。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而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那时和丁玲同学的施蛰存就坐在第三排，然而，同学半年，施只看到她的后脑勺。对于施蛰存等男学生来说，女生离他们是那样近，也是那样遥远。

不过，随着社会习俗的不断变化，这种初期的好奇、谨慎以及隔膜很快就过去了。男女同校给相对严谨、枯燥的男性世界带来了浪漫和趣味，也改变了校园的社交气氛，在许多场合如艺术集会、演讲、演唱会、电影院、剧场、周末舞会、野餐、体育活动、比赛，等等，可以开始见到男女学生在一起活动的身影。尤其是在教会大学，历来有比较重视西方礼仪教育的传统，对于男生来说，女生的出现使得学校关于尊重妇女的西方礼仪大有用武之地。在上海的沪江大学就有人揶揄说：“男生见女生，则让路、启门、让坐等事，无时不有。戴外国帽者，遇妇女则脱帽为礼，其烦不可胜言，故在校时，学生多戴中国帽，或竟赤头，藉免脱帽之忙。”男生对女生的种种殷勤也常常传为笑谈，例如有人回忆：“本校男学生，处处敬拜女学生。凡女学生所托之事，莫不遵命，惟谨惟慎，奉之若神明，以至某君终日东奔西跑，专为女学生之听差。据云两股毫不觉酸痛。”

    与最初相比，十几年后大学校园已经呈现出了不同的景象。1936年，当沪江大学的学生回忆起往事时，不禁对早年学校苛刻的男女交往规定感慨不已：

    ……

    讲到交际，从前和现在一比，显然那时是又拘束又小气。

    在1923年的年刊上，我们能够找到很好的例证。现在不妨转录于后：“男女学生交际颇称奇特，凡男生致女生信，必须经女学监拆阅，而由邮局寄来者可以不拆。有将信夹在图书馆之大字典内，以咳嗽为号而令女同学前往领取……”这种举动真是幼稚可笑，我们也许会疑心他们是在做文明戏吧！可是这确是事实。因为汪教授曾经对人家说过，他在本校读书时，某女生某次因事招呼他一下，他的心简直跳得不得了！

    在1924年故态依然。学校当局并新定严厉规则数条。其中最苛刻的是：本校男生只准于星期六下午一时至六时会晤女生。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在十三年以前却是通行的。

    在1926年，校规的严厉依旧不改往年的威风。校规上规定男女二人不得在校内并肩偕行，亦不得同乘汽车外出。校规订得这样琐细，简直把同学做囚奴了。这种苦楚，我们是无法享受的。

    到了1927年国民革命成功。一切都趋向于革命化的途径了。可是本校对于男女同学方面依旧有些说不出的“那个”。该年年刊上曾有下列记载：有一次学监召集全体学生，吾等却以为大事将临，屏息静气小心翼翼地坐着，学监开言道：“你们知道那条后路吗？昨日某外国师母茶点后，到她的园中看花，无意望后路上一看几乎晕倒，因为那边有一个中国女子和一个男子在散步。”这种装腔做势，大惊小怪的神情是我们所不敢领教的。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这种太假正经的生活呵！

    翻看一页一页的《沪江年刊》，历史已经慢慢走过。大学校园里森严的交往规定也已经渐渐放宽，学校开始成为一个不仅是追求知识、理想而且也是充满情趣的地方。

《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  张素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