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船长青岛逆隔离
2003年春节过后，香港的“沙士”（SARS）疫情来势汹汹，给船员换班带来很大的困难。随着疫情蔓延，中远（COSCO）集团下发文件，暂停了所有的船员换班安排。中远劳务外派的“广大上青天”公司，作为其下属企业，必须忠实地执行这一指示。
“鹏勇”轮（M.V. TOP KNIGHT），是鹏利船务公司五艘巴拿马型散货船之一，悬挂香港旗，由全套23名上海远洋劳务公司船员组成的，其中船长，大副和轮机长以下的14名船员，已经连续在船服务14个月，身心疲惫，难以为继。之前，船舶航运区域都不在远东，这次计划5月底到达青岛，是一个大换班的绝好机会。作为船员部经理，我如果机械地任由外派公司执行中远集团的文件指示，没有任何毛病，但是看到14个船员的在船服务记录已经14个月，仿佛看到他们略显呆滞又充满休假期盼的殷切眼神，我有沉重的职责心理压力。我在公司办公会议上建议，组织接班船员提前半个月到青岛逆隔离，准备船靠码头实行大换班。鹏利公司内部，开始有反对声音，主要耽心这种所谓的“逆隔离”，最终流于形式，没有效果而劳民伤财。我毛遂自荐，提出自己飞去青岛与接班船员一起隔离，保证方案的执行力度与效果，获得公司领导的赞同与支持。上远劳务公司，初始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集团的明文规定难以违反突破。在我提出自己与接班船员一同隔离的建议之后，鹏利公司的领导亲自出面与上远劳务公司茆总联系沟通，为了航行安全，一再坚持我们的建议。茆总召集班子，开会研究并形成一致意见，出于航行安全的最高原则，出于对船员身心健康利益的全面考虑，采纳鹏利公司的建议，并且承担所有交接班船员在内地产生的额外住宿与差旅费用。
通过青岛代理公司安排，我飞到青岛之后，与14名接班船员一起住进了“五四”广场附近的一家小酒店。事前与酒店达成约定，划出一个楼层的15个房间，专门接待我们15个自主逆隔离的客人。早中晚三餐吃饭，酒店专门隔离出来一个用餐区域，与其他酒店客人不发生任何交集。其实，这些对于酒店来说，当时是容易做到的。当时的疫情是，各个区域自行隔离，小区的大妈戴着红袖标，盘问进出的陌生人，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进进出出。青岛市的这种防疫的态势，导致这家酒店基本上没有其他客人，几乎成了我们专包的隔离酒店。这中间，他们对于从上海来的船员，没有任何排斥心理，反而对我这个从疫情严重区域的香港来客，有些疑神疑鬼。我在全体人员到齐之后，随大家一起到边境卫生检查检疫站做了专项体检，结果一切正常，消除了这个疑虑。
体检完成回到酒店，我和带队的杨船长，召集大家开会，宣布隔离纪律。每日三餐吃饭，集合点名后，杨船长带队，我和大家一同下楼用餐，饭后一同回房间。除了吃饭，任何人不许跨出楼层，我住在靠楼梯口的第一个房间，房门24小时敞开，任何人都可以越过杨船长的第二个房间大门，走进我的房间监督我的动态。但是，如果任何人从我的房间门口越过，走出楼道甚至下楼外出，则要坚决执行隔离纪律，报上海远洋劳务船员公司，给予严厉的纪律处分。
我与杨船长，这次已经是第二次合作。“鹏利”轮在珍珠港外撞船之后，在日本卸货港更换了船长，遣返了电焊工，杨船长到日本接替解船长。船在日本卸完滑石粉，开回上海，进入上海船厂浦西分厂，修船。“鹏利”轮全套上远船员引咎辞职，由广远船员替换接班，我在上海船厂主持交接工作。杨船长，福建人，70年代中期集美毕业，是个处事温和，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了。第二天一早，老杨来向我报告，大副头天夜里擅自外出，找朋友喝酒去了。
大副是79级集美毕业，短暂的一天接触下来，我对他印象是为人随和，灵活头脑，担任大副的能力不成问题，昨天白天带队组织体检，联络代理安排车辆，协调不同医院科室的抽血以及量体温，等等细节都周到而到位，惟总感觉他缺乏原则而精心算计细节。与他本人闲聊几句，问他为什么还没有做船长，他承认如果埋头在劳务公司派遣的船上工作，论资历足够升任船长，可惜天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中间被朋友拉去炒更，到工资高的国外船东船上赚大钱，错过了上远劳务公司的派遣。几次下来，升任船长的考试与鉴定提拔受阻，不得已申请回公司，待派，积累公司内的海龄，准备更上一层楼。毕竟，大副工资再高，不如升到船长一级的工资丰厚。这一点，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晚上隔离启动之后，他曾经到我房间来，先是请假出去会朋友，我提醒他身为大副，根本不必开口请假。之后问我看什么书，想借去读。我手头只有一本，香港机场上飞机之前临时买来，准备隔离期间潜心细读的。书是一本好书，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读来引人入胜。我答应他，我看完之后，如果隔离尚未结束，可以借给他看。想不到，他居然趁我熟睡之后，溜出去了。一经发现，我马上去跟杨船长，商量处理办法。老船长立即召集所有船员，开会。
杨船长主持会议，我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我先是算了一笔帐，就是这次逆隔离的成本。不换船员了，我在香港无所事事，来到青岛心情放松，权当休假，鹏利公司的成本，微不足道的。反观上远劳务公司，经济帐固然不是小数，公司领导承担着政治风险，他们自始至终顾虑重重。这次的“逆隔离”安排，明显直接违反中远集团的文件规定，茆总和公司领导们是顶着雷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鉴于大副昨夜外出会朋友喝酒，已经中断了隔离期。接下来要不要继续？我们可以就此当场宣布这次“逆隔离”已经失败，大家立刻解散，打道回府。第一天就宣布失败，鹏利不会追究我的责任，茆总会怎么想？上海劳务公司整个领导班子怎么想？会不会处理直接责任人？如果这次行动失败，“鹏勇”轮上准备休假的船员日后早晚知道“逆隔离”失败的原因，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换做大副你是要休假的船员，会怎么想？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不知道，请大家表态。
我发言之后，船员们纷纷发言，大家火力全开，批评大副不是不自律，而是太自私，各个都表态不容姑息，绝不允许再犯。可想而知，大副此时的心情是如何地沉重，他知道后果严重了。如果我们就此发作起来，他在上海远洋劳务外派的前途与后路，彻底崩塌封死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大家道歉，后悔的心情溢于言表，态度坚决地表示绝不再犯。杨船长最后发言，首先建议，我们的“逆隔离”行动，继续坚持下去，给大副一个机会，给大家一个机会，给船上休假的船员留一个机会。接着，船长提醒大副，在船上工作的合同是九个月，自己如何挽回大家对你的信任，要仔细想想。这次不仅是大副在“鹏勇”轮的最后机会，搞不好也是他在上远劳务公司工作的最后机会，老船长苦口婆心地提醒大副，别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
会开得很好，大家的态度严肃了。大副成了反面角色，给大家提了一个醒，老杨跟我配合默契，确实让大家意识到隔离的难处，每个人自己都要平心静气地，坚定，坚守，坚持14天。其实，船员们出于职业习惯，放弃大部分自由而换来职业上的尊严，道理大家一点就透。拉开架势，严肃认真地去做，没有办不成之事。反而是我的青岛朋友，找来酒店了，约我出去喝酒。
同班同学，同寝室住了四年的张福友，大学毕业分配在青岛北海船厂，知道我住在“五四”广场边的酒店，直接来到酒店大堂，接我出去喝酒。酒店大堂的服务员，有了我的交代，自然是对所有人挡驾。但是大堂服务员听福友说，找带队的船员部杨经理，不清楚我做为带队人，是不是可以随意出酒店而不同于船员，就让福友从大堂打电话到我的房间。我房间的大门是敞开的，我讲电话从来是大嗓门儿，整个楼道都听得清清楚楚，全楼道的船员们，不用竖起耳朵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我一再解释了不能出去的理由，态度坚决地婉拒了福友的盛情邀请。我们两个老同学，2003年错过了此次的聚会，下一次的再聚会，已经是2016年了，此是后话。当时，老杨和大副，其他所有参与“逆隔离”的接班船员，一定知道了我和福友的通话，大家彻底知道了，此事大家都必须认认真真，儿戏不得。
现在回眸一看，14天隔离在酒店，不过是转瞬即过的短暂时光。但是当时的感觉，确实是漫长的整整两个星期。
2003年5月底，“鹏勇”轮从美国西海岸回到青岛港卸货。船刚刚靠好码头，接班的船员就已经列队在码头旁边了。已经从代理处得到消息的休假船员，眼泪汪汪地看着接班的弟兄们在挥手，其中的复杂心情，只有在船服务了14个月的船员才能够说得出来，道得清楚。为了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虽然我在酒店隔离了14天，大换班那天我没有上船去，所有事物交由代理安排，有杨船长带着去接班，接船，我不必亲自上船。想到这次逆隔离的成功，我心里知足了，满意了。
“鹏勇”轮换班完成后，继续其航程，离开了远东。不到半个月，疫情解除，中远集团下发文件，陆续恢复了船员的正常换班安排。这个时候，“鹏勇”轮已经在新接班船员的操作中，驶进了了湛蓝色的深深大海。如果没有这次“逆隔离”的提前安排，错过了青岛港，真不知道“鹏勇”轮的休假船员，如何是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鹏勇”轮当年在青岛成功的提前“逆隔离”安排，功德圆满，每每想起，心中欢喜。
再遇杨船长于青岛
Red_Blue5 (2026-04-28 07:36:29) 评论 (0)杨船长青岛逆隔离
2003年春节过后，香港的“沙士”（SARS）疫情来势汹汹，给船员换班带来很大的困难。随着疫情蔓延，中远（COSCO）集团下发文件，暂停了所有的船员换班安排。中远劳务外派的“广大上青天”公司，作为其下属企业，必须忠实地执行这一指示。
“鹏勇”轮（M.V. TOP KNIGHT），是鹏利船务公司五艘巴拿马型散货船之一，悬挂香港旗，由全套23名上海远洋劳务公司船员组成的，其中船长，大副和轮机长以下的14名船员，已经连续在船服务14个月，身心疲惫，难以为继。之前，船舶航运区域都不在远东，这次计划5月底到达青岛，是一个大换班的绝好机会。作为船员部经理，我如果机械地任由外派公司执行中远集团的文件指示，没有任何毛病，但是看到14个船员的在船服务记录已经14个月，仿佛看到他们略显呆滞又充满休假期盼的殷切眼神，我有沉重的职责心理压力。我在公司办公会议上建议，组织接班船员提前半个月到青岛逆隔离，准备船靠码头实行大换班。鹏利公司内部，开始有反对声音，主要耽心这种所谓的“逆隔离”，最终流于形式，没有效果而劳民伤财。我毛遂自荐，提出自己飞去青岛与接班船员一起隔离，保证方案的执行力度与效果，获得公司领导的赞同与支持。上远劳务公司，初始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集团的明文规定难以违反突破。在我提出自己与接班船员一同隔离的建议之后，鹏利公司的领导亲自出面与上远劳务公司茆总联系沟通，为了航行安全，一再坚持我们的建议。茆总召集班子，开会研究并形成一致意见，出于航行安全的最高原则，出于对船员身心健康利益的全面考虑，采纳鹏利公司的建议，并且承担所有交接班船员在内地产生的额外住宿与差旅费用。
通过青岛代理公司安排，我飞到青岛之后，与14名接班船员一起住进了“五四”广场附近的一家小酒店。事前与酒店达成约定，划出一个楼层的15个房间，专门接待我们15个自主逆隔离的客人。早中晚三餐吃饭，酒店专门隔离出来一个用餐区域，与其他酒店客人不发生任何交集。其实，这些对于酒店来说，当时是容易做到的。当时的疫情是，各个区域自行隔离，小区的大妈戴着红袖标，盘问进出的陌生人，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进进出出。青岛市的这种防疫的态势，导致这家酒店基本上没有其他客人，几乎成了我们专包的隔离酒店。这中间，他们对于从上海来的船员，没有任何排斥心理，反而对我这个从疫情严重区域的香港来客，有些疑神疑鬼。我在全体人员到齐之后，随大家一起到边境卫生检查检疫站做了专项体检，结果一切正常，消除了这个疑虑。
体检完成回到酒店，我和带队的杨船长，召集大家开会，宣布隔离纪律。每日三餐吃饭，集合点名后，杨船长带队，我和大家一同下楼用餐，饭后一同回房间。除了吃饭，任何人不许跨出楼层，我住在靠楼梯口的第一个房间，房门24小时敞开，任何人都可以越过杨船长的第二个房间大门，走进我的房间监督我的动态。但是，如果任何人从我的房间门口越过，走出楼道甚至下楼外出，则要坚决执行隔离纪律，报上海远洋劳务船员公司，给予严厉的纪律处分。
我与杨船长，这次已经是第二次合作。“鹏利”轮在珍珠港外撞船之后，在日本卸货港更换了船长，遣返了电焊工，杨船长到日本接替解船长。船在日本卸完滑石粉，开回上海，进入上海船厂浦西分厂，修船。“鹏利”轮全套上远船员引咎辞职，由广远船员替换接班，我在上海船厂主持交接工作。杨船长，福建人，70年代中期集美毕业，是个处事温和，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了。第二天一早，老杨来向我报告，大副头天夜里擅自外出，找朋友喝酒去了。
大副是79级集美毕业，短暂的一天接触下来，我对他印象是为人随和，灵活头脑，担任大副的能力不成问题，昨天白天带队组织体检，联络代理安排车辆，协调不同医院科室的抽血以及量体温，等等细节都周到而到位，惟总感觉他缺乏原则而精心算计细节。与他本人闲聊几句，问他为什么还没有做船长，他承认如果埋头在劳务公司派遣的船上工作，论资历足够升任船长，可惜天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中间被朋友拉去炒更，到工资高的国外船东船上赚大钱，错过了上远劳务公司的派遣。几次下来，升任船长的考试与鉴定提拔受阻，不得已申请回公司，待派，积累公司内的海龄，准备更上一层楼。毕竟，大副工资再高，不如升到船长一级的工资丰厚。这一点，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晚上隔离启动之后，他曾经到我房间来，先是请假出去会朋友，我提醒他身为大副，根本不必开口请假。之后问我看什么书，想借去读。我手头只有一本，香港机场上飞机之前临时买来，准备隔离期间潜心细读的。书是一本好书，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读来引人入胜。我答应他，我看完之后，如果隔离尚未结束，可以借给他看。想不到，他居然趁我熟睡之后，溜出去了。一经发现，我马上去跟杨船长，商量处理办法。老船长立即召集所有船员，开会。
杨船长主持会议，我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我先是算了一笔帐，就是这次逆隔离的成本。不换船员了，我在香港无所事事，来到青岛心情放松，权当休假，鹏利公司的成本，微不足道的。反观上远劳务公司，经济帐固然不是小数，公司领导承担着政治风险，他们自始至终顾虑重重。这次的“逆隔离”安排，明显直接违反中远集团的文件规定，茆总和公司领导们是顶着雷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鉴于大副昨夜外出会朋友喝酒，已经中断了隔离期。接下来要不要继续？我们可以就此当场宣布这次“逆隔离”已经失败，大家立刻解散，打道回府。第一天就宣布失败，鹏利不会追究我的责任，茆总会怎么想？上海劳务公司整个领导班子怎么想？会不会处理直接责任人？如果这次行动失败，“鹏勇”轮上准备休假的船员日后早晚知道“逆隔离”失败的原因，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换做大副你是要休假的船员，会怎么想？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不知道，请大家表态。
我发言之后，船员们纷纷发言，大家火力全开，批评大副不是不自律，而是太自私，各个都表态不容姑息，绝不允许再犯。可想而知，大副此时的心情是如何地沉重，他知道后果严重了。如果我们就此发作起来，他在上海远洋劳务外派的前途与后路，彻底崩塌封死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大家道歉，后悔的心情溢于言表，态度坚决地表示绝不再犯。杨船长最后发言，首先建议，我们的“逆隔离”行动，继续坚持下去，给大副一个机会，给大家一个机会，给船上休假的船员留一个机会。接着，船长提醒大副，在船上工作的合同是九个月，自己如何挽回大家对你的信任，要仔细想想。这次不仅是大副在“鹏勇”轮的最后机会，搞不好也是他在上远劳务公司工作的最后机会，老船长苦口婆心地提醒大副，别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
会开得很好，大家的态度严肃了。大副成了反面角色，给大家提了一个醒，老杨跟我配合默契，确实让大家意识到隔离的难处，每个人自己都要平心静气地，坚定，坚守，坚持14天。其实，船员们出于职业习惯，放弃大部分自由而换来职业上的尊严，道理大家一点就透。拉开架势，严肃认真地去做，没有办不成之事。反而是我的青岛朋友，找来酒店了，约我出去喝酒。
同班同学，同寝室住了四年的张福友，大学毕业分配在青岛北海船厂，知道我住在“五四”广场边的酒店，直接来到酒店大堂，接我出去喝酒。酒店大堂的服务员，有了我的交代，自然是对所有人挡驾。但是大堂服务员听福友说，找带队的船员部杨经理，不清楚我做为带队人，是不是可以随意出酒店而不同于船员，就让福友从大堂打电话到我的房间。我房间的大门是敞开的，我讲电话从来是大嗓门儿，整个楼道都听得清清楚楚，全楼道的船员们，不用竖起耳朵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我一再解释了不能出去的理由，态度坚决地婉拒了福友的盛情邀请。我们两个老同学，2003年错过了此次的聚会，下一次的再聚会，已经是2016年了，此是后话。当时，老杨和大副，其他所有参与“逆隔离”的接班船员，一定知道了我和福友的通话，大家彻底知道了，此事大家都必须认认真真，儿戏不得。
现在回眸一看，14天隔离在酒店，不过是转瞬即过的短暂时光。但是当时的感觉，确实是漫长的整整两个星期。
2003年5月底，“鹏勇”轮从美国西海岸回到青岛港卸货。船刚刚靠好码头，接班的船员就已经列队在码头旁边了。已经从代理处得到消息的休假船员，眼泪汪汪地看着接班的弟兄们在挥手，其中的复杂心情，只有在船服务了14个月的船员才能够说得出来，道得清楚。为了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虽然我在酒店隔离了14天，大换班那天我没有上船去，所有事物交由代理安排，有杨船长带着去接班，接船，我不必亲自上船。想到这次逆隔离的成功，我心里知足了，满意了。
“鹏勇”轮换班完成后，继续其航程，离开了远东。不到半个月，疫情解除，中远集团下发文件，陆续恢复了船员的正常换班安排。这个时候，“鹏勇”轮已经在新接班船员的操作中，驶进了了湛蓝色的深深大海。如果没有这次“逆隔离”的提前安排，错过了青岛港，真不知道“鹏勇”轮的休假船员，如何是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鹏勇”轮当年在青岛成功的提前“逆隔离”安排，功德圆满，每每想起，心中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