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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原生家庭养育了我，养育了我的原生家庭的是那片社会和文化土壤。

毛泽东还在世时，中国人信仰的是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到了我上高中的八十年代，这样的信仰似乎销声匿迹了。大家发现自己才是需要被世界解救的那一群人。共产主义精神狂热变成了对物质生活的疯狂追求，高考成了从家长到老师到社会高度重视的事。每次考试结束，老师们要用毛笔把全校所有同学的成绩分年级按由高到低的名次写在大红纸上，贴在教室外面的墙上。大榜贴出来后观者人头攒动，我猜想古时候科考放榜时的景象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那时我的名字总是在榜的前面，也为此觉得有些不自然，但并没有想过那些排名在最后的同学们在想些什么。现在想起来，他们该如何面对心中的自卑？如果他们不是来自有权力有背景的家庭，又该如何面对对自己一生前途的焦虑？而校方和老师们恐怕也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些排在后面的同学们的感受需要得到尊重。

那时我为自己位置总在前面感到不自然的感觉可能反映出我那时性格中的两个成分。首先，我并不怎么看重考试分数的高低，而是更看重父母亲看重的那个理想：做个在社会上八面玲珑的人，而排名靠前让我脱离了大多数同学的群体，这让我产生离群的焦虑。其次，我在内心深处对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有一种向往，不希望自己老是处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但那时我还没有察觉这第二个成分是我的价值观的一部分，而且是我的价值观中与我至为亲近的一部分。也是这个价值观让我在心中每次有优越感升起时感到有些不适。

养育我的社会对我的另一种塑造来自于媒体 – 包括书籍、杂志、收音机、电视、电影。一方面，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其内容中不存在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只有代表体制的官方内容对敌对的人、群体、思想和事件的定性、审判、羞辱。如毛泽东曾经指定的接班人林彪是叛徒、地主和资本家是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寄生虫、美国是帝国主义者、苏联是修正主义者、日本是罪恶的侵略者。

但另一方面，人生和社会毕竟包罗万象，有无穷多的维度，官方宣传机器不可能把它们全部照顾到。我似乎对那些在官方说法鞭长莫及之处的维度尤其敏感。一个记忆是，我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在父亲经常拿回家的那些报纸中，我发现国外新闻机构写的《参考消息》比国内新闻机构写的《人民日报》有趣得多，虽然 –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事 – 《参考消息》中的内容都是经过官方小心过滤、删节，其内容都是不与官方调门违背的正面报道。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国外的新闻通常都从小处下笔，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组成，而《人民日报》中都是干巴巴的大道理。大道理对我的吸引力自然不能与故事相提并论。

媒体对我的这两方面的影响显然多有矛盾之处，但我那时不知道在同一个视野中容纳对一个事物的不同看法为何物，于是它们被我隔离储藏：官方内容被我的第一人格接纳，游走于官方内容边缘的影子内容则被我小心收在那个非法的秘密小世界中，它们之间没有交流。

虽然我在出国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校门外的社会不可能对我没有影响。这影响的一部分是间接的：我被我的原生家庭和学校塑造，而我的原生家庭和学校又是被社会塑造。另一部分是直接的。印象较深的一个记忆是排队 – 我既不在学校、也不在家时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排队 – 也有些时候没有队可排：买火车票、上火车、上公交车。在这些地方，有时候有队，有时候没队，我想这是因激励机制而定。在老家买去北京的火车票时，每个人都可以买到票，所有的票都没座位，所以售票处窗口前有队。在上火车、上公交车时，早上车的人有座，晚上车的人没座，所以没有队。车门前一片混乱，谁的力气大谁就先挤上去。在另一些场合，多数人会排队，但经常会有人加塞。加塞的人经常振振有词，被加塞的人也只能忍气吞声。

本来我已经习惯了这些场景，觉得这就是我在社会中生存需要付出的正常代价，但来了美国之后从未在任何场合中见过大家要用身体的力气来把别人挤到后面的景象，而且在商场收银台排队时经常有人见我要买的东西不多而让我排在他们前面，才意识到一个社会还可以有别的运行方式。

我感到我早年与父母亲、学校和社会之间的这些关系对后来的我有这样几个影响：

首先，它们加固了我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的内因是我从小就有的恐惧，其外因则是从我的眼睛里看出去的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我总感觉自己好像是排在各种各样的队伍中，总是担心被加塞、总是以为自己在每条队中都是排在最后面的那一个。另一方面，出于对这种不安全感的心理补偿，我又向往成为大人物，居于众人之上，被许多人关注、仰视。我有时候梦想着要当世界第一，有时候又怕丢掉饭碗和社会身份、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一边是对在天堂最高处的梦想，一边是对被打入地狱最底层的焦虑，两个幻想都离现实相距遥远。

这样的心态形成一个怪圈：我总是将我与周围社会的关系解读为不平等的关系，这加重了我的不安全感。反过来，在我没有安全感时，我就更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九十年代初到美国时，经常在我心中萦绕的一个词是歧视。我并没有遇到过赤裸裸的歧视，但怕被歧视的事情发生。现在我想这种心理是也由于我自己的不安全感。我在下意识里承认自己与对方的不平等关系：我是一个外国人，而本地人有歧视外国人的资格。

现在我想，歧视他人与感到被他人歧视是出于同样的价值观，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歧视是优越感的宣示，感到被歧视是自卑感的结果。

其次是以评判代替理解的认知方式。我从小长大耳濡目染的思维方式是把每个人、每件事都作一个非黑即白的评判、插上一个标签 – 如美国是帝国主义、旧社会恶贯满盈、这个人不诚实、那个人心太贪。这标签来自于我心目中的有话语权者 – 我的父母亲、小伙伴、学校的同学和老师、教科书、新闻媒体。这样的认知方式只需要把人和事分出好坏、善恶、敌我、有用无用，省去了所有费力的辨析和思考。

直到现在，我经常会给我视野所及处的人和事贴上评判标签，忘记世界上每个人的经历、喜好、长短处都各不相同，世界上的每个事物也都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局限，我不经过耐心的了解和思考就很难理解它们的精微之处、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

想到这种认知方式的两个例子。首先是我对自己的评判。我的父母亲用这样的认知方式来评判我：书呆子、不懂礼貌、性格软弱、在社会上前途堪忧。由此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评判自己，不断给自己贴上各种标签，将自己与别人的地位作各种比较，首先是生出自卑感，然后生出优越感来补偿。

另一个例子是我对养育了我的那个社会的评判。在出国前，我对那个社会没有一个自圆其说的整体认知。这可能是因为我身在其中，那个社会就是我的整个宇宙，我无法跳出它之外、看到它的轮廓。在我的第一人格的心目中，那个社会正如官方媒体的形容，有最悠久的文明史、最广袤的土地、最勤劳勇敢的人民、在近代饱受帝国主义侵略者欺压、但现在正在伟大政权的领导下重回荣光。我的第二人格则对这样的图景冷眼旁观。

我开始形成对那个社会有整体认知的时候是出国几年以后 – 我来到了那个社会之外，第一次开始辨认出其轮廓。我读到了许多我原来不知道的关于那个社会的历史。那也正是对父母亲、对自己的年轻时代有许多抱怨的时候。其结果是故国传来的所有的消息在我这里都染上了让我痛心疾首的负面色彩。

又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拒绝了那片土地上的意识形态，却继承了那片土地上的以评判代替理解的思维方式。

要了解一个人、一个社会，花几十年的努力都不见得能得到全面一些的认识。对它们进行评判则是一秒钟就可作出。

我在对人和事不去仔细理解就作出评判时，我与我的评判对象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我在对某个人作贬低式的评判时，我高于他们；在对某个人作崇拜式的评判时，他们高于我。了解一个人、一件事则是我与对方的平等对话。

第三个影响是这些关系产生的情绪，如怒气。我注意到我的怒气有两种表现形式：发泄出来的怒气和隐忍不发的怒气。我在发泄怒气时，是在享受施用权力的快感，发泄的对象通常是比自己弱小者，如属下、孩子等，都是在知道不会遭到报复时发作。这怒气不会指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象，所以算不得一种勇气。

有怒气而隐忍不发同样是基于计算，在发现后果可能得不偿失之后决定隐忍。两种都是基于我与对方的不平等关系。

隐忍怒气不等于没有怒气。被压制的怒气会寻找机会表达自己。想起我小时候对于自己与父母亲和周围其他人的关系并没有那样心平气和地接受；我有许多的怒气郁结，只不过是隐忍而已。我对母亲的那次短暂暴怒、我曾暗暗幻想谋杀我的霸凌者、在高中时与老师争执、在大学里见证天安门学生运动时热泪盈眶 – 这些都是我心中怒气郁结的迹象。

当我计算出没有后果而发泄怒气时，我没有与对方交流的意愿；当我计算出会有后果而隐忍怒气时，我没有与对方交流的勇气。

怒气也是我在我的周围最经常见到的情绪：父母亲的怒气、老师的怒气、八九运动中学生和市民的怒气和镇压他们的党国体制的怒气。翻开《史记》，我读到最多的描写情绪的一个字就是怒。怒之后就是流血。怒气的长河从我的远祖那里就开始流淌，至今已经流淌了成千上万年，自然也流到了我的身上。

直到现在，不安全感、评判式认知和怒气还是我的每日生活中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