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竞存先生1929年11月出生于安徽六安县，1950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52年清华、北大文科合并，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随魏建功先生做现代汉语研究生，1958年毕业后留校做助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发表过《论向心式》(1956)、《整理和编校＜贾谊集＞》(1960)、《红楼梦和北京话》(1986)、《‘宝五’的构词方式初探》(1986)等十多篇文章；著有《现代汉语句法分析》 (1982，合作)、《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 (1992，合作)、《红楼梦的语言》（1996）等书，
吴竞存先生的名字“竞存”应该是来自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无数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著名教育家车向忱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于1936年4月在西安创办了东北竞存小学。校名“竞存”，寓意“通过竞争、奋斗，争取生存”，深刻体现了在民族危亡关头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这个校名的选择，不仅反映了创办者对时局的深刻认识，更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我想吴先生的名字也包含了这个寓意。
“竞存”给人一种斗士的形象。比如陈炯明的字就是“竞存”。而吴竞存先生给人的印象则不是一个斗士的形象。马振方先生回忆到：
1962年，（张少康）为了照顾我，他后来特地与睡眠较早、当时住在19楼一层的吴竞存先生调换了宿舍。我因此便和中文系有名的老实人住在一起。
吴先生比我和少康大几岁，大约因与夫人异地而居，也住在这单身宿舍的筒子楼中。他很勤奋，不怎么打球，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学与读书上；说话不多，声调也不高，而偶幽一默，令人解颐；看来身体不很强壮，但健康、无病，眼疾是很久以后才得的。后来夫人与女儿来到北京，他就搬到新分的家属住宅去了。
这里的吴先生是“中文系有名的老实人”，“说话不多，声调也不高”，“看来身体不很强壮”，给人一种柔弱的感觉。记得吴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白面书生的形象：先生中等身材，面庞清秀，两颊上永远有两朵红晕，像化了妆似的；戴着一副眼镜，度数比较高，褐色的眼睛框。先生那时有点腿疾，走路不是很方便。这个书生的形象似乎和先生的名字大相径庭。
其实，先生外表文弱，内心强大。这是一种“弱德”。弱德这个词是叶嘉莹先生发明的。叶嘉莹先生创造了“弱德之美”：“有弱德的人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所谓弱德本质上是强，心气高远，对不入眼之人、之事，看似自居低位，却是不入眼、不上心、看不起、不经意。在一种反差中，看起来强的，反而显露了弱。
古话所谓“卑以自牧”，就是“弱德”的表现。弱德的表现恰恰是不生气、不被激怒，这种力量实在强大。
人世间，自处或与人相处，强势中往往充满了虚弱、不安与错误，弱德里却有定力、有信心，充满真实的东西。
吴先生的弱德之美首先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生存能力。竞存，是通过竞争而生存，这种竞争是一种悄悄的抗争，在新的环境里，通过抗争而存活下来。
吴先生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可以说是中国国文教学的最强阵地。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开学，阵容强大，大师云集。复校后的中文系教师有教授朱自清、陈寅恪、王力、浦江清、许维遹、陈梦家、余冠英，讲师张清常，教员何善周、王瑶，助教冯钟芸、季镇淮、朱德熙等。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李广田任中文系主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北大、燕京三校中文系教师40余人，约一半外调，其余留任，组成新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中文系（包括新闻）合一，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又并到北大，一时间当时的语言学大家齐聚北大，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
院系调整实际上是学习苏联经验的一个举措。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王力先生是赵元任先生的学生，后来又到法国留学；高名凯先生也是法国留学回来的；朱德熙先生虽然没有留洋但是朱先生西南联大毕业，由理转文，后来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他们接受的都是欧美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受到的是通才教育。王力先生在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建树；朱先生在文字学和语法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高名凯先生在语言学、汉语语法学和文学翻译方面都取得了硕果。因此，苏联的培养模式和培养专才的目标其实是很难贯彻的。
从清华大学转过来的吴竞存先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便是怎样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
1954年，魏建功和杨伯峻首开“古代汉语”课，同时，王力首开“汉语史”课，并先后出版了三卷本《汉语史稿》和四卷本《古代汉语》教材；现代汉语学科在1953年设立已建立，代朱德熙、周祖谟、林焘、袁家骅等先生分别开设了现代汉语语法、词汇、语音和汉语方言等课程，并集体编写出版了《现代汉语》教材，奠定了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格局，并长期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语言学教研室成立于1952年，首任主任高名凯先生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出版了包括《普通语言学》《语法理论》《语言论》在内的多本语言学专著，几十篇论文，而且均有很大影响，这些著作也奠定了语言学教研室理论“结合”中国语言实际的学术独立风格，延绵至今。
得益于当时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吴先生顺利地完成了本科的学业，并于1954年开始成为魏建功先生的研究生。
1954年到1958年，全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而北大则首当其冲。连续不断的运动，不停地站队，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其实，1953年关于汉语词类分类的大讨论，就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奏。
据史有为先生回忆：
1953年汉语词类分类讨论，凡是跟苏联正统观点不同的那就是资产阶级理论，就得批判。那时苏联的李森科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不也就是这样吗？ 高先生当然称不上修，他一直是党外人士，最好的帽子就是“资”了。这场批判终于把北大中文系良好的气氛全破坏了。而学生几乎完全不知，只从《中国语文》上闻出了硝烟气味。幸而还有些公道人，看不过去，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张志公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然而也很难在最激烈的当口。“文革”以后， 胡明扬先生回顾当时他“奋勇当先”批判高先生，觉得十分惭愧，多次表示后悔和道歉。其实呢，当时参与的中国人全是被耍弄的工具，根儿全在“麻烦制造者”谢尔久琴科。可是，在这样的狂风巨浪里，高先生依旧忠于事实和科学，我行我素，在关键的观点上始终没有屈服认错，不愧为真正的学者。
连德高望重的高名凯先生都受到冲击，其他小人物的命运就可想而知。在这场狂风巨浪面前，有的人退缩了，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背叛了，有的人得意了。殊不知，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1958年的反右运动，北大成了重灾区，人人自危。吴先生的老师魏建功先生，文化大革命前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封资修代表，四人帮打倒后，又被批为四人帮效劳的人（指他被江青拉去作‘评法批儒’学术顾问），魏先生都不知所措了；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前燕大校长陆志韦也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忍看朋辈成新鬼，吴先生，只能破帽遮颜过闹市，管他冬夏与春秋。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62年吴先生荣任中文系筒子楼迷糊协会副主席，但是先生的迷糊事迹始终是个谜，但是这也表现出先生难得糊涂的生活态度。
据魏建功先生的儿子魏至先生回忆：
1959年秋古典文献专业正式成立，父亲兴奋地提出要把专业办成“文教战线上的大庆”！教研室初建时共五人，除父亲58岁外、秘书吴竞存先生26岁、教员刘学锴先生25岁、侯忠义先生24岁、卓清钦先生23岁，四人平均仅24.5岁。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素质，父亲亲自给他们“补课”，每周讲一次《说文》；
筹建古典文献专业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魏建功的肩上。魏建功亲自担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主持拟定教学方案：以读古文、学专业，提高古籍阅读能力为主体，以文字、音韵、训诂和目录、版本、校勘为两翼，三者相辅相成。魏建功还先后调来学生吴竞存任教研室秘书、阴法鲁任教研室副主任。
1959年暑假，古典文献专业首批招收本科生30名，研究生5名。魏建功亲自担任5名研究生的导师。授课的专任教师有魏建功、阴法鲁、裘锡生、吴竞存、向仍旦等8人。
魏先生的平易是出名的，以他当时的名声和地位，对学生却绝无半点架子，总是诲人谆谆，不厌其烦，是出了名的好好老人。他的文章铿锵精炼，可是讲课却似乎所思不能尽言，来回反复，生怕学生不懂，有时还急得有点结巴。这一点，吴先生有点对魏建功先生。
看来只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坐冷板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是比较保险的。吴先生的学问是做得很好的。魏先生在北大首开古典文献专业，吴先生应该也受过这方面的熏陶。1960年吴先生完成了《整理和编校＜贾谊集＞》。吴先生在现代汉语方面的成就集中表现在《现代汉语句法分析》 (1982)和《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1992)这两本著作中。在这两本著作里，他分别提出多切分结构类型划分标准 和探讨汉语长句断句原则 。
而吴竞存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
涉足红学在中国是需要勇气的。“红学”作为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是近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唯一的“显学”。
“红学”兴盛，除了小说本身魅力无穷，还有不同时代社会因素参与其中：从远因看：“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陈寅恪、沈从文、郭沫若、王力、巴金、茅盾、冰心、张爱玲和林语堂等”（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名人效应，不可小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余风犹存；从近因说：自从1954年文化界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到1973年，由《红旗》杂志发动全国评红运动以来，《红楼梦》就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的政治道具。“在中国，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一样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兴趣，没有一部小说的研究像《红楼梦》一样曾激起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中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正因为“眼光”不同，理解不同，围绕《红楼梦》，研究流派也不同。
在语言学家眼里，则是最好的语料，是研究近代汉语的活化石，对普通话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可以成为一个新派别，叫语言派。
吴竞存先生早年发表过《红楼梦和北京话》等论文， 吴竞存在《红楼梦的语言》中指出，作者匠心地将男主人公的名字设定为宝玉（乾隆皇帝），女主人公的名字设定为黛玉（富察皇后）、宝钗（那拉皇后），目的是着意点染宝、黛、钗三个主要人物在命名上的联系 。
记得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即1985年，吴先生给我们上《红楼梦》语言研究。1996年主编《红楼梦的语言》，收录不少等学者对《红楼梦》语法现象的研究成果。该著作系统分析处置式、疑问句、状态词等语法项目，属于早期北京话语法研究领域。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红楼梦》，不仅能帮我们理解曹雪芹精湛的文学技巧，更能揭示清代北京话和官话的发展脉络，是一门集词汇、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社会语言学为一体的综合学科。吴竞存主编的《红楼梦的语言》，开创了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范式，标志着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研究的开始。
“宁静致远”意为只有保持心境宁静平和，不被世俗杂念和名利所诱惑，才能够高瞻远瞩，实现远大的志向与目标。它强调通过摒弃杂念、沉静自省来修养身心，是一种修身养性、积蓄力量的人生智慧。
宁静致远这一理念最早见于西汉《淮南子·主术训》：“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将其精炼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更喜欢“非澹薄无以明德”。
吴先生1929年生人，马上就要进入白寿，进而夸人期颐之年，可谓人瑞。仁者寿，忍者寿。忍者的品质在于隐忍，而隐忍更是君子的品格。吴竞存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弱德之美的君子。
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 （十五） 宁静致远吴竞存
墨村乡士 (2026-05-02 16:12:52) 评论 (0)吴竞存先生1929年11月出生于安徽六安县，1950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52年清华、北大文科合并，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随魏建功先生做现代汉语研究生，1958年毕业后留校做助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发表过《论向心式》(1956)、《整理和编校＜贾谊集＞》(1960)、《红楼梦和北京话》(1986)、《‘宝五’的构词方式初探》(1986)等十多篇文章；著有《现代汉语句法分析》 (1982，合作)、《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 (1992，合作)、《红楼梦的语言》（1996）等书，
吴竞存先生的名字“竞存”应该是来自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无数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著名教育家车向忱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于1936年4月在西安创办了东北竞存小学。校名“竞存”，寓意“通过竞争、奋斗，争取生存”，深刻体现了在民族危亡关头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这个校名的选择，不仅反映了创办者对时局的深刻认识，更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我想吴先生的名字也包含了这个寓意。
“竞存”给人一种斗士的形象。比如陈炯明的字就是“竞存”。而吴竞存先生给人的印象则不是一个斗士的形象。马振方先生回忆到：
1962年，（张少康）为了照顾我，他后来特地与睡眠较早、当时住在19楼一层的吴竞存先生调换了宿舍。我因此便和中文系有名的老实人住在一起。
吴先生比我和少康大几岁，大约因与夫人异地而居，也住在这单身宿舍的筒子楼中。他很勤奋，不怎么打球，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学与读书上；说话不多，声调也不高，而偶幽一默，令人解颐；看来身体不很强壮，但健康、无病，眼疾是很久以后才得的。后来夫人与女儿来到北京，他就搬到新分的家属住宅去了。
这里的吴先生是“中文系有名的老实人”，“说话不多，声调也不高”，“看来身体不很强壮”，给人一种柔弱的感觉。记得吴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白面书生的形象：先生中等身材，面庞清秀，两颊上永远有两朵红晕，像化了妆似的；戴着一副眼镜，度数比较高，褐色的眼睛框。先生那时有点腿疾，走路不是很方便。这个书生的形象似乎和先生的名字大相径庭。
其实，先生外表文弱，内心强大。这是一种“弱德”。弱德这个词是叶嘉莹先生发明的。叶嘉莹先生创造了“弱德之美”：“有弱德的人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所谓弱德本质上是强，心气高远，对不入眼之人、之事，看似自居低位，却是不入眼、不上心、看不起、不经意。在一种反差中，看起来强的，反而显露了弱。
古话所谓“卑以自牧”，就是“弱德”的表现。弱德的表现恰恰是不生气、不被激怒，这种力量实在强大。
人世间，自处或与人相处，强势中往往充满了虚弱、不安与错误，弱德里却有定力、有信心，充满真实的东西。
吴先生的弱德之美首先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生存能力。竞存，是通过竞争而生存，这种竞争是一种悄悄的抗争，在新的环境里，通过抗争而存活下来。
吴先生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可以说是中国国文教学的最强阵地。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开学，阵容强大，大师云集。复校后的中文系教师有教授朱自清、陈寅恪、王力、浦江清、许维遹、陈梦家、余冠英，讲师张清常，教员何善周、王瑶，助教冯钟芸、季镇淮、朱德熙等。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李广田任中文系主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北大、燕京三校中文系教师40余人，约一半外调，其余留任，组成新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中文系（包括新闻）合一，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又并到北大，一时间当时的语言学大家齐聚北大，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
院系调整实际上是学习苏联经验的一个举措。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王力先生是赵元任先生的学生，后来又到法国留学；高名凯先生也是法国留学回来的；朱德熙先生虽然没有留洋但是朱先生西南联大毕业，由理转文，后来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他们接受的都是欧美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受到的是通才教育。王力先生在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建树；朱先生在文字学和语法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高名凯先生在语言学、汉语语法学和文学翻译方面都取得了硕果。因此，苏联的培养模式和培养专才的目标其实是很难贯彻的。
从清华大学转过来的吴竞存先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便是怎样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
1954年，魏建功和杨伯峻首开“古代汉语”课，同时，王力首开“汉语史”课，并先后出版了三卷本《汉语史稿》和四卷本《古代汉语》教材；现代汉语学科在1953年设立已建立，代朱德熙、周祖谟、林焘、袁家骅等先生分别开设了现代汉语语法、词汇、语音和汉语方言等课程，并集体编写出版了《现代汉语》教材，奠定了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格局，并长期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语言学教研室成立于1952年，首任主任高名凯先生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出版了包括《普通语言学》《语法理论》《语言论》在内的多本语言学专著，几十篇论文，而且均有很大影响，这些著作也奠定了语言学教研室理论“结合”中国语言实际的学术独立风格，延绵至今。
得益于当时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吴先生顺利地完成了本科的学业，并于1954年开始成为魏建功先生的研究生。
1954年到1958年，全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而北大则首当其冲。连续不断的运动，不停地站队，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其实，1953年关于汉语词类分类的大讨论，就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前奏。
据史有为先生回忆：
1953年汉语词类分类讨论，凡是跟苏联正统观点不同的那就是资产阶级理论，就得批判。那时苏联的李森科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不也就是这样吗？ 高先生当然称不上修，他一直是党外人士，最好的帽子就是“资”了。这场批判终于把北大中文系良好的气氛全破坏了。而学生几乎完全不知，只从《中国语文》上闻出了硝烟气味。幸而还有些公道人，看不过去，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张志公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然而也很难在最激烈的当口。“文革”以后， 胡明扬先生回顾当时他“奋勇当先”批判高先生，觉得十分惭愧，多次表示后悔和道歉。其实呢，当时参与的中国人全是被耍弄的工具，根儿全在“麻烦制造者”谢尔久琴科。可是，在这样的狂风巨浪里，高先生依旧忠于事实和科学，我行我素，在关键的观点上始终没有屈服认错，不愧为真正的学者。
连德高望重的高名凯先生都受到冲击，其他小人物的命运就可想而知。在这场狂风巨浪面前，有的人退缩了，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背叛了，有的人得意了。殊不知，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1958年的反右运动，北大成了重灾区，人人自危。吴先生的老师魏建功先生，文化大革命前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封资修代表，四人帮打倒后，又被批为四人帮效劳的人（指他被江青拉去作‘评法批儒’学术顾问），魏先生都不知所措了；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前燕大校长陆志韦也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忍看朋辈成新鬼，吴先生，只能破帽遮颜过闹市，管他冬夏与春秋。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62年吴先生荣任中文系筒子楼迷糊协会副主席，但是先生的迷糊事迹始终是个谜，但是这也表现出先生难得糊涂的生活态度。
据魏建功先生的儿子魏至先生回忆：
1959年秋古典文献专业正式成立，父亲兴奋地提出要把专业办成“文教战线上的大庆”！教研室初建时共五人，除父亲58岁外、秘书吴竞存先生26岁、教员刘学锴先生25岁、侯忠义先生24岁、卓清钦先生23岁，四人平均仅24.5岁。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素质，父亲亲自给他们“补课”，每周讲一次《说文》；
筹建古典文献专业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魏建功的肩上。魏建功亲自担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主持拟定教学方案：以读古文、学专业，提高古籍阅读能力为主体，以文字、音韵、训诂和目录、版本、校勘为两翼，三者相辅相成。魏建功还先后调来学生吴竞存任教研室秘书、阴法鲁任教研室副主任。
1959年暑假，古典文献专业首批招收本科生30名，研究生5名。魏建功亲自担任5名研究生的导师。授课的专任教师有魏建功、阴法鲁、裘锡生、吴竞存、向仍旦等8人。
魏先生的平易是出名的，以他当时的名声和地位，对学生却绝无半点架子，总是诲人谆谆，不厌其烦，是出了名的好好老人。他的文章铿锵精炼，可是讲课却似乎所思不能尽言，来回反复，生怕学生不懂，有时还急得有点结巴。这一点，吴先生有点对魏建功先生。
看来只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坐冷板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是比较保险的。吴先生的学问是做得很好的。魏先生在北大首开古典文献专业，吴先生应该也受过这方面的熏陶。1960年吴先生完成了《整理和编校＜贾谊集＞》。吴先生在现代汉语方面的成就集中表现在《现代汉语句法分析》 (1982)和《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1992)这两本著作中。在这两本著作里，他分别提出多切分结构类型划分标准 和探讨汉语长句断句原则 。
而吴竞存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
涉足红学在中国是需要勇气的。“红学”作为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是近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唯一的“显学”。
“红学”兴盛，除了小说本身魅力无穷，还有不同时代社会因素参与其中：从远因看：“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陈寅恪、沈从文、郭沫若、王力、巴金、茅盾、冰心、张爱玲和林语堂等”（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名人效应，不可小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余风犹存；从近因说：自从1954年文化界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到1973年，由《红旗》杂志发动全国评红运动以来，《红楼梦》就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的政治道具。“在中国，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一样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兴趣，没有一部小说的研究像《红楼梦》一样曾激起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中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正因为“眼光”不同，理解不同，围绕《红楼梦》，研究流派也不同。
在语言学家眼里，则是最好的语料，是研究近代汉语的活化石，对普通话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可以成为一个新派别，叫语言派。
吴竞存先生早年发表过《红楼梦和北京话》等论文， 吴竞存在《红楼梦的语言》中指出，作者匠心地将男主人公的名字设定为宝玉（乾隆皇帝），女主人公的名字设定为黛玉（富察皇后）、宝钗（那拉皇后），目的是着意点染宝、黛、钗三个主要人物在命名上的联系 。
记得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即1985年，吴先生给我们上《红楼梦》语言研究。1996年主编《红楼梦的语言》，收录不少等学者对《红楼梦》语法现象的研究成果。该著作系统分析处置式、疑问句、状态词等语法项目，属于早期北京话语法研究领域。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红楼梦》，不仅能帮我们理解曹雪芹精湛的文学技巧，更能揭示清代北京话和官话的发展脉络，是一门集词汇、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社会语言学为一体的综合学科。吴竞存主编的《红楼梦的语言》，开创了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范式，标志着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研究的开始。
“宁静致远”意为只有保持心境宁静平和，不被世俗杂念和名利所诱惑，才能够高瞻远瞩，实现远大的志向与目标。它强调通过摒弃杂念、沉静自省来修养身心，是一种修身养性、积蓄力量的人生智慧。
宁静致远这一理念最早见于西汉《淮南子·主术训》：“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将其精炼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更喜欢“非澹薄无以明德”。
吴先生1929年生人，马上就要进入白寿，进而夸人期颐之年，可谓人瑞。仁者寿，忍者寿。忍者的品质在于隐忍，而隐忍更是君子的品格。吴竞存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弱德之美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