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正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

 

我的印象中幼儿园院子里，那一树石榴花，总是开得热烈。红得耀眼，像火一样，一朵挨着一朵，仿佛不知收敛，也不懂节制。孩子们在树下奔跑，笑声清脆，而花却沉默，只管盛开。

 

石榴花，在人们心中常被赋予许多美好的象征：团结，多子，爱情。花开之后，结成一颗颗饱满的籽，紧紧相拥，像一个家，一个圆满的归宿。

 

但并不是每一朵花，都会结果。

 

有些花，开得再热烈，最后也只是空落。

 

我每次看到石榴花，总会想起一个人。

 

她的名字，就叫石榴。

 

那是插队的年代。

 

她是个船家姑娘，从小在水上长大，吃的是商品粮。那个年代，一纸政策下来，凡是吃商品粮的年轻人，都要下乡。“一刀切”，没有通融，也没有例外。于是，她离开了熟悉的水面，来到了另一个水面，也是以打渔为生的生产队。

 

她分在我所在生产队的隔壁五队。

 

石榴身材苗条，面容清秀，带着水乡女子特有的灵动。她从小跟着父母在船上讨生活，打鱼撒网都不生疏，很快就融入了生产队的日子。

 

在那里，她遇见了保生。

 

保生是本地队里的年轻人，长得俊秀，人也机灵，会拉二胡。傍晚收工后，常常能看见他坐在河边地毯般绿油油的草地上，拉着二胡。石榴有时嘴里咬着一段甜草根，就在一旁听。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那是《白毛女》的旋律。保生一段一段地拉，拉得认真，石榴盯着保生的手，听得入神。

 

那样的黄昏，风是慢的，水是静的，人心也是软的。

 

他们的日子，是悄悄靠近的。

 

石榴有时会帮他洗衣做饭，保生在忙完自己的事后也常常帮她打鱼捞虾。没有明说，却谁都明白。那是一种在苦日子里长出来的情意，不张扬，却结实。

 

如果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大概也会像石榴花一样，开过之后，自然结籽。

 

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忽然有一天，上面传达了新的政策——要加强对上山下乡知青的保护，尤其是女知青的权利。

 

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落实到基层，却变了味。

 

保生被大队民兵带走了。

 

罪名是：强奸下乡女知青。

 

那一刻，事情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两个人。

 

石榴沉默了。

 

她没有为保生辩护。

 

也许，她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一个未出嫁的姑娘，一旦开口承认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意味着什么，她心里再清楚不过。名声，比什么都重。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的“面子”，足以决定她的一生。

 

更何况，她心里还有另一层打算——她终究是要回去的。回到父母身边，回到熟悉的水上。如果在农村结了婚，这条路，就断了。

 

种种顾虑，像一道一道看不见的绳索，把她牢牢捆住。那段时间，村里的人们常常看见石榴屋里的煤油灯整晚整晚的亮着……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保生被民兵带走。

 

没有一句话。

 

没有一声辩解。

 

保生就这样进了牢。

 

一段尚未说出口的爱情，被定了性，被命了名，然后被彻底掐断。

 

后来再没有听说他们的消息。

 

只留下一个模糊的结局——悲剧。

 

现在回头看，那更像是一桩冤案。

 

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冤案，而是人情与时代之间的冤案。

 

本来是一段自然生长的爱情，却被粗暴地解释、归类、处理。政策原本是为了保护人，却在执行中伤了人。

 

石榴花开，本应结果。

 

却在最盛的时候，被折断了枝头。

 

每年五月，我看到石榴花，总会想：这一树花里，有多少能够结籽？又有多少，只是开过？

 

花不说话。

 

人却记得。

 

有些故事，没有结局。

 

就像有些石榴花，开得那样红，却终究没有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