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 775
编者按
在中国，户籍始终是悬在两地分居夫妇头顶的现实重量，让“再等等”一次次被拖成“算了”。775顾问校友多年后回望他在大三时做的一次媒，感叹不已
这段才子佳人、堪称天作之合的婚姻，像是一场被现实缓慢拉开的离散——因为始终无法在同一张户口簿上生活。户籍，就像是一个城市的门槛，悄无声息地介入了最私密的关系，把夫妻拆解成两个长期异地的人。户籍本该记录生活，却参与了分割生活。
这个故事，本不宜轻易道出。若非当事人已各自远行，人生翻篇，我会将它尘封在永久的记忆里。出于对事实负责任，我只写我所目睹和参与的那一部分。
一九八零年，我正读大三，生活单调而紧张：弹性力学、塑性力学轮番上阵，把人压得喘不过气，基本过着教室、食堂和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那时我打心底里觉得，我是天蓬元帅投错了胎、入错了门。 尽管抱怨，课程却不敢马虎，眼下虽说系主任已由钱学森换成郑哲敏，课程的分量却丝毫不减。
年轻人被逼急了，总要给自己找点出口——今天的话叫减压。我们三位77级同学，凑在一起写了一台小话剧《追求》。原本就是插科打诨，刚好又赶上参加全国大学生文艺汇演——说是全国，其实得先在江南片区出头。
学校很重视这次汇演，在全校征集演员，最终定下演员名单 ，还特地请了省话剧团的专业B导演来指导。权衡再三，最终我们初创的三人中，两人被剧组留下，一人重新回去解弹性方程。另一位留下的同学A演主角；我则在后台奔走，名义上是导演助理、副导演兼剧务，说直白点，就是全剧的“跑腿总管”，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活全归我干。
戏的内容很简单，却并不轻松：恢复高考后，一名大学生夹在入学前的旧情人与校园中新识的女大学生之间，犹疑、试探、挣扎，如履钢丝。
最初的剧情介绍是：对心灵美的追求，是五讲四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着重表现八十年代一代新人追求改天换地的精神面貌，揭示美来源了生活的主题，抨击世俗偏见。
但是，那时候社会上下普遍喜欢批判陈世美，本剧的纠结在于，话剧的中心思想是墨守成规还是与时俱进？是刻画一个无情无义的陈世美，还是表现一段有争议的新感情？最后，我们决定来一个开放性的结局：犹豫，彷徨不决；只是展示，没有评判。
我们排演的话剧《追求》（图片由AI生成）
天赋这东西，确实不讲道理，那年代理科学生的确全能。A从未演过戏，演起新时代的陈世美活灵活现。剧中饰演父亲的，是一位比我们低两级的学生，后来我看过无数影视作品，很少有人能在同类角色上超过他。
公演那天，我们都憋着一股劲，想拔个头筹。演出剧场坐落在安徽农学院，一个我从未光顾过的校园礼堂。原本希望一切安排妥当，事先并未去踩点。想着省里或江南片区应高度重视，并考虑周到，偏偏天不作美——演出地点音响条件极差，没有无线话筒，只能把话筒吊在舞台上方；又因位置不当（业余得不能再业余了），声音几乎传不出来。话剧没了声音，成了彻头彻尾的“哑剧”——台上差不多各位几乎成跑龙套的，给人感觉糟透了。
结果不言自明。那个三等奖，我连上台去领的兴致都没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课落下一堆，心血付诸东流，心里的沮丧可想而知。
几天后，我接到省话剧团B导的电话，要我到她家去一趟。她一反当导演时擅长激情烘托的神态，郑重其事地托我一件事：为她的一对老朋友——剧团的资深演员——的女儿，物色一个男朋友。
她说，那天那对夫妇也在台下看了演出，虽然几乎听不见台词，却从“哑剧”的表演里，看出了一台好戏。他们直言，评委“不懂戏”，演员个个很称职，甚至有的很有才华。
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叫芳芳（化名），当时在一家北方话剧团当演员。B导介绍说，老友夫妇酷爱读书，女孩叔父还是国内著名的翻译家，家庭文化氛围极浓，就想找读书人做乘龙快婿。B导邀我一同当媒人，这么一来，正副导演又一起导一台戏——生活中的正剧。我几乎没犹豫，就想到了我那位A同学——高高大大，年纪相仿，人也不拖泥带水，正合适。
姑娘父母很快点头，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或也是他，那天俩人兴许就看上A同学了。
第一次见面，事情出奇地顺利。用一见钟情绝不过分，几乎用不着我们这些媒人插话，两人便已心照不宣，暗送秋波。我坐在一旁，忽然显得多余。而B导，多次欲言又止不得已，干脆打瞌睡。事后连连抱怨自己“失职”。
半年后，冬天，芳芳来学校找A同学。那天在科大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这所男女比例7:1、甚至达到10:1的校园里，忽然“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野狼”们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一袭白风衣，身材婀娜，“增之则腴，减之则瘦”，加上清秀的面容，校园中一站，亭亭而立，说沉鱼落雁绝不夸张，仿佛让整个科大都慢了下来。
看着他俩心心相印、如胶似漆，我便放了心。于是在日记中写下一首小诗：
杨柳清风任芙蓉，
岭上作曲珊海红。
一弦一梦知心远。
半盏春光到鬓浓。
毕业时，我留校；A同学分配到北京。生活真正走入柴米油盐。
说来我这哥们儿真不够意思，他们结婚，竟没通知我这个媒人。后来他们解释说，那阵子我正辗转荆楚，去寻找一位临近天国的“勇士”（见《科大瞬间》124期“他为何悄然从人间蒸发？” ）他们说连我的面都见不着，别说请我喝喜酒了。
结婚是恋爱的分水岭。面对新生活，新人们各有各的活法，不同的活法导致的婚姻状态大不相同。
北京户口，是几代人的心病。他在北京，她在北方，恋爱时尚可忍耐分离，或感觉不得有啥问题。当初很简单：相见不易思万绪，一份家书抵千愁。可真过起日子来，却是一个“难”字。特别是有了儿子后，就更棘手了。经济上捉襟见肘不说，孩子的身份问题更是棘手：没有北京户口，孩子只能随母落户外地，于是哥们儿分房无望。就这样，一家三口只能挤在他的单身宿舍里；房屋狭小，双方父母也就无法前来帮忙；她无户口、无工作，一边困在家中一边北方剧团不断催促返岗……
“贫贱夫妻百事哀”，哀，并不是日子真的穷到揭不开锅，而是凡事都没有缓冲。柴米油盐要算，孩子哭闹要哄，房子逼仄，夜里翻个身都怕惊醒对方。琐事本身并无轻重，可一旦叠加，再加上长期的疲惫和焦虑，便会变得锋利起来：一句无心的话，不对的时刻落下去就是一道刀口。甚至一次没来由的沉默，也足以让人彻夜难眠。语气稍重、时机稍差或角度稍偏，争执便会突然爆开，往往连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究竟是从哪一句开始的。感情原本需要一点一点地积累——顺的时候，难听的话可以一笑了之；逆的时候，哪怕平常的叮嘱也会被当成指责。
芳芳原是个勤奋要强的人，婚前在剧团摸爬滚打，靠的就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可在北京的那些年，希望却一天天变薄：没有户口，找不到正式工作；孩子缠身，出门都成了奢侈；北方那边的单位催得紧，却又回不去。她并非没有抱怨，只是无处可说。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电话里多一句叹息，都像是在往他们身上再压一块石头；朋友那边，多半是羡慕的目光；剧团里人情复杂，别人眼里，她是“嫁进北京”的幸运儿，而实情如何，冷暖只有自已知。到头来，她能做的只有一个字——“憋”。情绪没有出口，日子却天天照旧，憋得久了，无名火自然就会冒出来，往往连自己都控制不住。
而我的那位A同学，则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是典型的“爷” ，干部子弟出身，万事有人兜底，对琐碎事务不太上心。家里的水电米菜、孩子的夜里哭闹，在他看来，都是可以往后放的小事。工作上，他确实肯干，他只想凭能力站稳脚跟，不愿也不屑走关系、找门路，于是卡在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上。前途似乎不是没有，但总像隔着一层雾，看得见轮廓却摸不到实在，仿佛那根悬在眼前的胡罗卜。若真能看到明确的转机，女人咬咬牙吃些苦，心里也有个盼头；偏偏前路模糊，等不到期限，这种不确定本身，反而更折磨人。
在争执愈发频繁之后，他选择了冷战。对男人而言，冷战是最省力的处理方式；对女人来说，却近乎惩罚。冷战没有争吵，却更让人心寒；没有回应，却比恶语更伤人。感情原本像一条弯弯的小溪，需要流动、需要温度。一旦冷下来，被时间一点点耗着，仿佛断水的河流，原来的那弯不多水慢慢渗进土里，散到空中，消逝了，只剩下干涸的河床。若此时外界再有杂质掺进来，感情不再是线性的流失，而是成倍地衰减，等人回过神来，往往为时以晚。
有一次，我在电视里偶然看到芳芳出演的一部电视剧，她的戏份不多，却很显眼。镜头扫过时，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并不是化妆或灯光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的状态变了：神情疲惫，目光里少了从前舞台荧幕上的亮度，多了几分掩不住的忧色。那几分钟的画面，让我心里很不踏实。当天晚上，我就给她写了封信，没说大道理，只是问候近况，叮嘱保重。
不久后，我因公去北京出差，顺道专程去了他们住的地方。那是一间面积不大的单身宿舍，三个人挤在一起，转身都要让一让。屋里陈设简单，东西却不少，显得杂乱；孩子的玩具、洗衣盆、锅碗瓢盆堆在一处，生活的痕迹无处不在，却很难说是个“家”。他们招呼我坐下，又忙着给孩子喂水、收拾床铺，说话总被打断。那天我离开时，心里久久难以平静。说来惭愧，我那时一直单身着，对照他们的处境，却真切地觉得他们的日子比我更不像日子。
三口之家的窘境 （图片由AI 生成）
回到合肥后，我特意去了芳芳父母家中。两位老人精神尚可，却明显比从前清瘦了许多。谈起女儿的近况，话不多，却处处透着担心。我把在北京看到的情况如实说了，又提出一个设想：是否可以设法将他们夫妻二人同时调回合肥，至少先把一家人安顿下来。老人们听后连连点头，觉得这条出路可行，但也很谨慎，坚持先由他们与女儿沟通，再往下走。
接下来的进展出乎我的预料。我去找学校人事处长说明情况。这位处长平日办事严谨，口风也紧，没想到听完后很干脆地说：“只要校内有单位愿意接收，人事这边可以配合。”我随即联系接收单位，对方也表示理解与支持又是科大校友，愿意“开绿灯”。事情一环接一环，人事处甚至主动催我，问是否可以马上发商调函。我却在这时犹豫起来——我还没来得及与当事人沟通。
不久，芳芳回到合肥，来学校找我。她看起来比在电视里精神了一些，但仍显得疲惫。我告诉她，她丈夫调回合肥的事已基本落实。她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的问题不算大，实在不行，大不了回父母的省话剧团。我当时以为，这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至少一家人能先团聚，生活有个起点或有着落。
然而，商调函发出后，北京那边迟迟没有回应。人事处追问，我这才打电话过去了解情况，才发现是我过于乐观了——那位爷提出了新的条件：要调动，那得夫妻二人同时进入科大。
听到这个要求，我一时无言。芳芳这时进科大，并无对应岗位，也无调动依据。一个演员是否因此失去表现才华的舞台不提，关键是必然会平地生风波；而却A同学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程序已经启动、各方都已配合的时候较起真来。我只能反复解释，先回合肥安顿下来，再另想办法，并非无路可走。但这番话，任凭我车轱辘转，已难再被接受。
考虑再三，我婉拒了芳芳父母希望我继续出面调解的请求。这已不再是朋友的帮忙问题或手续问题，而是他们夫妻之间必须有决断，何去何从自己作出选择。作为外人我能做的已经只有如此了。
回合肥这条路也就这样断了。
后来零零散散地听到了一些消息。先是听说芳芳终究还是回到了北京，至于如何过去、经过了哪些周折我未曾考证。再往后，又听说她独自去了海南。那时我已明白，两人的关系大概已经走到了尽头。感情一旦淡了，再起争执，便不再是修补，而是加速分离——人走得远了，心也就收不回来了。最终，他们还是离了婚。
听说办理手续时，芳芳将自己名下的一辆车留给了曾经的爱人，算是对过往岁月的一种交代。此后，她远赴美国，音讯便稀疏了。至于她在哪个州，是城是郊，如何重新安顿生活，我所知不多。
写到这里，故事该结束了。人生并不总是有完美的结局，所谓“山无陵，水为竭，乃敢与君绝”多半是发生在小说故事里，更多时候，只能是各领天命了。愿芳芳苦尽甘来，身心安稳。
A同学离婚后便离开了北京，与旧友几乎断了联系。直到2015年我回国，才辗转找到他，说如今生活平顺，也是天命。
多年后再回望，这段婚姻的破裂，有各方面原因，很难简单归因为性格不合或感情变淡。它更像是时代、理想与个人选择层层叠加后的结果，在当时几乎无从回避。它既是两个人的悲剧，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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