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春，我从加拿大回国重返母校——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袁新教授抽出宝贵的午休时间陪我游览校园，参观了复旦校友馆和艺术馆。正值玉兰飘香季节，我们头顶着毛毛细雨，徜徉在鲜花盛开的校园，边走边看边聊，回忆起在复旦度过的美好时光：那些年，教过我们的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才华横溢的中青年教师，班主任庄国雄、指导员周雪光、陶黎铭和邱柏生老师，第一教学楼1218教室、第三教学楼3108教室的伏案聆听，曦园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学生宿舍的嬉笑喧闹，田径场上学子们的矫健身姿，“大家沙龙”的咖啡飘香和高谈阔论……
在具有“中国高校第一楼”美誉的光华楼前面的大草坪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棵参天大树，树上挂着一块牌子——“8216，永恒的家园”。这是哲学系82级全体师生种植和领养的校园植物，表达了我们对母校的热爱之情。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珍惜在复旦度过的青春岁月，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母校的培育之恩，愿“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复旦精神像这棵大树一样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今年恰逢82级毕业40周年，扪心自问，我们与复旦的感情并没因为年代的变迁而减少，反而与日俱增。于我而言，在海外漂泊了30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静下心来总会想到复旦，回想起在母校度过的难忘时光。
语文100分考取复旦
我与复旦的缘分可追溯到1982年。那年暑假，我刚参加完高考。天气闷热，我躲在自家天井里乘凉。忽听有人敲门，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来家访了。陈老师60岁出头，高高瘦瘦，摇着一把大蒲扇。他一见我就笑咪咪地说，“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家长在家吗？”我把年迈的祖父母招呼过来，老师高兴地宣布，我在高考中考出了好成绩，总分领先，语文单科也考了100分，被复旦大学哲学系录取！听闻喜讯，年过八旬的祖父母别提有多高兴啦，他们叮嘱我马上去邮局发电报，把好消息告诉远在黑龙江的父母。那时没有wifi，没有微信, 通讯工具除了耗时等待的寄信，还有长途电话和电报。电报费很贵，按字数计算，为省钱，我在电报纸上只写了三个字——录复旦。父母接到电报，先是犹豫了一分钟，“不会是复旦分校吧？”待回过神来，立即提笔写信，给我寄来60元，祝贺我考上复旦，并吩咐我用这笔钱去购买住校必需的生活和学习用品。
那年我刚满17岁，是恢复高考后弄堂里第一位考取名牌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消息如惊雷一般在弄堂里炸开，邻居大叔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真的吗？可不可以看看你的录取通知书？”我二话不说，咚咚咚跑上楼取了复旦的录取信给他看，他这才相信，向我竖起了大拇指，“小姑娘，好样的！”
新生报到趣事
8月30日，我提前两天到学校报到，请了两位童年的发小帮我扛行李，从华山路乘公共汽车，经过外滩再转车来到复旦。甫进校门，就被眼前热闹的场面吸引住了。校门口毛主席雕像前面的空地上，排满了各个科系迎接新生的接待站。其中，哲学系的迎新招牌特别引人注目，“你热爱智慧吗？你想探索人生的真谛吗？欢迎到哲学系报到！”刚巧遇到一名男生，瘦瘦的，浓眉大眼高鼻梁，他看到我打趣地问，“哲学系的？我们同班哦！”第一天上课时，班主任庄老师挨个点名，点到的同学就大声回答：“到！”奇怪的是，他点到一个名字，却无人应答，再问一声，“隔海跳，哪位同学是隔海跳？”连问两声，才有人缓缓应答，“老师，我不能确定你是不是在叫我，我不是隔海跳，我是葛海雿（diào)。”满堂哄笑起来，我一瞧，此人正是报到时遇到的那位。没想到，葛海雿和我班女同学王如缨日久生情，毕业后结成终生伴侶，还在我们班最早升级做了爷爷奶奶。
报到后，我被分配在校外国定路16号楼二楼的一间寝室，程梅花同学住我对门。第一天晚上，整整一层楼只住了我和她两位女生。四周都是农田，寂静无声，偶尔传来一两声青蛙的呱噪，合着饥蚊的营营，着实有些瘆人。我俩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独立生活，心中忐忑不安地敲着小鼓。我刚躺下，忽听有人轻轻叩门，开门一看，程梅花站在门口。“不好了，我的门锁不上，你能不能去看看？”她怯生生地问。我跟了她去，仔细察看门锁，很快找到了原因，原来是锁鼻藏到锁心里去了。我用手指轻轻一扳，嘎哒一声门锁上了，我俩相视一笑。
不经意成了学校“名人”
戴望舒的《雨巷》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每当读到这首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幕场景：1983年底的某一天下午，一个女孩手撑一把油纸伞，冒雨前往2号楼男生宿舍。她沿着过道走去，脚步停在355房间门口，抬手敲门，但欲敲又止，折返身往回走，就这样在过道上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才敲响指导员陶黎铭的房门。
不久，《复旦》校报登出一则短讯：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90周年前夕，哲学系82级杨柳同学向指导员提出申请，要求退掉自己的助学金，希望把这笔钱转给家境困难、更需要帮助的同学。在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今天，杨柳同学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这一高尚行动，值得大力表扬和推广。
在班会上，陶老师也点名表扬了我，我羞得满脸通红。谁知道，这事背后竟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1983年暑假，我和东北的几位同学一起结伴乘船，再转乘火车回到老家。我和父母分别十几年，终于回到了父母亲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黑龙江大庆，父母都在石油学院教书，时不时还要带学生到油田实习。未曾料到的是，与父母团聚的快乐很快被一封重庆来信打破。表姨在信上说，她很对不起我的父母，没有照顾好我的妹妹。乡下医疗条件差，妹妹发高烧引起抽风，医治不好，不幸夭折。闻此噩耗，父母悲痛万分。多年来，他们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把出生仅6个月的我寄养在上海祖父母家，把妹妹寄养在重庆乡下的表姐家，却没想到会发生如此不幸的事。过了几天，父母郑重其事地提出要找我谈一次话，要求我把到手的助学金退掉，理由是现在家庭经济改善了，不需要再寄钱到重庆乡下了，我应该把助学金让给更有需要的同学。
那个年代，同学们的生活都比较清贫。考取大学后，学校除了免去学费，还根据各人的家庭条件给予助学金，一等助学金每月23.5元，我拿的是三等，每月5元钱。数量虽说不多，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犹豫再三，才最终在父母的劝说下，做出这一大胆举动，还无意间成了复旦的“名人”，这更出乎意料之外！此时此刻回忆此事，更添几分忧伤，不仅想起早逝的妹妹，还想起了几年前病故的陶黎铭老师。
四年大学生活，用40年光阴回味也远远不够，值得我们用毕生时间怀念。我有幸在最好的年华，遇上了最好的老师。往事历历，犹在眼前。因篇幅所限，列举二三事，谨以记之。
复旦，永恒的家园！
复旦，永恒的家园
barberry (2026-05-23 06:59:44) 评论 (1) 2026年初春，我从加拿大回国重返母校——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袁新教授抽出宝贵的午休时间陪我游览校园，参观了复旦校友馆和艺术馆。正值玉兰飘香季节，我们头顶着毛毛细雨，徜徉在鲜花盛开的校园，边走边看边聊，回忆起在复旦度过的美好时光：那些年，教过我们的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才华横溢的中青年教师，班主任庄国雄、指导员周雪光、陶黎铭和邱柏生老师，第一教学楼1218教室、第三教学楼3108教室的伏案聆听，曦园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学生宿舍的嬉笑喧闹，田径场上学子们的矫健身姿，“大家沙龙”的咖啡飘香和高谈阔论……
在具有“中国高校第一楼”美誉的光华楼前面的大草坪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棵参天大树，树上挂着一块牌子——“8216，永恒的家园”。这是哲学系82级全体师生种植和领养的校园植物，表达了我们对母校的热爱之情。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珍惜在复旦度过的青春岁月，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母校的培育之恩，愿“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复旦精神像这棵大树一样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今年恰逢82级毕业40周年，扪心自问，我们与复旦的感情并没因为年代的变迁而减少，反而与日俱增。于我而言，在海外漂泊了30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静下心来总会想到复旦，回想起在母校度过的难忘时光。
语文100分考取复旦
我与复旦的缘分可追溯到1982年。那年暑假，我刚参加完高考。天气闷热，我躲在自家天井里乘凉。忽听有人敲门，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来家访了。陈老师60岁出头，高高瘦瘦，摇着一把大蒲扇。他一见我就笑咪咪地说，“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家长在家吗？”我把年迈的祖父母招呼过来，老师高兴地宣布，我在高考中考出了好成绩，总分领先，语文单科也考了100分，被复旦大学哲学系录取！听闻喜讯，年过八旬的祖父母别提有多高兴啦，他们叮嘱我马上去邮局发电报，把好消息告诉远在黑龙江的父母。那时没有wifi，没有微信, 通讯工具除了耗时等待的寄信，还有长途电话和电报。电报费很贵，按字数计算，为省钱，我在电报纸上只写了三个字——录复旦。父母接到电报，先是犹豫了一分钟，“不会是复旦分校吧？”待回过神来，立即提笔写信，给我寄来60元，祝贺我考上复旦，并吩咐我用这笔钱去购买住校必需的生活和学习用品。
那年我刚满17岁，是恢复高考后弄堂里第一位考取名牌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消息如惊雷一般在弄堂里炸开，邻居大叔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真的吗？可不可以看看你的录取通知书？”我二话不说，咚咚咚跑上楼取了复旦的录取信给他看，他这才相信，向我竖起了大拇指，“小姑娘，好样的！”
新生报到趣事
8月30日，我提前两天到学校报到，请了两位童年的发小帮我扛行李，从华山路乘公共汽车，经过外滩再转车来到复旦。甫进校门，就被眼前热闹的场面吸引住了。校门口毛主席雕像前面的空地上，排满了各个科系迎接新生的接待站。其中，哲学系的迎新招牌特别引人注目，“你热爱智慧吗？你想探索人生的真谛吗？欢迎到哲学系报到！”刚巧遇到一名男生，瘦瘦的，浓眉大眼高鼻梁，他看到我打趣地问，“哲学系的？我们同班哦！”第一天上课时，班主任庄老师挨个点名，点到的同学就大声回答：“到！”奇怪的是，他点到一个名字，却无人应答，再问一声，“隔海跳，哪位同学是隔海跳？”连问两声，才有人缓缓应答，“老师，我不能确定你是不是在叫我，我不是隔海跳，我是葛海雿（diào)。”满堂哄笑起来，我一瞧，此人正是报到时遇到的那位。没想到，葛海雿和我班女同学王如缨日久生情，毕业后结成终生伴侶，还在我们班最早升级做了爷爷奶奶。
报到后，我被分配在校外国定路16号楼二楼的一间寝室，程梅花同学住我对门。第一天晚上，整整一层楼只住了我和她两位女生。四周都是农田，寂静无声，偶尔传来一两声青蛙的呱噪，合着饥蚊的营营，着实有些瘆人。我俩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独立生活，心中忐忑不安地敲着小鼓。我刚躺下，忽听有人轻轻叩门，开门一看，程梅花站在门口。“不好了，我的门锁不上，你能不能去看看？”她怯生生地问。我跟了她去，仔细察看门锁，很快找到了原因，原来是锁鼻藏到锁心里去了。我用手指轻轻一扳，嘎哒一声门锁上了，我俩相视一笑。
不经意成了学校“名人”
戴望舒的《雨巷》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每当读到这首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幕场景：1983年底的某一天下午，一个女孩手撑一把油纸伞，冒雨前往2号楼男生宿舍。她沿着过道走去，脚步停在355房间门口，抬手敲门，但欲敲又止，折返身往回走，就这样在过道上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才敲响指导员陶黎铭的房门。
不久，《复旦》校报登出一则短讯：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90周年前夕，哲学系82级杨柳同学向指导员提出申请，要求退掉自己的助学金，希望把这笔钱转给家境困难、更需要帮助的同学。在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今天，杨柳同学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这一高尚行动，值得大力表扬和推广。
在班会上，陶老师也点名表扬了我，我羞得满脸通红。谁知道，这事背后竟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1983年暑假，我和东北的几位同学一起结伴乘船，再转乘火车回到老家。我和父母分别十几年，终于回到了父母亲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黑龙江大庆，父母都在石油学院教书，时不时还要带学生到油田实习。未曾料到的是，与父母团聚的快乐很快被一封重庆来信打破。表姨在信上说，她很对不起我的父母，没有照顾好我的妹妹。乡下医疗条件差，妹妹发高烧引起抽风，医治不好，不幸夭折。闻此噩耗，父母悲痛万分。多年来，他们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把出生仅6个月的我寄养在上海祖父母家，把妹妹寄养在重庆乡下的表姐家，却没想到会发生如此不幸的事。过了几天，父母郑重其事地提出要找我谈一次话，要求我把到手的助学金退掉，理由是现在家庭经济改善了，不需要再寄钱到重庆乡下了，我应该把助学金让给更有需要的同学。
那个年代，同学们的生活都比较清贫。考取大学后，学校除了免去学费，还根据各人的家庭条件给予助学金，一等助学金每月23.5元，我拿的是三等，每月5元钱。数量虽说不多，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犹豫再三，才最终在父母的劝说下，做出这一大胆举动，还无意间成了复旦的“名人”，这更出乎意料之外！此时此刻回忆此事，更添几分忧伤，不仅想起早逝的妹妹，还想起了几年前病故的陶黎铭老师。
四年大学生活，用40年光阴回味也远远不够，值得我们用毕生时间怀念。我有幸在最好的年华，遇上了最好的老师。往事历历，犹在眼前。因篇幅所限，列举二三事，谨以记之。
复旦，永恒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