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炉合肥任教期间（1973–1978）
伍正志 6335
编者按
本公众号277期刊登了6335伍正志校友的佳作《我的第一架照相机——纪念爱妻乐俊士博士》，很受读者欢迎，大家反响热烈。本期继续刊登伍正志校友的续篇《幸福感最强的人生阶段》，以飨读者，欢迎评论区留言。
在鸭绿江畔的临江镇工作四年半后终于画上了句号。1973年7月，我和妻子乐俊士被选调进入了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的“教师进修二班“。1963年，我俩分别从上海市东中学和松江二中考进北京中科大高分子系，时隔10年，又从吉林省临江林业局一起调回母校——下迁到合肥的中科大。1973年7月到1978年10月，我在合肥中科大任教的5年，乃是自己一生经历中幸福感最强的一段时期，幸福感来自向老教师学习教书和给学生授课的过程中，也来自家属宿舍楼里简朴而快乐的生活之中。
教师进修二班
1972年，校党委书记刘达回到校领导岗位，老教育家敏锐地提出，要想把中科大在合肥继续办下去，第一要解决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1973年春，刘书记开办教师进修一班，招收了留校的50名64级和65级同学“回炉”，补上基础课，毕业后用作充实教师队伍。接着，刘书记向安徽省委申请批准200名合肥户口，以便调回64和65级中科大毕业生组成教师进修二班，而我和俊士就是乘着这股“回炉”之风被选调进入合肥中科大的。我感恩刘达书记， 也感恩推荐我俩回校的沈丽钧老师和佟振合老师。
1973年夏，第一批二十多名进修二班同学入校。其中，大多是64和65级，也有少数像我和俊士这样的63级同学。同学们住进了118号宿舍楼，女生在三楼，男生住二楼。大家在食堂用餐，菜谱丰富，价格低廉。58级留校任教的佟振合老师请我俩吃饭，花了3元钱，我们端了10样不同的菜肴，回宿舍与佟老师的室友贺光潜老师四人一起享用。食堂平日的菜谱比在吉林省临江林业局食堂的过年菜谱还要丰盛，而临江食堂还是老套路，按计划供应主食与副食。我感叹合肥虽地处长江以北，食堂美食却似江南。民以食为天，能不开心吗？
除了食堂的美食吸引了我，校园风光也让我愉悦。进入校园的北大门，两个圆形的荷花池塘，“眼镜湖”扑面而来。我的脑海里至今储存着这样一张画面，夕阳余辉给满池的绿色荷叶镶上了金边，一位三系退休老人李廷秀沐浴在光影下垂钓，画面突出了“宁静”二字。校园里有好几个池塘，边上则是草地，芊芊一片。鋪滿绿色荷叶的池塘，绿色的草地，构成了校园的主调。我喜爱绿色盎然的校园。
进修二班同学入学后，旁听了进修一班的数学和量子力学。史济怀老师教数学，包括复变函数、线性代数、富利哀变换和数理方程等；尹鸿钧老师教量子力学。两位老师都是中科大校园里的名师。我听史老师数学课还凑合跟得上，而上尹老师的量子力学就费力了。我以前学高分子化学专业，上了“丙型”的数学课和物理课，学时少，程度浅。一次，自己在图书馆，尝试做量子力学习题。进修二班的上海老乡、上中毕业生642范洪义走到我身边，自豪地告诉我，“习题做完了，很容易”。以后，范洪义师从阮图南教授研究理论物理，成为了全国首批获博士学位的十八位学者之一，参加了1983年5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2016年，我重访合肥中科大，洪义兄送我一本他写的诗集，“范洪义实习”。其中一首 “诗与物理”，表达了他对物理与诗有着同样的钟爱，还把探索理论物理与写诗抒情明志两者结合成为自己独特的情怀：“物理理论也是诗，一样佳妙余自知。悟出此中真义在，便是学问精湛时。”进修二班中有好几位像洪义兄这样的“学霸”，与他们成为同学和同事，有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增强了我的幸福感。
我和俊士常去安庆路一带逛商业街。记得一次我俩走进一家没有临街橱窗的布店，跨入店门，店内地面比街面低一台阶，而且不是水泥地面，只是夯实的黑土地。各种布匹整齐地排放在靠墙的柜子上，俊士在日光灯下，挑选中意的布料。我觉得这家布店的布置与吉林省鸭绿江边的临江镇上商店差不多，但安庆路的小吃店的食品比临江镇丰富多了，最中意油炸春卷。
跟着老教师学授课
1973年秋，学校招收了73级新生，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校方宣布63级同学撤离进修二班，回到系里，参加基础课教学。我和俊士回到了化学系有机高分子教研室。我加入有机化学教研组，跟着几位1958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科大的老教师，学习基础课“有机化学”的教学全过程。俊士被分配到高分子物理教研组，跟随徐种德老师筹备高分子物理化学实验室。我的第一个教学任务：跟周光琦老师（1958年南开大学毕业）承担72级的有机化学课。周老师每周上两次课，我则在上课当晚去119楼的学生自习室答疑，负责批改作业和上习题课。
1974年秋，我第二次承担有机化学课的辅导工作，跟着孙祥玉老师给73级化学物理专业同学上课。月余后，孙老师不幸遇车祸受伤，不能继续上课了。教研组决定由我独自继续承担这门课的教学。在教研组的张保中老师帮助下，我为自己制定了教学守则：备课–上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习题课与复习。（1）备课，以有机化合物官能团与化学性质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上课的主线，撰写教案，设计板书，上课前须背出教案。（2）上课，挺胸站直，目光前视，不低头看讲义，注重讲课逻辑。（3）辅导答疑，从同学的提问中找出自己讲课中的缺陷。（4）批改作业，统计学生错误最多的题目，为习题课做准备。（5）习题课与复习，讲完一章，用习题课来帮助同学复习。这段时间的上课实践，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一方面，我从课堂上同学们的眼神里看到了他们的理解与喜爱，另一方面锻炼了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我很享受自己的课堂教学过程。
根据校方要求，教研室决定为75级高分子化学专业学生实行开门办学，把“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两门课合二而一，称为“有机高分子化学”，并指定沈丽钧老师和我分别讲授高分子化学与有机化学。沈老师是中科大第一届高分子化学专业的毕业生（58级），196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领导高分子化学教研组。沈老师与我合作编写《有机高分子化学》讲义，并指导我以化学工业中的常见高聚物如聚乙烯、聚氯乙烯和聚酯等产品为例，把“有机化学官能团”与“高分子聚合反应”的相关章节连接起来。我跟着沈老师不但学到了高分子聚合反应机理，更学到了老师对待教学的认真态度和对待学生的爱心。我觉得以沈老师为代表的58级学长给后学作出了教学榜样，这是中科大来合肥二次起飞的动力之一。
1976年11月，75级学生完成了“有机高分子化学”的有关课堂学习内容。沈老师领着朱杏芬老师和我，带领全班20名学生，赴上海珊瑚化工厂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开门办学。沈老师和我负责跟班教学，讲授普通物理的朱老师负责后勤。同学们在厂里参加了预聚合反应、聚合反应和成品边角料的解聚回收等工序的实习。沈老师还请来了两位讲授化工课的邓照辉和梁冰玉老师加盟，带领同学去上海的几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化工厂开眼界，如参观了从日本进口全套设备的上海金山石油化工厂，操作工人全都坐在控制室里通过仪表控制化学反应，车间里干净，管道与反应釜排列有序。同学们在开门办学中表现出来勤奋自律，令我欣慰。在合肥任教的5年里，我前后参加了72级、73级和75级的有机化学课的教学，可以负责任地说，同学们虽然中学的基础较差，但继承了中科大同学勤奋自律的传统，无愧为中科大学生。
俊士除了带74级与76级的高分子物理化学实验课外，还参加了高分子物理教研组的编书任务。中科院北京化学研究所第七研究室的钱人元先生，曾在北京的中科大任兼职教授，给58级学生讲授高分子物理化学课，徐种德老师作为钱先生的助教参加了教学全过程。于是徐老师领衔带领教研组整理、补充和修改钱先生当年的讲课笔记，最后递交科学出版社出书：“高聚物的结构与性能”。1979年，俊士还带领76级高分子物理班两位同学的毕业论文，76级毕业班离校与部分老师留影。
1977年1月，地点：上海工业展览会，75级高分子化学专业同学与五位老师，梁冰玉，朱杏芬，沈丽钧，邓照辉和伍正志。
1979年夏，76级高分子物理同学毕业，一排左2伍越寰老师，右1乐俊士
校园生活琐记
中科大校园（现今的东校区）前身是合肥师范学院（合师范）。校园的北大门斜对着金寨路，校门东侧一带是农村，东南和南面有几个水塘和一大片水稻田。虽然校园四周建有红砖围墙，但不少处已成断墙残壁。农民挑着农产品跨过断墙，进入校园住宅区兜售。我把校园戏称为城乡结合部，没有丝毫贬义；相反，来自吉林省鸭绿江边的我，非常喜欢合肥地处江北，却酷似江南。合肥土话，”裤子大“（科技大），”喝稀饭“（合师范），都有股浓浓的麻油香味。这些是我所爱。
“到科技大放牛”
1973年初秋，一次，轮到了化学系的基干民兵校园巡夜。有机高分子教研室的马德柱老师领着何平笙、周冬令和我，执行任务。傍晚，我们到系办公室，领了三根齐眉木棍和一个手电。四人聊着天，沿着校园的人行道巡逻。天黑了，校园里路灯不多，集中在图书馆楼、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一带。过了10点，校园渐渐安静下来，只有此起彼伏的蛙鸣和耳边蚊子烦人的嗡嗡声。马老师建议去后校门附近的橡胶厂查看一下。橡胶厂是有机高分子教研室建造的教学-科研基地，研究开发丁基合成橡胶。橡胶厂有一栋两层小楼，一楼是实验室和室内走廊。小楼周围没有路灯，在手电光下，我们沿着小径走向橡胶厂。楼前的草地上卧着两头黑魆魆的水牛，一位黑衣人从室内走廊朝我们走来，并从胸口的袋子里掏出了一张纸，递给我，用合肥话说：“我有介绍信，来裤子大放牛”。我拿手电照着读：“兹介绍XX大队XXX到科技大放牛”。介绍信上还盖着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印章。我们四位基干民兵默认了放牛郎所持的介绍信，到中科大校园来“办公事”。生产大队一定是按以前合肥师范学院在此的惯例，农忙后，大队派人牵着水牛，跨过校园断墙，水牛自由自在地在“裤子大牧场”啃草嬉水，贴近自然，共享资源。现在校园里的大学生难以想象农民居然凭生产大队介绍信到校园放牛，这反映出中科大在合肥“腾飞”前的校园氛围。
从器材库里的“蒙古包“到136楼新居
1974年初，我和俊士在化学系器材库住了几个月，等待校房管处分配家属房。器材库在图书馆三楼的东侧大厅，堆满了从北京玉泉路校园运来的实验室仪器、橱柜、实验台和高凳等。在6435杜定准帮助下，我搭了个蒙古包式新居：用几个一人多高的大柜子作“围墙”，再用实验室红黑厚窗帘，盖在柜子上面作蒙古包顶。新居里面安置了从林业局带回来的家具。冬天，早晨挂在新居里的毛巾，冻得硬邦邦的。晚上，我和俊士“回家”是从图书馆南面的小门进入楼道，楼内很暗，整个图书馆东侧，只有我俩，习惯了，也不害怕。不久，6532的李俊清/王俭夫妇成了我们的邻居。他们在器材库大厅东门外的楼梯口，隔离成了一个带有小阳台的过道房间。我们两家都在食堂用餐，盼着学校房管处早日分房。
1974年9月，我的住房申请被批下了：136楼东门洞三楼靠西的一套南北两居室。136楼和137楼，两栋合师院留下的三层红砖宿舍楼，一北一南，两楼平行，位于校园的东北之隅。每栋楼有3个门洞，共居住36户。走进我的居所，一段2米长走廊，右手边，4平米小厨房，内有朝北的小窗。往里，两睡房，一南一北，南房11平米，南窗朝着137楼；北房9平米，北窗外是学校围墙与墙根下的邻居菜地。从二楼上三楼的拐弯处，设左右两厕所兼作淋浴室，三楼四家合用。我的隔壁邻居、近代力学系58级留校的董会双老师和印刷厂小张夫妇，带一双儿女（大海和丫头）住两间朝南两居室，外间带阳台。
进修二班的6533蒋祥玉帮我装修。当时，妻子在上海娘家待产。我去校后勤部，领来水泥、沙子和石灰，按配方拌好水泥。祥玉熟练地用刮刀抹平地面，来回几下，水泥地面变得又平又光。我赞扬他的手艺，他说在军垦农场当过泥水匠。为了对付校园里的蚊蝇肆孽，我用从林业局买来的木材自制了纱门，纱窗，伸出南窗的晾衣服架，还自制了碗柜与书柜。10月下旬，我在同学的帮助下，把家具搬入新居。厨房的水斗边上放一口大水缸，一张三屉桌靠墙，桌上一头是自制的碗柜，另一头放着从林业局带来的特产椴木菜墩。桌子底下摞着蜂窝煤，煤饼炉靠北墙，炉下垫着几块砖。这，就是我婚后的第一个家。
学做家务
1975年春，俊士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从上海回来，对136楼新家的布置基本满意。妻子向来大度，不是那种嘴碎挑剔的妇道人家，此乃我一辈子的造化。家务分工：妻子朱内，照顾婴儿与烹调；我主外，购物、买菜和清理食材等。我自幼在上海家里靠奶奶和老保姆照顾，连如何使用搓板洗衣服还是进北京中科大后才从一位杭州籍室友处学会的。现在有了家，有了孩子，我开始学做家务了。
住在137楼的邻居周冬令是我买菜和清理食材的老师。冬令兄比我大5岁，上海人，60年代初加入北京玉泉路中科大有机化学教研组。我跟随冬令兄去南七里站的农贸市场买菜，学习如何挑选食材。如买母鸡，挑选肚子肥壮，须防黑心商贩往鸡肚子内注水（上过当）；而鸡冠发紫，无神，可能是瘟鸡（禽流感）。也学会了杀鸡、烫鸡、拔毛和清理内脏，弄清了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买活鲫鱼，要生猛，肚子不大，否则一包鱼籽。冬令兄现场示范如何辨认鱼肚子里的苦胆，刮鳞宰鱼，先除鱼胆，后拉内脏； 一旦苦胆破了，鱼就苦得无法吃了。至今，我在世界各地旅游时，当地居民的菜场是我必游之处，此一爱好的起点，可追溯到南七里站买菜的经历。我喜欢自己去市场买菜，常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当时，花生米、菜油和香油是油料作物，属“统购统销”，农民无权在农贸市场出售，但偷偷地卖，顾客则偷偷地买，形成“黑市”。既然“黑市”，不宜光天化日之下交易。天蒙蒙亮，冬令兄带我去七里站附近的公路边找卖花生米的商贩。如何选择花生米？冬令兄说：先手摸，是否干燥？看颜色，是否发霉？看形状，是否饱满？他还要我自备一杆“称”，要我学会读称与如何检查零点，以防卖家作弊。我多次购买花生米、菜油和小磨香油，但从未遇见“城管”干涉。
一次，天蒙蒙亮，我跟着冬令兄骑车去巢湖鱼码头买鱼。一路上，凉风习习，田间路面狭窄，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的车后面。一小时后，到达湖边鱼市场，天大亮了，已经有不少卖鱼的摊位。俊士要我买巢湖特产银鱼，要做上海菜“银鱼炒蛋”。巢湖的银鱼雪白，比太湖银鱼要大一倍。冬令兄还建议我买了一条两斤多的翘嘴白鱼，他介绍说，鱼的形状象上海菜场里的海产湘鱼，但体大、肉嫩、鲜美和多刺，适宜清蒸。以后，我回沪与家人过年团聚，必带翘嘴白鱼，那是母亲的最爱。
妻子善于烹调、缝纫和编织等家务。她会做上海口味的家常菜、做点心和应时美食，如端午包粽子，中秋做广式和苏式月饼，过年擀皮子、拌肉馅、包饺子和做八宝饭，备年货做香肠、酱油肉、腌咸肉和做风鸡。我还买了一架小石磨，自制水磨糯米粉和黑芝麻粉，俊士制作猪油黑芝麻馅的宁波汤圆，口感就如在上海吃过的正宗宁波汤圆。我嘴馋，庆幸自己的口福，心里美滋滋的。
俊士还会织小孩毛衣毛裤、裁剪和缝纫小孩衣服。我曾经好奇地问妻子，你13岁离家，去上海郊区的松江二中住校读高中，怎么会做家务呢？她的回答很绝，说：“这有什么难？看看就会了呗。读书是最难的，读书都会，家务就没什么难的了。”我惊叹妻子的逻辑推理，也见证了她说的“看看就会了”。以后，我在加拿大旅游商店，看中了一件粗毛衣，后背编织了印第安人崇拜的鹰图腾。几个月后，俊士给我一个“惊喜“，为我织好了一件米色粗毛衣，衣襟与后背也编织了她自己设计的鹰图腾（见照片）。我心服口服她的空间想象力，至今珍藏这件毛衣。在校园里，我见证了好几位像俊士那样的中科大“理工女“，她们都具有读书和家务双全的傲人表现。
“理工女”爱妻乐俊士博士为我打的毛衣的正反面
请杨先生带年货
我如果不回上海老家过年，就设法托同事给上海两边父母家带年货。母亲喜欢小磨香油，俊士父亲喜欢喝黄酒，配油炸花生米。那时，合肥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但属于“黑市”。上海还处于靠计划分配年货：每户1斤花生米，一小包葵花籽，2两香油，一只冻鸡，两三斤冻鱼。家人还须一大早去小菜场，凭户口本排队购买按计划分配的年货。
有一年春节前，我买好了花生米和香油，托化学系系主任杨承宗教授带回上海。1958年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时，杨承宗教授就是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的系主任（08系），是位德高望重的放射化学家。1951年他从法国巴黎大学获化学博士，导师是著名的放射化学家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儿）。以后，杨先生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放射化学系。1970年，杨先生随校下迁来合肥中科大，任化学系系主任。平时打扮一身蓝，蓝布中山装，蓝布裤子，戴顶蓝色解放帽，说一口吴侬软语式的普通话，平易近人。
托杨先生带年货那天早晨，我和几位上海籍年轻教师骑车，载着装年货的手提袋，绕道进入合肥火车站月台，找到了杨先生的车厢，便把一袋一袋装满年货的手提袋从车窗递进去。车厢里的一位同学接了，把记有名字的手提袋整齐排放在行李架上。那时的绿皮火车从合肥到上海，需时一天。我让妹夫傍晚凭上海火车站的站台票进入火车北站接年货。妹夫找到了杨先生的车厢和座位号，等着杨先生喊名字，顺利地接过了手提袋，回家。后来，我在系里遇见杨先生，他还跟说了一句“伍正志，你妹夫长得挺神气的”。我敬佩杨先生“接地气”的作风，我也为我们这帮上海籍青年教师自豪，居然敢请杨先生这位40年代留洋的博士系主任“带年货”。那个时代中科大校园里洋溢着：“沒上沒下的平等，当官的没有那股官气”。我更佩服杨先生与我们这些“小字辈”一样，不在乎什么规定。
至今，我常怀念这位慈祥而睿智的老人，每每想起先生的平时为人，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在杨先生这样的系主任手下任教，那是我的造化，能不心情舒畅吗？上天也眷顾杨先生，寿至百岁。2024年秋，我回访中科大，特地请老同学张祖德教授陪着，向先生的青铜雕像鞠躬致敬。
雇保姆照顾婴儿
136楼西门洞一楼住着一位70多岁的徐奶奶，她是合师院留下的“保姆头”。我请徐奶奶找了一位来自无为县的保姆，50岁左右，自带粮票。我和俊士的工资都是每月50多元，粮票32斤。保姆工钱每月16元（不带粮票的保姆，每月12元）。有了保姆后，母亲怕我们粮食不够吃，每次回沪探亲，她会给我一些全国粮票。当时，全国粮票是“市场上的硬通货”，用来跟农民换大米，换小磨香油，换花生米，在136楼下就可以做成这些“市场交易“。保姆除了白天带儿子外，还管烧三顿饭菜。我仍然每天早晨去南七里站农贸市场买菜，买完菜就交给保姆了。俊士须去实验室工作，我搞教学，自由度大些，一般去图书馆备课。我们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午睡，1点45分，学校广播响了，再去上班。下午5点多下班，俊士喜欢抱着儿子老虎在楼间的小路上散步，与过往的抱着婴儿的年轻妈妈们闲聊，大家有着相同的“下放-回炉-任教”的经历。那时候，大约有十多家进修二班的同学居住在136和137楼。
邻里互助
在136楼居住的几年里，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其乐融融。那时候，合肥家庭用蜂窝煤烧菜煮饭，每隔两月，我与6435的杜定准合作用板车为两家拉煤。煤店在安徽医学院附近，离中科大仅一站路，但要过银行干校（现在的北校区）前的大坡。我俩把蜂窝煤装上平板车，小杜揹上车揹带，两手握车把，拎起，感觉一下重量平衡，然后指挥我挪动一些蜂窝煤，直到他感觉合适为止。小杜拉车，我在后面推。平道不费劲，但过银行干校前的大坡挺费力，到坡顶，我俩一身汗。进校门后，先到小杜家卸煤，再拉到136楼，一趟一趟地把蜂窝煤饼搬到我家三楼厨房。平常，一天用3到4块煤饼。炉膛熄火时，我会向楼下进修二班的朱英辉家借一块烧红的煤饼，放入炉底，再加上一块新煤饼，让火慢慢燃起。
136-137楼居民区的五六户有幼儿的家庭，成立互助组，组员轮流骑车去牛奶场取预订的牛奶，并分配到各户。每周我轮到1到2次取奶，下午4点骑车出发，穿过安徽大学校园，到五里墩牛奶场取奶，来回一个多小时。那时，邻居们互相帮助买菜、拉煤和取奶，只要不耽误教学任务就行。凸显校园的慢生活节奏，悠然自得，从容闲适。
一天下午，我突然听到二楼邻居，进修二班6533施文芳同学在阳台上喊救命。我急忙下楼看究竟。她先生躺在客厅地上，瘦骨嶙峋，不省人事。我有点紧张，急忙和闻讯赶来的一楼进修二班朱英辉，三楼的司机小王，对门137楼的进修二班653李俊清，四人一起把病人抬上车，送往三孝口的安医急诊室。病人患有I型糖尿病，平时很瘦弱，靠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那天发生了昏厥。亏得及时送医，经处理后，转危为安。2008年夏，我和俊士回校参加中科大50周年校庆，在化学学院的庆典晚宴上，施文芳看见我俩就大喊，“救命恩人来了”，大家一起回忆起30多年前发生的136-137楼邻居协力救助昏厥糖尿病人的往事。
1976年7月28日的那场7.8级唐山大地震之后，据传，合肥也可能会发生地震，于是，校方要求各家搭地震棚。我从学校后勤处，领来了搭棚的木棍、粗竹竿塑料布芦席和铁丝等材料。在邻居的帮助下，我在136楼后面， 校园围墙前的菜地上搭了一个地震棚，用木棍和粗竹竿，搭架子，塑料布作棚顶，三面用芦席围起，里面架上床板，床前再拉上塑料布帘子。旁边则是邻居老董家的地震棚。第一夜，我和俊士带着不到两岁的儿子，加上保姆，四人挤在地震棚的“大床”上，半夜下雨，棚顶不漏，经受了考验。这一夜，我恍恍惚惚，似睡未睡，儿子和他母亲却睡得很香。第二夜，我不受罪了，回楼睡。过几天，136楼的邻居们也陆续结束了露宿。可惜，搭地震棚把136楼的邻居、进修二班641张贤科/许浦华家的菜地践踏了。
小竹椅文化
从北京下迁来的中科大教职员工，入乡随俗，家家都有小竹椅。我用小竹椅给儿子喂饭，洗脚，讲故事。我还把小竹椅带到了上海的父母家，很受欢迎。小竹椅还用来听政治报告。那时，校园里没有大礼堂，周二下午，教职员工在二食堂开大会，听政治报告。我们揹起小竹椅，走到二食堂，但食堂容量有限，不少人就坐在门口。我就常与有机化学教研祖的几位老师张保中，伍越寰，周冬令等人坐在食堂外面，聊天，看报，直到会议结束，大家再一起揹起小竹椅回家。从1973年到1978年，合肥校园里的意识形态氛围比以前我在北京玉泉路中科大校园时期（1963–1968）淡化了。小竹椅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选择听报告的“座位”。
1977年秋，我小妹从下放的江西果林场来合肥小住，她印象最深的是看露天电影。周六傍晚，从136-137楼住宅区走出来的大人和孩子，每人揹起小竹椅，带着一把赶蚊子的大芭蕉扇，组成一支小竹椅大军，把136楼和137楼之间的过道挤得满满登登的，一起走向大操场看电影。大操场里的观众，坐在自带的小竹椅上，黑压压的一大片。迟到的观众就坐在屏幕后面，看反面电影。有时候，中科大东边的近邻，安徽省水利厅，周末放电影。136-137楼的居民们，又组成一支小竹椅大军，跨过中科大校园东面的断墙，走过一段只容一人行走的水稻田埂，再跨过省水利厅的断墙，走到放电影的操场，坐在小竹椅上看电影。我想，水利厅的职工家属一定也和我们一样，揹起小竹椅来中科大操场看电影，水田旁的农村居民也享受到两边的电影招待。中科大、省水利厅与周边村庄的居民们，跨过断墙，畅通无阻，不但有着商业上以粮票易物的便利，也一起分享着当时唯一的娱乐资源——蹭看邻家电影，凸显校园处于“城乡结合部”的特色。来自京城的科大人，也融入了当地的小竹椅文化之中，其乐无穷。
挂钥匙的邻家小女孩
我从教研室下班回家的路上，常遇见一位漂亮的小女孩，大眼睛，7岁左右，脖子上挂着钥匙，放学后开心地与小伙伴们在137楼西头嬉闹游戏。小女孩是有机高分子教研室马德柱/罗筱烈夫妇的掌上明珠。马老师也常带着爱女到教研室来，一位老师给小女孩起个外号：小马驹。她聪明伶俐，深受教研室老师们的喜爱。中科大1970年从北京下迁到合肥后，化学系的老师与学生们一起被“工宣队”带到马鞍山，参加“一打三反”运动。工宣队要求全系师生员工一律住进工棚式的男或女集体宿舍，统一管理。襁褓中的小马驹与妈妈，罗老师，一起睡在女工棚的通铺上，但罗老师患心脏病，夜里一人带孩子，不堪重负。后经工宣队批准，在男工棚的一角，为马老师一家三口，搭了个独立的“家庭棚户”，让马老师夜里可以照顾小马驹。于是，襁褓中的小马驹也就跟着父母一起参加“运动”了。20多年后，小马驹在美国中西部高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拿到了材料学的博士学位，加入3M公司，成了我和妻子从事新药研发工作的同事。小马驹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性格开朗，脸上常挂着微笑，很有人缘。他们夫妇买下的房子离我家不远，同属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木梅镇（Woodberry，MN）。1998年马老师和罗老师夫妇从合肥中科大来美看望女儿一家，我特地请他们来家小聚，还请来了在芝加哥定居的原有机化学教研组的老同事周冬令/王秀英夫妇（照片见下）。我在3M公司里遇到小马驹，她仍旧喊我“伍叔叔”，引来一位姓李的3M同事调侃：“你称呼老伍“伍叔叔”，我和老伍同辈，怎么不称呼我“李叔叔呢？“我和妻子也聊起过这一“年龄差别”话题：70年代末，我俩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时，与周围同学们年龄差不多，大多是61-65年入大学的老五届，而我俩是63级。但是，以后出国读博士研究生，当”博后“，进公司，渐渐地与周围的中国同学或同事的年龄差别越来越大了，与78级同学，差了15年。不少3M公司里的中国同事举行家庭聚会时，要他们的孩子敬称我俩：爷爷、奶奶了。
1998年9月，与中科大高分子有机化学教研室的老同事在明州作者家小聚。右起：
乐俊士，周冬令，马德柱，罗筱烈，王秀英，伍正志
访客
我在136楼的家里，接待过不少老同学、朋友和亲戚来访。进修二班的同学回校时，大多在26–28岁，属谈婚论嫁的年龄。有同学来与我俩商量相亲的事，有同学在谈朋友中托我俩从旁美言几句，也有同学遇到难以决断的问题，要我们帮忙分析利弊。一位上海籍同学讨教如何安排与相亲对象的第一次见面：相亲谈话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谈话后一起去吃饭好？还是一起去看电影更妥当？我说应该谈自己大学毕业后的经历，谈回中科大自己的教学工作，和今后的打算。这些都是”亮点“。俊士说一起去吃饭可以有更多时间谈话，以便相互了解，而看电影没法聊天。这位同学第一次与女友见面后，还特地来我家，得意地告诉我俩，姑娘也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最后，他俩成了。同班（6335）的李福如与同事从黑龙江海拉尔市到合肥出差，特地来中科大校园的136楼看望我们，一起享用家常饭菜。我俩成功从吉林临江林业局南调回合肥中科大后，不少还在东北的老同学求助我帮忙联系调回母校。我则有求必应，收到老同学求职申请信，立即把信送到他们求学时所在的系办公室。一次，我还把申请商调的信送到数学系系主任龚昇教授家里。可惜，大多无果，仅办成了一例。我俩同班的上海籍同学徐震春来家商量，如何从沈阳调回南方？我把新认识的化学系教员、上海老乡、南京大学化学系63级的温元凯介绍给震春。我说元凯足智多谋、热心助人，科学界和教育界的朋友多，路子广。不出所料，元凯介绍震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当研究生。以后，震春还顺利赴美攻博。
从三口之家到四口之家
儿子小时候常生病，感冒发烧，打针吃药，成了校医务所的常客。一次，我骑自行车，带8个月大的儿子去打针，儿子坐在自行车前面的小竹椅子上，椅子是卡在自行车的横档上的。我经过图书馆，有点下坡，车速较快，路上横着一条自来水管子，车碾过水管时，一个颠簸，把儿子从小座椅上震掉下来了。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衣服，避免了一场事故。我停下车，抱儿子坐上小座椅，再把椅子朝前挪一点。到家，仍后怕，告诉俊士这场险情，她警告我，以后碰到道路不平，下车，推着走。
1978年俊士怀着老二，临产前，还在自己裁剪，缝纫婴儿衣服。一天，她踩缝纫机，感觉不对劲，说：胎位可能变横位了，要我马上陪她去校医务所。上海籍的妇产科陈医生很有经验，判断是横位。陈医生熟练地把胎位转成正常，再用布带子固定住，并关照，不要再踩缝纫机了。在回家的路上，俊士告诉我，老二在肚里跟老大完全不一样，老大胎动少，而老二胎动多。
1978年3月7日，女儿出生于合肥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出生前一天午后， 我送俊士去安徽医学院妇产科住院待产，一直陪她到晚上12点，医生说不会马上生，要我先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我去医院，护士说，生了个女孩。估计，女儿是凌晨2-4点钟出生的。俊士看见我，非常兴奋地描述小女儿的体型，还开心地说真好玩。那几天，3岁半的儿子在家，扶着楼梯口的栏杆，告诉每一位上三楼的邻居，“我妈妈到医院去生老二了”。出院那天，我请邻居司机小王开车，约了沈丽钧老师一起去安医接俊士和婴儿。我搀着俊士，沈老师抱着婴儿，一起回到136楼。那时，中科大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但我俩没有生育指标，派出所不给女儿报户口。过了约半年，我俩拿到生育指标后，才给女儿落户，女儿当了半年的“黑户口”。1978年3月18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开始了“科学新长征”。我跟俊士说，女儿是“必“字辈，起名“必征”，小名“征征”。
女儿诞生后，我们又请了保姆。儿子老虎已经3岁半了，进了中科大幼儿园。以致许多年后，儿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UC Berkeley）读研究生时，他与来自中科大的室友小刘调侃：“我也来自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幼儿园肄业。“
我俩一起建立了温馨的家，春华秋实，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体验到家庭中洋溢着的亲情。我俩为儿女，为家庭，忙碌着，乐在其中。这是从人性，从生命的根底里流出来的，人生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
儿子伍必成
女儿伍必征
儿子和女儿
报考科学院研究生
1978年初，为了实现自己“当科学家”的梦想，在俊士支持下，我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劝我：你已经能够独立授课了，再过几年就可以招研究生，何必去考研呢？我有自知之明，自己从未单枪匹马地做过科学研究，仅靠书本上的知识，哪来的资历去带研究生呢？在五年的有机化学教学实践中，我渐渐对探讨有机化学反应机理的实验工作感兴趣。在选择导师的问题上，我听取了在中科院感光研究所的佟振合老师的意见，报考了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物理有机化学研究室室主任蒋锡夔教授的研究生。录取后，我带着4岁的儿子于1978年10月回到了上海；而俊士则带着刚过半岁的幼女留守合肥中科大。1979年，俊士为了家庭团聚，决定报考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黄维垣院士/史观一教授的研究生。我为她准备了有机化学复习资料。一位中科大74级的同学回忆道：1979年乐老师带两位76级学生的毕业论文。一天，乐老师宣布要考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向一位同学借分析化学讲义。当时乐老师既有教学任务，还要带着刚过周岁的女儿。那一年，上海有机所向全国只招5名研究生，俊士参加了初试、复试和口试，成功录取。
1979年10月，我回合肥中科大136楼搬家，小女儿已经一岁半了，她站在小手推车里，咧着嘴喊“爸爸”，一点不怕陌生地张开小手要我抱，但她那副可爱的样子像照片一样印在我的脑子里。人生旅途中“合肥任教”这一章已经翻过去了，它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新的一章“上海读研”开始了，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又迈进了一步，我们一家四口在上海团圆了。我的父母非常开心看到俊士成功地把儿子和女儿的户口报进了老家——上海惠民路149弄12号。
家族心愿达成
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文忠公）的后人，我于1973年携妻子俊士，如愿从吉林省临江林业局调回母校合肥中科大任教，建立家庭，儿女双全。 70年代末，我俩又双双考上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追逐当科学家的人生之梦，离开合肥，回到上海。合肥几年，事事顺心，幸福满满，冥冥之中，感觉受到了神灵的护佑。2024年秋，在中科大张祖德教授陪同下，我把一张太奶奶李经璞（我的曾外祖母，母亲的奶奶，李鸿章文忠公的幼女）的照片捐献给合肥市李鸿章故居陈列馆。
以前，我参观过该馆多次，看见太奶奶的哥哥和姐姐的名字和照片都在馆里，遗憾的是独缺文忠公幼女李经璞的照片。而且网上把太奶奶的名讳误写成李经溥。从太奶奶写给她姐姐李经璹的信中得知，文忠公生命的最后数月，一直由16岁的太奶奶在旁陪伴。请求馆方能够把这张照片与太奶奶的父亲及兄姐等家庭亲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此乃我的心愿。
太奶奶李经璞（1885-1966），李鸿章幼女
太奶奶和作者，1947年夏，上海海关宿舍，惠民路149弄12号，伍家门口
2024年秋，作者持太奶奶照片站在高外祖父李鸿章的合肥故居门口
附录1
在上海图书馆所藏《张佩纶家藏信札》中，收有一通太奶奶李经璞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1901年7月14日)致她姐姐李经璹的家书，参见《南方都市报》，2018-08-14，苏州博物馆申闻：
三姊大人妆次：去冬通函后久阔音问，想念时殷，遥维俪祉增绥为颂。闻近来家务操劳，日无暇晷。外甥辈提携怀抱，不免费心。阿当尚未种牛痘，老人谓西医种痘不拘何时，毫无禁忌，不似华俗似以及时早种为是。侯府新居闻甚宽阔，八月间能否早搬，念念。妹到京后，常侍庭闱，窃见公事繁剧，老态日增，欲早息肩，未知能如愿否？生慈以次壹是平顺，堪慰远怀。手此，敬问坤福，余不一一。妹经璞敛袵。五月廿九日。
外甥辈均吉。
生慈暨季兄嫂嘱笔致候。
附录2
在恩师佟振合院士80华诞上的发言（2017.8.24）
各位老师，各位师弟和师妹们，你们好！谢谢主持人杨国强教授让我作为佟先生的学生，第一个在佟院士80华诞上发言。我讲三点，1）介绍一下我是谁；2）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发言；3）我的心愿。
我叫伍正志，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专业。今年72岁了，在美国3M公司做新药研发近20年，退休前任职，3M药物传递系统部门科学家。在本次第十五届全国光化学学术讨论会上（2017年8月21日–24日兰州），我报告的题目是：“如何遵循FDA的规定来评估新药化合物的光化学稳定性”。我很高兴能够参加本次年会组委会举办的“佟振合院士80华诞”庆典活动。
在1968年的“复课闹革命”中，佟老师给我们中科大6335班讲授高分子化学课。因此，早在50年前，我就成了佟老师的学生了。这是主持人杨教授让我这位“老学生“最先发言的原因。
我和妻子乐俊士1968年12月从北京中科大毕业，被分配到鸭绿江边上的临江林业局，在边陲之地历练了四年半。1973年，迎来了转机，佟老师和另一位老师推荐我俩回母校（合肥中科大）任教。同年8月，我和俊士回校报到，佟老师还从二食堂买了10个菜为我俩接风。我觉得自己在合肥任教的5年是我一生中幸福感最强的阶段，在佟老师的帮助下，重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当一名科学家。
1978年报考研究生，我面临一个人生十字路口，再次受到了佟老师的点拨。我在中科大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过程中，对用实验方法研究有机化学反应机理感兴趣，决定报考中科院北京化学所的蒋明谦教授的研究生。初试通过后，我查文献发现，蒋明谦教授是用他人的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经验方程，与我的初衷相悖。我便向已在中科院北京感光所工作的佟老师求教。佟老师建议我报考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物理有机化学实验室的室主任蒋锡夔教授，我遵从了老师的建议。从此，我一辈子在自己喜欢的物理有机化学领域里耕耘，硕士生研究题目是自由基反应机理，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光激发态的反应途径，在柯达公司的成像机理实验室的物理有机化学研究组任职，跳槽到3M制药部门，用物理有机化学来研究新药的降解反应机理。
2006年，我回国参加导师蒋锡夔院士80华诞，并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举办的庆典中作了学术报告：“用物理有机化学解决新药研发中的三个难题”。佟老师也出席了那次庆典并作了报告。那时，我就立个心愿，以后，要参加佟振合院士的80华诞。今天，我高兴地实现了这个心愿。
各位师弟和师妹们，当您们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也许会像我今天这样，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询问自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受了哪些贵人的指点，我才成为了今天的“我”呢？佟老师就是我的贵人，指引我走上了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成为一名物理有机化学家。最后，当着这么多师弟和师妹的面，我要说一声，谢谢您，佟老师。
【作者简介】伍正志（6335），1968年北京中国科大化学系毕业，分配到吉林省临江林业局工作，1973年调回合肥中国科大化学系任教，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硕士，1987年获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博士，1990年完成Purdue大学的博士后训练，进入Eastman Kodak公司，从事彩色胶卷研发工作，1996年转入3M公司的Drug Delivery Systems Division,从事新药品研发，2013年从3M退休。退休前职称，Division Scientist。现定居在加州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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