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召开的“苏准会”以及处决叛徒黄第洪
本文内容大多摘自网名民生文创的原发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张文秋经交通员引路，与林育南（化名赵玉卿）接上了关系，林育南告诉她：“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中央拟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来加强对各地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为此，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准备委员会，草拟各种必要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提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组织上决定，你和我一起参加‘苏准会’工作。我化装成南洋华侨大资本家和你以假夫妻的名义作掩护，首先建立机关，然后，再开展具体工作。”
张文秋于是又多了一个化名“张一萍”，她和“赵玉卿”的“家”安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卡德路（今石门二路）路口的一座三层洋房里。
“林育南把房屋装饰得像富人的住宅，底层用于生活起居，陈设着各种日用品和高级家具；楼上两层作为办公、开会的地方，临街的玻璃都装有墨绿色厚窗帘；工作人员有时则扮成厨师、佣人，以应对突发状况。”
刚从武汉乘船避到上海不久的中央委员张金保，接到参加苏准会会议的通知后，来到这栋楼房，当“我走进那栋楼房，在走廊里碰到一个肥胖的女人，穿着印花绸单旗袍，脚上一双高跟皮鞋，烫着头发，手里捏着个黑色皮包，她见了我，迎过来，喊道：‘张大姐，你辛苦啦！’我仔细一看，才认出她是张文秋……一进门，就见到林育南同志身穿笔挺的西装坐在那里……”
张金保回忆到“我一杯茶还没有喝完，原是个船工，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总是穿着粗布衣服、如今他穿着纺绸大褂，小口袋边还露出怀表链子的向忠发和徐锡根、胡均鹤（胡敦云）也先后来到会场”。
张金保不禁有些看不惯，感慨道：“你们都变啦！”
向忠发说：“你可别看不惯，我们在上海，为了工作需要，就得这样打扮。要是像在武汉时那副打扮，要不了三天，就得进龙华警备司令部。你来了，也得变一下，也许比我打扮得更阔气！”
张文秋说：“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全得学会啊！不然就对付不了他们。”
“接着，向忠发将与会的人作了简单介绍，他自己为中华苏维埃准备会主任，林育南为苏准会秘书长，六大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徐锡根为工人代表，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为共青团代表，我为妇女代表，由我们五个人负责起草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向苏区输送干部和领导左翼作家开展革命活动。”
林育南为顺利完成各种文件的起草工作，特意将文化修养高、工作能力强、办事精细的中组部干部科科长彭砚耕调来这里，担任自己的助手。
在这个中央特科为苏准会和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准备的会址里，林育南等人在准备了三个月后，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出席代表50多人，初步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草案。
开预备会议时，“林育南带着我们苏准会全体工作人员，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各方面的领导，热情地迎进了西楼二层的会议厅，整个会场布置得简朴庄严。因为会议是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中召开的，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我们在东楼一层的会客厅里，还另外布置了一个寿堂。寿堂中间挂着一个金色大‘寿’字，两边挂着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寿’字下面还摆设了一张铺着大红绒毯的供桌，陈列了红色的寿桃，白色的寿面和金黄色的佛手。祝寿宾客的座椅摆放的整齐有序。
为了使阔气的寿礼具有最大的真实性，我们还请来一位同志的父亲，让他扮为赵玉卿（即林育南）的父亲赵老太爷，等候在隔壁的房间里，随时可以进寿堂，接受人们的祝贺和叩拜。
开会以前，所有代表和工作人员早就统一了‘口径’，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一口咬定是来祝贺‘赵老太爷八秩寿辰’的。”
预备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我们就把代表们分别送到了三个招待所。”
二
熊式辉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得到密报，知悉了中共要在上海召开高规格的代表秘密会议，开始布置侦察搜捕行动，并拿出五十万大洋作为赏金。他们的这一行动自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四号密查员宋再生知悉，随即通过“小宋”宋荣华通知了陈赓。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上海入党，曾为捕房巡捕，后被党组织派到济南从事工运工作。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后，宋再生回到了上海，调到中央特科，在陈赓身边工作。经陈赓介绍，宋再生与特科总务科的邹志淑结为夫妻。
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兼“淞沪杭剿匪总指挥”后，宋再生打听到熊式辉是自己诸暨同乡蒋伯器的学生，经陈赓批准，宋再生向蒋伯器投递了门生帖子，说明自己想在警备司令部谋个差事。经蒋伯器保举，熊式辉很快就任命宋再生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宋再生在陈赓的指导下，千方百计地赢得熊式辉的充分信任，然后利用自身的身份特权，在军、警、宪、特机关广交朋友，接着把胞弟宋荣华也安插到自己身边，作为自己的交通联络员，兄弟俩一个被称为“老宋”、一个被称作“小宋”，是陈赓手下得力干将。
王征明解放后回忆宋再生是“特科老人、红帮大哥、陈赓的得力助手，曾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任密查员，报告出卖李维汉和李立三的叛徒，二奸后被我除掉。”
这两个叛徒一个是欲出卖李维汉的黄岐，一个是欲出卖李立三的上海总工会秘书顾某，除掉的时间都在1929年初。后来兄弟俩按陈赓的命令亲手处决了一名女叛徒而被捕，皆被判处无期徒刑。
陈赓接获小宋送来的情报后，中央决定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转移至备用地点召开，即白克路（今凤阳路）派克路（今黄河路）路口戈登戏院（今长江剧场）后面的一幢四层楼房内。
这幢楼房是特科总务科以李一氓的名义租下来的。李一氓、毛一民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李世滨、李世培住在这里仍显房子大，又调了刚从莫斯科回来的赵毅敏和李一超（赵一曼）住到这里，一个扮作李一氓的弟弟，一个扮作李一氓的妹妹。
除一楼住家的地方之外，全部被伪装成了“德康医院”。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职员、勤杂工，都是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在医院外围、周边马路上，到处都是化了妆的红队暗哨；
李一氓回忆说：“厨房是他们组织的，汽车是他们的，房子里面的家具陈设也是他们搞的，房内房外的警戒也是由他们布置的。我们无非是大人小孩在楼下打麻将，开留声机，掩护这个会议。”
何长工回忆说，医院楼下还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以备不测；楼后租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闯来，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
中央特科还布置了另一条撤退路线，即在康德医院的隔壁，总务科以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鼎、吴先清夫妇的名义，又租了一幢洋房，洋房的露台上方正好是康德医院的窗户。刘鼎把一架梯子放在露台上，如遇情况就架起梯子，会议代表可以从医院的窗户顺着梯子进入刘鼎的房子。
刘鼎，四川南溪人，随孙炳文赴德国勤工俭学，并在孙炳文、朱德介绍下入党，后由德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与宣中华的遗孀吴先清结为夫妻。
1929年底，刘鼎、吴先清、欧阳新等人奉命返国，因中东路事件受阻，直到1930年初，刘鼎化装成一个钟表修理匠与吴先清、欧阳新一起抵达上海，吴先清被分配到江苏省委从事妇女工作，刘鼎、欧阳新二人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其中刘鼎担任情报科副科长，成为陈赓的助手，欧阳新则成了陈赓的交通联络员。
抵达上海的会议代表住进指定的旅馆后，先有工作人员给代表换装打扮，再由交通员分批带去“看病住院”，进入医院后就不能再对外通信和外出。
1930年5月14日，湘赣边界苏维埃代表谭震林、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代表邵式平、右江根据地苏维埃代表雷经天、川南苏维埃代表恽代英、鄂豫皖工农兵民主政府代表高敬亭、闽西工农民主政府代表张鼎丞、鄂西苏维埃代表周逸群、中共满洲省委代表谢觉哉、红军第三军团代表黄公略、红二军军长孙德清、红四军代表熊寿祺、红五军军委委员滕代远、红五军第五纵队委员会书记何长工、红六军政委柳直荀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黄弟洪等全部住进了“医院”。
上海代表在会议开始前夕才进入医院，计有向忠发、李立三、李维汉、胡均鹤、项英、徐锡根、陈谭秋以及左联代表李求实、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参加会议人员总计五十余人。
周恩来已于当年三月启程前往莫斯科，没有出席此次会议。
这边会议隆重紧张开着，那边淞沪警备司令部侦骑四出，全力搜捕，老宋的妻子邹志淑就在医院里做着后勤保障工作，老宋带着人沿白克路晃悠侦听，故意延宕时间。
几乎所有的书籍文章都记述此次会议胜利闭幕、各位代表全部安全撤离、顺利返回各自工作岗位，如《红色恐怖的铁拳》记述：“到大会结束时，49名大会代表全部安全无恙，并且被陆续掩护送出上海，顺利地回到了全国各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其实这次会议是匆匆结束的，结束后还发生了几个意外事件。
三
熊寿祺，四川邻水人，曾参加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和秋收起义，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老干部， 在古田会议上被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作为红四军代表前来参加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时，曾奉萧克之命带来一批黄金作为党中央的活动经费。
会议结束后，熊寿祺在返回闽西红四军时，不幸在漳州（一说在厦门）被捕，被释放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长达几年之久，其中坎坷不能尽述。
何长工，也是井冈山的功勋元老，他曾南联朱德北找彭德怀，为井冈山会师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次来参加会议时也为中央带来了大批黄金。
这批黄金在苏区时曾用土秤秤过，带到上海后再秤时，竟多出了几十两，中央领导便让何长工用这多出来的黄金，去把他的妻子孟淑雅及儿子何光球、何光星从华容老家接来上海，并由中央安排工作，但何长工却建议中央用这些黄金去营救关在监狱里的党员同志。
会议结束，何长工从上海返回红三军团后，率部参与了攻占长沙的战斗。差点丧命于红军之手的何键大为恼怒，大肆报复，他的手下不仅抓捕枪杀了杨开慧，还将何长工的妻子孟淑雅、大儿子何光球、小儿子何光星在泛阳洲刑场残忍杀死，后又杀害其亲属三十多人，闻此噩耗，何长工悲痛不已，顿足大哭。
悲愤之余，何长工写下一首悼念诗: 泛阳洲头亲人骨,沱江水畔赤波怒。悲情更增革命志,写作神州丹心谱。
熊寿祺和何长工亲属的悲剧是发生在外地的两个意外事件，发生在上海的两个意外，一个是赵宝昊，一个是黄第洪。
1930年5月18日，当会议临近结束的当天中午，顾顺章匆匆赶到向忠发的身边，告知内部出了奸细，会议地址已经泄露，会场周边已出现可疑人物！于是会议便很快结束，各路代表在工作人员的分头护送下，开始撤离会场。
因护送代表的工作人员不够，赣东北代表邵式平无人护送，陈谭秋便陪他留在一楼，等待护送人员。两人正说着话，三个自称来为老板物色“休养病房”的人已走进了院子，与邵式平、陈谭秋两人劈面相遇。
三人当即掏出手枪指向两人，因这两人都是通缉榜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的照片早已被三人烂熟于心。
为首的一人对另两人喊道：“铐起来，打电话通知队部弄一辆大牌照救护车来把他们带走！”（注：大牌照车即能在租界华界通行无阻的车辆）
这三人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为首的是少校督察官钱祖谊，另两个特务，皮粗脸黑的叫汪某，瘦高个的叫赵宝昊。
汪某从怀里掏出手铐，示意赵宝昊看住陈、邵二人，赵宝昊点头表示明白，汪某将手枪入套，拎着手铐向前。就在这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只见赵宝昊倏地举枪，朝钱祖谊和汪某先后开火，两人猝不及防中弹倒地，当即毙命。
随即，赵宝昊对陈、邵二人说：“他们已死，别管我，没事的。请二位长官马上离开，把手枪带走！”
说罢，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左侧肩膀扣动扳机，然后抛下手枪。邵式平、陈潭秋由此得以脱险。
稍后，接到报警的捕房巡捕赶到，三个躺在血泊中的男子二死一伤，三人身上并未携带任何可以判明身份的物品，伤员也拒绝透露身份。
为首的西籍探目下令，先把失血过多的伤员送“广仁医院”救治，在勘查过现场后，把两具尸体直接送往租界警务处停尸房。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接到报告，认为这是一起重大凶杀案，需要组建专案组进行侦查，除了让“德康医院”严格保密，还要求巡捕房一应中外警员不得接受新闻界的采访。
赵宝昊，浙江宁波人，出身贫寒，十四岁来沪，在“大隆机器厂”做学徒，三年满师后跳槽去了“邓泰记机器厂”当了一名机修工。
1926年深秋，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准备阶段，地下党组织搞到一批损旧枪支，秘密运至浦东龙王庙请工匠维修，已有八年机修经验的赵宝昊是其中的一名工匠。枪支修理完毕，他主动要求留下来。地下党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就答应了赵宝昊的要求。后来赵宝昊直接参加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后的第三天，赵宝昊加入中国共产党。
白崇禧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时，张榜向社会招收相关职能人员，赵宝昊奉命前往报名，接受特工训练，结业后成为淞沪卫戍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的一名特务。
潜伏的赵宝昊三年来一直寂寂无声，丝毫不曾露出破绽，没想今日随钱祖谊出勤，竟来到党的秘密会议地址拘捕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在千钧一发之际，赵宝昊不惜暴露身份、不顾自身安危，毅然采取了迅速击杀同行人员的行动。
四
广仁医院是一所设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教会医院，创办于1910年前后，是公共租界巡捕房指定治疗外伤的医院。
外科医生方仲知在香港行医三年后，来到这所医院已整整五年，因其医术精湛，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声誉和地位，还拜在杜月笙门下加入了青帮。青帮成员械斗互殴中的伤员，大多由他诊治。
钟文雅、司徒萱、姜曾珠是配备给方仲知的手术护士，钟文雅恬静文雅、老实本分，司徒萱容貌姣好，心思玲珑剔透，两个护士皆对方医生心生爱慕，但方医生偏偏又喜欢钟文雅。司徒萱自认为样样都比钟文雅优秀，却不能得到方医生的青睐爱意，暗中较劲之外，她既恨钟文雅、也怨方仲知。
1930年5月18日中午时分，方仲知接到了青帮友人章先生的一个电话，说有个朋友受了枪伤，会很快送到医院诊治，请务必用心将其创口处理好，要能经得起法医的鉴定。
伤员送进手术室后，方仲知一眼就看出伤员左肩膀的枪伤是自伤，由于有章先生的电话在先，他自然明白应该怎么做，他把其他两个护士支开，只留钟文雅协助，在取出弹头、清理包扎伤口后，方医生嘱咐钟文雅将伤员的衣服拿去亲手烧掉。
走出手术室，钟文雅却被外籍的科主任叫住，要她随他去处理另外事务，钟文雅便将要亲手烧掉伤员衣服的事情交给刚刚取药返回的司徒萱，司徒萱表面答应，暗中却将衣服藏在自己的储物柜中。
被送到病房中的赵宝昊由巡捕房一名华捕在旁陪护，赵宝昊熟识的联系人曾先生第一个前来探望，不多久，一名护士前来告知华捕，说巡捕房打来电话，让他去接。
曾先生趁机低声对赵宝昊说：事发后组织对现场进行了踏勘，也对情况进行了紧急研判，为应对接下来军法处的调查，你可以说袭击者是从窗外开枪的，根据现场的弹道角度，符合枪弹从窗外射进这个说法，伤愈后你还要弄清楚是谁做了奸细、出卖了会议地址。
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很快了解到案情，并派了军法处的阎望仕负责调查此案，阎望仕指派郭风云、李连升、荣富贵三名特务在广仁医院对赵宝昊进行监视，并向租界捕房交涉，要求接回赵宝昊。
赵宝昊被三名特务接到另一个医院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便在医院对赵宝昊进行讯问审查。
十多天后，审查以赵宝昊没问题而结束，赵宝昊也出院回到侦缉大队的集体宿舍，并开始暗中调查出卖会议地址的内奸。
一切都归于平静，好像从前模样。但方仲知与钟文雅在奥飞姆大戏院(今沪西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后，风云突变，天降大祸。
当司徒萱得知方医生、钟护士一起亲密地看电影后，知道方医生已与自己彻底无缘，不禁妒火中烧，爱极生恨，丧失理智地写了一封检举信，连同伤员赵宝昊的衣服一并寄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
6月18日，离赵宝昊开枪自伤刚好一个月，阎望仕带着军法处警卫老金及郭风云、李连升、荣富贵驾驶警车来到侦缉大队集体宿舍，对赵宝昊实施抓捕。
赵宝昊这时已侦悉内奸即为曾护送外地代表秘密进入德康医院、代号为“沪西二十六”的地下交通员，当时正要前往龙华寺进行接头并通报这一情况，却不想在传达室门口碰到了阎望仕等五名特务。
双方对峙片刻后，阎望仕见赵宝昊不肯就范，就说道：“小赵啊，让你乖乖跟我们走是给你面子，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对不住了——弟兄们，把他铐上！”
话音刚落，赵宝昊把手里的那包石灰朝冲在前面的特务劈面扔了过去，准备铐人的李连生、荣富贵已是双手捂着眼睛惨叫不止。倏忽间，赵宝昊已拔出手枪，左肘勒住正惨叫着的荣富贵的脖子，挡在身前作为人肉盾牌，向阎望仕、郭风云等人开枪射击。
阎、郭等人当即散开寻找隐蔽物，老金慢了半拍，被赵宝昊一枪击毙。阎、郭两人躲进传达室开枪还击，竟然不顾自己同伴的安危，硬是对准“人肉盾牌”荣福贵开了火！
一颗子弹贯穿荣福贵的胸部又射入赵宝昊的身体，两人一起倒地。
赵宝昊身负重伤，已无力还击，遂用尽全力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
1930年为马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将此案定为“马字三号案”，它与一年以后发生的“中央特费失踪案”，因种种原因，成为搁置二十年而未破获的悬案，一直到1950年才全部被上海市公安局“悬案办”侦破。
“马字三号案”侦破后，尚留在人世的涉案人员司徒萱、李连生、荣福贵等都被抓捕归案，经上海市军管会审判，三人均于1950年10月27日被执行枪决。
司徒萱因恋爱不成写了检举信，直接导致方医生亡命香港、赵宝昊壮烈牺牲。司徒萱也因自己的嫉妒冲动和一念之差，赔了性命。
五
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结束后，黄弟洪没有奉命“去苏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而是径直找到了自己的姨母家。大上海的都市生活，对他充满了魅力。”
因为他的姨母家殷实富足，表妹楚楚动人。姨母、表妹对已经一表人才的黄弟洪也高看一眼，当作自家人对待。但一段时间以后，黄弟洪滥交浪用，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竟然开始偷盗姨母的金条，被姨母逐出家门。
根据彭军荣编著的《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一书可以确认：
黄第洪是湖南平江人（而非江苏扬州人），黄埔一期的学生党员，1924年底毕业后分配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并参加了东征。黄第洪与当时的聂荣臻、冷少农等人一样，深得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器重。
1926年黄第洪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与刘伯承、左权、屈武、刘云、陈启科等人一起为“特别班”仅有的六位中国学员之一。
1930年4月黄第洪回到上海，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
《红色恐怖的铁拳》记述：
“到大会结束时，49名大会代表全部安全无恙，并且被陆续掩护送出上海，顺利地回到了全国各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然而，在这49名大会代表中，有一个人又自己潜回上海，悄悄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成为卑鄙无耻的投敌分子，他的名字，就叫黄第洪。”
1930年8月中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已在上海腐化堕落、身无分文、悲观失望的黄第洪以信件的方式联系上了周恩来，“说自己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敌人追捕得很紧，搞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不得不又回到了上海，请周恩来无论如何给他在中央机关里安排个工作。”
“周恩来……马上给他写了回信，约定同他进行面谈。”
但黄第洪在接到周恩来的回信后，马上又给蒋介石写告密信，说他有重要机密要直接同校长面谈，意欲出卖周恩来。
蒋介石将黄第洪的告密信批转给陈立夫，陈立夫批转给徐恩曾，徐恩曾又批转给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让秘书安娥抄下了告密信内容，又让连德胜（连德生）将手抄信件交给刘鼎，刘鼎通过陈赓把黄第洪的手抄告密信交到了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又让陈赓与钱壮飞进行核实。经多方确认后，杨登瀛配合红队将黄第洪诱至陈家巷91号，由王世德等人将其勒毙并深埋在院中。
其他文章中描述的在街上将其击毙、在某宅中将其毒毙等等，都是作者的演绎。
关于处决欲出卖周恩来的叛徒黄第洪一事，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也曾提到：
“黄系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地述及黄警魂(即黄第洪)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
“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第洪有一亲笔信，向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他仍倔强的坚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
从张国焘的回忆分析，黄第洪的变质转向有反立三路线的党内斗争。很多史料说何孟雄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立三路线的人，但恽代英是因反立三路线受打击最早的人。
恽代英，祖籍常州，1895年出生于武昌“毗陵恽公馆”的官宦之家。早期曾与好友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组织互助社和利群书社，后奉父母之命与沈葆秀结为夫妻，沈葆秀因难产而死时，她的四妹沈葆英才12岁，恽代英为亡妻守义十年后，在就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时，与沈葆英结婚。之后恽代英又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恽代英参加中共六大回到上海后，沈葆英生下儿子恽希仲。
恽代英先后在上海任中组部干事和中宣部秘书长，王凡西与恽代英曾在中组部同为干事，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恽代英：
“在那一时期中我和恽代英最接近。在每次会议前后，我们常有短时间的闲谈。他患了肺病，体力很差；全靠了他坚强的意志，以及对革命的无比热忱，才支持他去干这十分紧张与繁剧的工作。但每当休息下来，他便疲态毕露，有时会在会议进行中沉沉睡去。
代英是出名与出色的实干家，他吃苦耐劳，不知困难；遇到任何难题，他脑子里总有现成的或随机触发的应付之道。因此他始终乐观，从不闹情绪。如果说他有缺点的话，那便是这位由书生出身的革命家却过分地看不起革命家的书生气。”
“1929年底，恽代英因抵制和反对中共中央个别领导人的‘左’倾盲动错误，遭到打击。1930年4月，恽代英被调离中共中央，把他贬到沪东区去担任区委书记，命令他立即搬到闸北去成立沪东区行动委员会。”
恽代英、沈葆英夫妇一家搬进了闸北棚户区一间9平方米的房间里，恽代英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一身工人打扮，沈葆英则去当了缫丝工人。1930年5月6日，正值“红五月”运动期间，恽代英带了一包传单,匆匆向老怡和纱厂赶去，路遇巡捕“抄靶子”，即被抓捕，此时离他上任尚不足一个月。
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中是这样描述“红五月”运动的：
“五月间有许多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纪念日，五五马克思诞生纪念日，五七、五九国耻纪念日，五卅纪念日等等。所以在这一个月内就布置了几乎每周不断的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
恽代英被捕后，自称是武昌来的失业青年王作霖作为假口供，未暴露真实身份，被判五年徒刑后，押往南京军人监狱服刑。
周恩来、瞿秋白先后自莫斯科返回上海后，指示中央特科全力营救，洪扬生等人便在上海、南京上下打点，最终改判为有期徒刑两年，后又获得减刑。
1931年4月25日，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情报保卫机关（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恽代英化名“王作林”关押于南京狱中。蒋介石得知后，令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前往狱中辨认劝降；4月28日，王震南持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前往狱中，恽代英承认自身身份并拒绝劝降，被关进单人监房。蒋介石随后下令将其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英勇就义于南京，年仅36岁。
在上海召开的“苏准会”以及处决叛徒黄第洪
毛囡 (2026-04-25 08:13:34) 评论 (1)在上海召开的“苏准会”以及处决叛徒黄第洪
本文内容大多摘自网名民生文创的原发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张文秋经交通员引路，与林育南（化名赵玉卿）接上了关系，林育南告诉她：“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中央拟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来加强对各地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为此，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准备委员会，草拟各种必要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提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组织上决定，你和我一起参加‘苏准会’工作。我化装成南洋华侨大资本家和你以假夫妻的名义作掩护，首先建立机关，然后，再开展具体工作。”
张文秋于是又多了一个化名“张一萍”，她和“赵玉卿”的“家”安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卡德路（今石门二路）路口的一座三层洋房里。
“林育南把房屋装饰得像富人的住宅，底层用于生活起居，陈设着各种日用品和高级家具；楼上两层作为办公、开会的地方，临街的玻璃都装有墨绿色厚窗帘；工作人员有时则扮成厨师、佣人，以应对突发状况。”
刚从武汉乘船避到上海不久的中央委员张金保，接到参加苏准会会议的通知后，来到这栋楼房，当“我走进那栋楼房，在走廊里碰到一个肥胖的女人，穿着印花绸单旗袍，脚上一双高跟皮鞋，烫着头发，手里捏着个黑色皮包，她见了我，迎过来，喊道：‘张大姐，你辛苦啦！’我仔细一看，才认出她是张文秋……一进门，就见到林育南同志身穿笔挺的西装坐在那里……”
张金保回忆到“我一杯茶还没有喝完，原是个船工，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总是穿着粗布衣服、如今他穿着纺绸大褂，小口袋边还露出怀表链子的向忠发和徐锡根、胡均鹤（胡敦云）也先后来到会场”。
张金保不禁有些看不惯，感慨道：“你们都变啦！”
向忠发说：“你可别看不惯，我们在上海，为了工作需要，就得这样打扮。要是像在武汉时那副打扮，要不了三天，就得进龙华警备司令部。你来了，也得变一下，也许比我打扮得更阔气！”
张文秋说：“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全得学会啊！不然就对付不了他们。”
“接着，向忠发将与会的人作了简单介绍，他自己为中华苏维埃准备会主任，林育南为苏准会秘书长，六大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徐锡根为工人代表，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为共青团代表，我为妇女代表，由我们五个人负责起草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向苏区输送干部和领导左翼作家开展革命活动。”
林育南为顺利完成各种文件的起草工作，特意将文化修养高、工作能力强、办事精细的中组部干部科科长彭砚耕调来这里，担任自己的助手。
在这个中央特科为苏准会和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准备的会址里，林育南等人在准备了三个月后，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出席代表50多人，初步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草案。
开预备会议时，“林育南带着我们苏准会全体工作人员，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各方面的领导，热情地迎进了西楼二层的会议厅，整个会场布置得简朴庄严。因为会议是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中召开的，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我们在东楼一层的会客厅里，还另外布置了一个寿堂。寿堂中间挂着一个金色大‘寿’字，两边挂着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寿’字下面还摆设了一张铺着大红绒毯的供桌，陈列了红色的寿桃，白色的寿面和金黄色的佛手。祝寿宾客的座椅摆放的整齐有序。
为了使阔气的寿礼具有最大的真实性，我们还请来一位同志的父亲，让他扮为赵玉卿（即林育南）的父亲赵老太爷，等候在隔壁的房间里，随时可以进寿堂，接受人们的祝贺和叩拜。
开会以前，所有代表和工作人员早就统一了‘口径’，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一口咬定是来祝贺‘赵老太爷八秩寿辰’的。”
预备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我们就把代表们分别送到了三个招待所。”
二
熊式辉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得到密报，知悉了中共要在上海召开高规格的代表秘密会议，开始布置侦察搜捕行动，并拿出五十万大洋作为赏金。他们的这一行动自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四号密查员宋再生知悉，随即通过“小宋”宋荣华通知了陈赓。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上海入党，曾为捕房巡捕，后被党组织派到济南从事工运工作。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后，宋再生回到了上海，调到中央特科，在陈赓身边工作。经陈赓介绍，宋再生与特科总务科的邹志淑结为夫妻。
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兼“淞沪杭剿匪总指挥”后，宋再生打听到熊式辉是自己诸暨同乡蒋伯器的学生，经陈赓批准，宋再生向蒋伯器投递了门生帖子，说明自己想在警备司令部谋个差事。经蒋伯器保举，熊式辉很快就任命宋再生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宋再生在陈赓的指导下，千方百计地赢得熊式辉的充分信任，然后利用自身的身份特权，在军、警、宪、特机关广交朋友，接着把胞弟宋荣华也安插到自己身边，作为自己的交通联络员，兄弟俩一个被称为“老宋”、一个被称作“小宋”，是陈赓手下得力干将。
王征明解放后回忆宋再生是“特科老人、红帮大哥、陈赓的得力助手，曾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任密查员，报告出卖李维汉和李立三的叛徒，二奸后被我除掉。”
这两个叛徒一个是欲出卖李维汉的黄岐，一个是欲出卖李立三的上海总工会秘书顾某，除掉的时间都在1929年初。后来兄弟俩按陈赓的命令亲手处决了一名女叛徒而被捕，皆被判处无期徒刑。
陈赓接获小宋送来的情报后，中央决定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转移至备用地点召开，即白克路（今凤阳路）派克路（今黄河路）路口戈登戏院（今长江剧场）后面的一幢四层楼房内。
这幢楼房是特科总务科以李一氓的名义租下来的。李一氓、毛一民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李世滨、李世培住在这里仍显房子大，又调了刚从莫斯科回来的赵毅敏和李一超（赵一曼）住到这里，一个扮作李一氓的弟弟，一个扮作李一氓的妹妹。
除一楼住家的地方之外，全部被伪装成了“德康医院”。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职员、勤杂工，都是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在医院外围、周边马路上，到处都是化了妆的红队暗哨；
李一氓回忆说：“厨房是他们组织的，汽车是他们的，房子里面的家具陈设也是他们搞的，房内房外的警戒也是由他们布置的。我们无非是大人小孩在楼下打麻将，开留声机，掩护这个会议。”
何长工回忆说，医院楼下还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以备不测；楼后租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闯来，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
中央特科还布置了另一条撤退路线，即在康德医院的隔壁，总务科以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鼎、吴先清夫妇的名义，又租了一幢洋房，洋房的露台上方正好是康德医院的窗户。刘鼎把一架梯子放在露台上，如遇情况就架起梯子，会议代表可以从医院的窗户顺着梯子进入刘鼎的房子。
刘鼎，四川南溪人，随孙炳文赴德国勤工俭学，并在孙炳文、朱德介绍下入党，后由德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与宣中华的遗孀吴先清结为夫妻。
1929年底，刘鼎、吴先清、欧阳新等人奉命返国，因中东路事件受阻，直到1930年初，刘鼎化装成一个钟表修理匠与吴先清、欧阳新一起抵达上海，吴先清被分配到江苏省委从事妇女工作，刘鼎、欧阳新二人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其中刘鼎担任情报科副科长，成为陈赓的助手，欧阳新则成了陈赓的交通联络员。
抵达上海的会议代表住进指定的旅馆后，先有工作人员给代表换装打扮，再由交通员分批带去“看病住院”，进入医院后就不能再对外通信和外出。
1930年5月14日，湘赣边界苏维埃代表谭震林、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代表邵式平、右江根据地苏维埃代表雷经天、川南苏维埃代表恽代英、鄂豫皖工农兵民主政府代表高敬亭、闽西工农民主政府代表张鼎丞、鄂西苏维埃代表周逸群、中共满洲省委代表谢觉哉、红军第三军团代表黄公略、红二军军长孙德清、红四军代表熊寿祺、红五军军委委员滕代远、红五军第五纵队委员会书记何长工、红六军政委柳直荀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黄弟洪等全部住进了“医院”。
上海代表在会议开始前夕才进入医院，计有向忠发、李立三、李维汉、胡均鹤、项英、徐锡根、陈谭秋以及左联代表李求实、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参加会议人员总计五十余人。
周恩来已于当年三月启程前往莫斯科，没有出席此次会议。
这边会议隆重紧张开着，那边淞沪警备司令部侦骑四出，全力搜捕，老宋的妻子邹志淑就在医院里做着后勤保障工作，老宋带着人沿白克路晃悠侦听，故意延宕时间。
几乎所有的书籍文章都记述此次会议胜利闭幕、各位代表全部安全撤离、顺利返回各自工作岗位，如《红色恐怖的铁拳》记述：“到大会结束时，49名大会代表全部安全无恙，并且被陆续掩护送出上海，顺利地回到了全国各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其实这次会议是匆匆结束的，结束后还发生了几个意外事件。
三
熊寿祺，四川邻水人，曾参加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和秋收起义，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老干部， 在古田会议上被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作为红四军代表前来参加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时，曾奉萧克之命带来一批黄金作为党中央的活动经费。
会议结束后，熊寿祺在返回闽西红四军时，不幸在漳州（一说在厦门）被捕，被释放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长达几年之久，其中坎坷不能尽述。
何长工，也是井冈山的功勋元老，他曾南联朱德北找彭德怀，为井冈山会师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次来参加会议时也为中央带来了大批黄金。
这批黄金在苏区时曾用土秤秤过，带到上海后再秤时，竟多出了几十两，中央领导便让何长工用这多出来的黄金，去把他的妻子孟淑雅及儿子何光球、何光星从华容老家接来上海，并由中央安排工作，但何长工却建议中央用这些黄金去营救关在监狱里的党员同志。
会议结束，何长工从上海返回红三军团后，率部参与了攻占长沙的战斗。差点丧命于红军之手的何键大为恼怒，大肆报复，他的手下不仅抓捕枪杀了杨开慧，还将何长工的妻子孟淑雅、大儿子何光球、小儿子何光星在泛阳洲刑场残忍杀死，后又杀害其亲属三十多人，闻此噩耗，何长工悲痛不已，顿足大哭。
悲愤之余，何长工写下一首悼念诗: 泛阳洲头亲人骨,沱江水畔赤波怒。悲情更增革命志,写作神州丹心谱。
熊寿祺和何长工亲属的悲剧是发生在外地的两个意外事件，发生在上海的两个意外，一个是赵宝昊，一个是黄第洪。
1930年5月18日，当会议临近结束的当天中午，顾顺章匆匆赶到向忠发的身边，告知内部出了奸细，会议地址已经泄露，会场周边已出现可疑人物！于是会议便很快结束，各路代表在工作人员的分头护送下，开始撤离会场。
因护送代表的工作人员不够，赣东北代表邵式平无人护送，陈谭秋便陪他留在一楼，等待护送人员。两人正说着话，三个自称来为老板物色“休养病房”的人已走进了院子，与邵式平、陈谭秋两人劈面相遇。
三人当即掏出手枪指向两人，因这两人都是通缉榜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的照片早已被三人烂熟于心。
为首的一人对另两人喊道：“铐起来，打电话通知队部弄一辆大牌照救护车来把他们带走！”（注：大牌照车即能在租界华界通行无阻的车辆）
这三人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为首的是少校督察官钱祖谊，另两个特务，皮粗脸黑的叫汪某，瘦高个的叫赵宝昊。
汪某从怀里掏出手铐，示意赵宝昊看住陈、邵二人，赵宝昊点头表示明白，汪某将手枪入套，拎着手铐向前。就在这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只见赵宝昊倏地举枪，朝钱祖谊和汪某先后开火，两人猝不及防中弹倒地，当即毙命。
随即，赵宝昊对陈、邵二人说：“他们已死，别管我，没事的。请二位长官马上离开，把手枪带走！”
说罢，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左侧肩膀扣动扳机，然后抛下手枪。邵式平、陈潭秋由此得以脱险。
稍后，接到报警的捕房巡捕赶到，三个躺在血泊中的男子二死一伤，三人身上并未携带任何可以判明身份的物品，伤员也拒绝透露身份。
为首的西籍探目下令，先把失血过多的伤员送“广仁医院”救治，在勘查过现场后，把两具尸体直接送往租界警务处停尸房。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接到报告，认为这是一起重大凶杀案，需要组建专案组进行侦查，除了让“德康医院”严格保密，还要求巡捕房一应中外警员不得接受新闻界的采访。
赵宝昊，浙江宁波人，出身贫寒，十四岁来沪，在“大隆机器厂”做学徒，三年满师后跳槽去了“邓泰记机器厂”当了一名机修工。
1926年深秋，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准备阶段，地下党组织搞到一批损旧枪支，秘密运至浦东龙王庙请工匠维修，已有八年机修经验的赵宝昊是其中的一名工匠。枪支修理完毕，他主动要求留下来。地下党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就答应了赵宝昊的要求。后来赵宝昊直接参加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后的第三天，赵宝昊加入中国共产党。
白崇禧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时，张榜向社会招收相关职能人员，赵宝昊奉命前往报名，接受特工训练，结业后成为淞沪卫戍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的一名特务。
潜伏的赵宝昊三年来一直寂寂无声，丝毫不曾露出破绽，没想今日随钱祖谊出勤，竟来到党的秘密会议地址拘捕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在千钧一发之际，赵宝昊不惜暴露身份、不顾自身安危，毅然采取了迅速击杀同行人员的行动。
四
广仁医院是一所设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教会医院，创办于1910年前后，是公共租界巡捕房指定治疗外伤的医院。
外科医生方仲知在香港行医三年后，来到这所医院已整整五年，因其医术精湛，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声誉和地位，还拜在杜月笙门下加入了青帮。青帮成员械斗互殴中的伤员，大多由他诊治。
钟文雅、司徒萱、姜曾珠是配备给方仲知的手术护士，钟文雅恬静文雅、老实本分，司徒萱容貌姣好，心思玲珑剔透，两个护士皆对方医生心生爱慕，但方医生偏偏又喜欢钟文雅。司徒萱自认为样样都比钟文雅优秀，却不能得到方医生的青睐爱意，暗中较劲之外，她既恨钟文雅、也怨方仲知。
1930年5月18日中午时分，方仲知接到了青帮友人章先生的一个电话，说有个朋友受了枪伤，会很快送到医院诊治，请务必用心将其创口处理好，要能经得起法医的鉴定。
伤员送进手术室后，方仲知一眼就看出伤员左肩膀的枪伤是自伤，由于有章先生的电话在先，他自然明白应该怎么做，他把其他两个护士支开，只留钟文雅协助，在取出弹头、清理包扎伤口后，方医生嘱咐钟文雅将伤员的衣服拿去亲手烧掉。
走出手术室，钟文雅却被外籍的科主任叫住，要她随他去处理另外事务，钟文雅便将要亲手烧掉伤员衣服的事情交给刚刚取药返回的司徒萱，司徒萱表面答应，暗中却将衣服藏在自己的储物柜中。
被送到病房中的赵宝昊由巡捕房一名华捕在旁陪护，赵宝昊熟识的联系人曾先生第一个前来探望，不多久，一名护士前来告知华捕，说巡捕房打来电话，让他去接。
曾先生趁机低声对赵宝昊说：事发后组织对现场进行了踏勘，也对情况进行了紧急研判，为应对接下来军法处的调查，你可以说袭击者是从窗外开枪的，根据现场的弹道角度，符合枪弹从窗外射进这个说法，伤愈后你还要弄清楚是谁做了奸细、出卖了会议地址。
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很快了解到案情，并派了军法处的阎望仕负责调查此案，阎望仕指派郭风云、李连升、荣富贵三名特务在广仁医院对赵宝昊进行监视，并向租界捕房交涉，要求接回赵宝昊。
赵宝昊被三名特务接到另一个医院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便在医院对赵宝昊进行讯问审查。
十多天后，审查以赵宝昊没问题而结束，赵宝昊也出院回到侦缉大队的集体宿舍，并开始暗中调查出卖会议地址的内奸。
一切都归于平静，好像从前模样。但方仲知与钟文雅在奥飞姆大戏院(今沪西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后，风云突变，天降大祸。
当司徒萱得知方医生、钟护士一起亲密地看电影后，知道方医生已与自己彻底无缘，不禁妒火中烧，爱极生恨，丧失理智地写了一封检举信，连同伤员赵宝昊的衣服一并寄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
6月18日，离赵宝昊开枪自伤刚好一个月，阎望仕带着军法处警卫老金及郭风云、李连升、荣富贵驾驶警车来到侦缉大队集体宿舍，对赵宝昊实施抓捕。
赵宝昊这时已侦悉内奸即为曾护送外地代表秘密进入德康医院、代号为“沪西二十六”的地下交通员，当时正要前往龙华寺进行接头并通报这一情况，却不想在传达室门口碰到了阎望仕等五名特务。
双方对峙片刻后，阎望仕见赵宝昊不肯就范，就说道：“小赵啊，让你乖乖跟我们走是给你面子，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对不住了——弟兄们，把他铐上！”
话音刚落，赵宝昊把手里的那包石灰朝冲在前面的特务劈面扔了过去，准备铐人的李连生、荣富贵已是双手捂着眼睛惨叫不止。倏忽间，赵宝昊已拔出手枪，左肘勒住正惨叫着的荣富贵的脖子，挡在身前作为人肉盾牌，向阎望仕、郭风云等人开枪射击。
阎、郭等人当即散开寻找隐蔽物，老金慢了半拍，被赵宝昊一枪击毙。阎、郭两人躲进传达室开枪还击，竟然不顾自己同伴的安危，硬是对准“人肉盾牌”荣福贵开了火！
一颗子弹贯穿荣福贵的胸部又射入赵宝昊的身体，两人一起倒地。
赵宝昊身负重伤，已无力还击，遂用尽全力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
1930年为马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将此案定为“马字三号案”，它与一年以后发生的“中央特费失踪案”，因种种原因，成为搁置二十年而未破获的悬案，一直到1950年才全部被上海市公安局“悬案办”侦破。
“马字三号案”侦破后，尚留在人世的涉案人员司徒萱、李连生、荣福贵等都被抓捕归案，经上海市军管会审判，三人均于1950年10月27日被执行枪决。
司徒萱因恋爱不成写了检举信，直接导致方医生亡命香港、赵宝昊壮烈牺牲。司徒萱也因自己的嫉妒冲动和一念之差，赔了性命。
五
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结束后，黄弟洪没有奉命“去苏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而是径直找到了自己的姨母家。大上海的都市生活，对他充满了魅力。”
因为他的姨母家殷实富足，表妹楚楚动人。姨母、表妹对已经一表人才的黄弟洪也高看一眼，当作自家人对待。但一段时间以后，黄弟洪滥交浪用，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竟然开始偷盗姨母的金条，被姨母逐出家门。
根据彭军荣编著的《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一书可以确认：
黄第洪是湖南平江人（而非江苏扬州人），黄埔一期的学生党员，1924年底毕业后分配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并参加了东征。黄第洪与当时的聂荣臻、冷少农等人一样，深得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器重。
1926年黄第洪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与刘伯承、左权、屈武、刘云、陈启科等人一起为“特别班”仅有的六位中国学员之一。
1930年4月黄第洪回到上海，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
《红色恐怖的铁拳》记述：
“到大会结束时，49名大会代表全部安全无恙，并且被陆续掩护送出上海，顺利地回到了全国各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然而，在这49名大会代表中，有一个人又自己潜回上海，悄悄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成为卑鄙无耻的投敌分子，他的名字，就叫黄第洪。”
1930年8月中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已在上海腐化堕落、身无分文、悲观失望的黄第洪以信件的方式联系上了周恩来，“说自己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敌人追捕得很紧，搞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不得不又回到了上海，请周恩来无论如何给他在中央机关里安排个工作。”
“周恩来……马上给他写了回信，约定同他进行面谈。”
但黄第洪在接到周恩来的回信后，马上又给蒋介石写告密信，说他有重要机密要直接同校长面谈，意欲出卖周恩来。
蒋介石将黄第洪的告密信批转给陈立夫，陈立夫批转给徐恩曾，徐恩曾又批转给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让秘书安娥抄下了告密信内容，又让连德胜（连德生）将手抄信件交给刘鼎，刘鼎通过陈赓把黄第洪的手抄告密信交到了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又让陈赓与钱壮飞进行核实。经多方确认后，杨登瀛配合红队将黄第洪诱至陈家巷91号，由王世德等人将其勒毙并深埋在院中。
其他文章中描述的在街上将其击毙、在某宅中将其毒毙等等，都是作者的演绎。
关于处决欲出卖周恩来的叛徒黄第洪一事，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也曾提到：
“黄系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地述及黄警魂(即黄第洪)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
“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第洪有一亲笔信，向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他仍倔强的坚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
从张国焘的回忆分析，黄第洪的变质转向有反立三路线的党内斗争。很多史料说何孟雄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立三路线的人，但恽代英是因反立三路线受打击最早的人。
恽代英，祖籍常州，1895年出生于武昌“毗陵恽公馆”的官宦之家。早期曾与好友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组织互助社和利群书社，后奉父母之命与沈葆秀结为夫妻，沈葆秀因难产而死时，她的四妹沈葆英才12岁，恽代英为亡妻守义十年后，在就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时，与沈葆英结婚。之后恽代英又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恽代英参加中共六大回到上海后，沈葆英生下儿子恽希仲。
恽代英先后在上海任中组部干事和中宣部秘书长，王凡西与恽代英曾在中组部同为干事，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恽代英：
“在那一时期中我和恽代英最接近。在每次会议前后，我们常有短时间的闲谈。他患了肺病，体力很差；全靠了他坚强的意志，以及对革命的无比热忱，才支持他去干这十分紧张与繁剧的工作。但每当休息下来，他便疲态毕露，有时会在会议进行中沉沉睡去。
代英是出名与出色的实干家，他吃苦耐劳，不知困难；遇到任何难题，他脑子里总有现成的或随机触发的应付之道。因此他始终乐观，从不闹情绪。如果说他有缺点的话，那便是这位由书生出身的革命家却过分地看不起革命家的书生气。”
“1929年底，恽代英因抵制和反对中共中央个别领导人的‘左’倾盲动错误，遭到打击。1930年4月，恽代英被调离中共中央，把他贬到沪东区去担任区委书记，命令他立即搬到闸北去成立沪东区行动委员会。”
恽代英、沈葆英夫妇一家搬进了闸北棚户区一间9平方米的房间里，恽代英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一身工人打扮，沈葆英则去当了缫丝工人。1930年5月6日，正值“红五月”运动期间，恽代英带了一包传单,匆匆向老怡和纱厂赶去，路遇巡捕“抄靶子”，即被抓捕，此时离他上任尚不足一个月。
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中是这样描述“红五月”运动的：
“五月间有许多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纪念日，五五马克思诞生纪念日，五七、五九国耻纪念日，五卅纪念日等等。所以在这一个月内就布置了几乎每周不断的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
恽代英被捕后，自称是武昌来的失业青年王作霖作为假口供，未暴露真实身份，被判五年徒刑后，押往南京军人监狱服刑。
周恩来、瞿秋白先后自莫斯科返回上海后，指示中央特科全力营救，洪扬生等人便在上海、南京上下打点，最终改判为有期徒刑两年，后又获得减刑。
1931年4月25日，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情报保卫机关（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恽代英化名“王作林”关押于南京狱中。蒋介石得知后，令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前往狱中辨认劝降；4月28日，王震南持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前往狱中，恽代英承认自身身份并拒绝劝降，被关进单人监房。蒋介石随后下令将其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英勇就义于南京，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