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3个月前离开黎巴嫩的时候，我把一片叶子留给了房东。

那是一片来自尼泊尔蓝毗尼的无忧树叶。蓝毗尼是佛祖诞生地，我一直把它视若珍宝。房东接过它时，有些惊讶，也有些郑重。我们信仰不同，但他明白，那不是一片普通的树叶。

他问我：“为什么要离开黎巴嫩？”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不能只说这里生活不便。停电、缺水、垃圾、物价、药品短缺，这些当然都是真实的。在黎巴嫩，许多“第一世界”习以为常的事，都需要重新学习：热水要等私人发电机烧好，电力要在不同系统之间切换，街道上常有未被清理的垃圾，空气、水和食物也让人和狗都频繁生病。生活里有太多细碎的摩擦，像砂纸一样，日复一日地磨损人的精力。

但这些并不是我离开的真正原因。

伊朗以色列打起来后，最尴尬的国家出现了

从阳台往外看的景色（作者拍摄）

一、乳与蜜之地：美好生活下的隐痛

刚到黎巴嫩没多久的时候，我开始从南到北地看这个国家。它比地图上显得更丰富，也更脆弱。地中海的风、山地的凉意、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阳光，让这里配得上“乳与蜜之地”的古老称呼。

只是，我越了解黎凡特的历史，越会意识到，这片土地上的许多裂缝，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它们从一百年前的边界划分、宗派安排和外部干预中延续下来，至今仍在起作用。

一个周末，我和小狗坐在山里的小庭院看着夕阳。28度的风从山间吹过，有鸟叫和虫鸣，老人和孩子拎着蔬果，牵着狗走在窄路上。那一刻，生活显得安静、完整。但在黎巴嫩，这种完整感总是很短暂。山风背后，战争和边界从未真正远去。

我半开玩笑地对电话那头的美国朋友说：“如果你要来玩，赶紧趁我在的时候来。再等久一点，黎巴嫩就没了，变成以色列了，想玩就不是同一个味道了。”

城市里的花正盛开（作者拍摄）

这句话像玩笑，又不像玩笑。

黎巴嫩的美好太具体了：海岸、山谷、花园、咖啡馆、教堂与清真寺，黄昏时分的贝鲁特海边，紫色晚霞铺满地中海。但在这些美好之下，埋伏着一种长期的不安。它来自历史、也来自现实，来自外部力量、也来自内部结构。

黎巴嫩太美，也太小；太开放，也太容易被他人进入。它拥有丰富的宗教、族群和文化，却没有足够强大的共同体结构，去承受历史不断施加给它的重量。

所以，房东问我为什么要走时，真正难以启齿的是另一种感受：我站在这个国家的阳光和山风里，却不断看见它过去的裂缝，以及未来可能的坍塌。我该如何告诉这位温和、体面的从“第一世界”回到黎巴嫩的名厨房东——我觉得你的国家正在一点点失去它自己，它可能即将不复存在，所以我要走了。

黎巴嫩的路边凉亭（作者拍摄）

那种让我决定离开的巨大的不安，它并不只属于黎巴嫩，也不只属于贝鲁特街头某一栋被炸毁的大楼，而是属于整个黎凡特，属于眼下正在被美以伊局势重新牵引的中东。

加沙战争之后，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红海、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南部，像一串彼此相连的火药引线。伊朗、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对峙，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正面战争，而是落在第三方土地上：空袭、无人机、代理人武装、边境炮击，以及被迫承受代价的普通人。

黎巴嫩正是这样的地方。它不是美以伊冲突的唯一舞台，却是最脆弱的承压点之一。它像一只被反复拉扯的旧船，船身早已漏水，甲板上却仍有人争夺方向盘。人们讨论“美以伊局势”时，常说的是核问题、军事部署和战略威慑。但在黎巴嫩，这些宏大的词会迅速变成日常生活里的具体问题：一栋楼是否会在一小时警告后被炸毁，一家医院是否还能运转，一条公路是否还能通行，一盒抗生素是否还能买到。

黎巴嫩的悲剧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中东现代史的一块剖面：殖民边界、宗派政治、金融崩溃、外部干涉、代理人战争，以及普通人在大国战略之间被不断消耗的命运。

黎巴嫩的街道（作者拍摄）

二、拼接的国家：历史如何制造裂缝

今天意义上的黎巴嫩，并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民族国家。它更像是二十世纪初大国秩序重组时，被人为缝合出来的政治空间。

奥斯曼时期，这里只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一战后，英法重新划分中东，《赛克斯—皮科协定》成为这种外部划线的象征。法国获得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后，为了在黎凡特建立一个亲法、并能保护马龙派基督徒的政治实体，把黎巴嫩山周边的的黎波里（逊尼派）、赛达（逊尼派）、提尔（什叶派）、贝卡谷地（什叶派）一并纳入。

一个宗教和族群结构复杂的国家框架，就这样“粗暴”地形成了。

对于拥有共同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的群体而言，国家可以是一种凝聚。但对于一个被外部力量设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而言，国家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实验性质：它既有受保护者，也有被纳入者；既有内部宗派之间的权力分配，也有外部大国持续不断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边界画好了，但共同体并不会自动生成。

黎巴嫩赛达海上城堡（作者拍摄）

1943年，黎巴嫩宣布独立。各派政治力量签署《黎巴嫩国家公约》，试图以宗派分权的方式维持平衡——总统由马龙派基督徒担任，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议会议长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穆斯林群体快速增长，基督徒又向海外流失，原本的政治分配逐渐与真实社会结构脱节。

与此同时，南方的以色列迅速崛起，巴勒斯坦问题也开始深刻改变黎巴嫩的命运。

1950至1970年代，贝鲁特曾有过一段黄金时代：金融开放、文化活跃，欧洲人和海湾富豪来到这里度假、投资、消费，“中东小巴黎”的称呼并非完全夸张。但繁华很快被历史打断。1970年“黑色九月”后，巴解组织被约旦驱逐，大批武装力量进入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西区，以色列、叙利亚、伊朗、美国及各类地区力量相继卷入。

随后十五年内战，十余万人死亡，上百万人流亡，贝鲁特被分割为东西两半，城市成为废墟，国家几乎解体。

黎巴嫩的黄金年代（图源网络）

我在黎巴嫩时，偶尔会和驻南黎维和部队的中国军士见面。他们向我描述排雷、巡逻、穿越封锁线的日常。

南黎有碧海蓝天，但他们的生活与度假无关。早饭之后，他们要前往任务区，有时明明身处黎巴嫩境内，却仍需经过以色列方面的检查与许可。他们拿出联合国徽章，穿越封锁线。以色列士兵（IDF）打量他们，看过证件，才放行。

这是2026年战前的故事。如今，连南黎维和部队也成为了以色列打击的对象——自今年3月对伊开战以来，南黎维和部队已经牺牲6人。

回到北京之后，我和一些之前同样在黎凡特一带有过驻扎经验的外交人士出门喝酒聊天。朋友举出手里的手机给大家看了维和部队的同事排雷期间被炸烂的大腿，我们几个“文官”看到照片里那血淋淋露出半个骨头的大腿，只能叹息再叹息。

在黎凡特的广袤土地上依旧有许多的地雷，叙利亚目前仍有30万地雷，黎巴嫩境内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都是内战的产物，也是连年灾荒动乱的结果。这位军官被炸伤了大腿实属不幸，但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成千上万的黎巴嫩与叙利亚老百姓因为意外踩雷而当场毙命。

逃离战争的黎巴嫩老百姓（图源网络）

内战结束于1989年的《塔伊夫协议》。但国家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中心来重新整合权力，地方势力和宗派寡头则在废墟中巩固了各自的地盘。今天人们熟知的真主党，也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一位维和部队朋友曾讲过他与真主党成员打照面的经历。对方荷枪实弹，他有些害怕。真主党问他：“你是哪里人？”

朋友摸了摸自己的小枪，吞了吞口水但还算临危不惧地回答道：“我是中国人（I am Chinese）。”

听到“中国人（Chinese）”，对方哈哈一笑，放下了手中的长枪，举手表示欢迎。

在中东土地上，我本人也在无数外交和民间场合里得到过类似的“礼遇”。它背后并不只是对某个国家的好感，而是一种更深的历史记忆。中东普通人太熟悉殖民、干涉、制裁与战争，相比之下，中国人没有美国人那样华丽的ppt，他们在许多地方留下的印象更加朴实——修路、建房、做生意、种菜，甚至是一句亲切的招呼：“亲爱的（Habibi），我用自家种的白菜做了点饺子，你要吃吗？”

这当然不能解决黎巴嫩的问题。但它说明，在这片土地上，普通人依然会用自己的经验判断谁带来了恐惧，谁至少没有带来新的伤害。

酒店门口禁止携枪入内的标识（作者拍摄）

三、悖论贝鲁特：从“中东巴黎”到破产国都

内战结束后，黎巴嫩迎来过一段表面繁荣。它像一个混合了瑞士、香港和澳门想象的小型经济体：银行、港口、旅游、地产、离岸金融，支撑着中产生活的幻觉。但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借债和金融游戏之上：政府不断借钱维持系统运转，银行以高利率吸纳存款，整个国家像一座越垒越高的庞氏结构。2018年，黎巴嫩政府支出为150亿美金，占全国GDP的83%。

2019年，危机爆发。外汇储备耗尽，信用评级下调，银行冻结存款、限制取款，许多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对自己积蓄的支配权。我的一位黎巴嫩同事，至今仍有数十万美元被困在银行里。钱名义上还在，却取不出来。银行2025年时提出解封一小部分，他称之为“吐几个钢镚”。

2020年8月4日，约2700吨硝酸铵自2013年就囤放在贝鲁特港口，历经多年无人打理，最终引发爆炸。两百人死亡，三十万人无家可归，半个贝鲁特被毁。这不是单纯的事故，而是国家治理长期失灵的爆炸性呈现：出具风险警告的官员神秘死亡，留下两份自相矛盾的尸检报告无人问津，腐败、推脱、失能……所有问题最终都以最残酷的方式落在普通人身上。

贝鲁特港口爆炸（图源网络）

在黎巴嫩，国家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存在：有政府，却又仿佛没有政府。

垃圾清运会因欠款停摆，贝鲁特曾一度垃圾成堆、臭气熏天，货币贬值让工资迅速失去购买力，电、水、药品都需要额外寻找、额外支付，甚至额外托关系。当地人谈起腐败时，语气里常常没有愤怒，只剩疲惫的熟悉。腐败不再是新闻，而像天气一样，成了生活背景。

战争的阴影也始终没有真正离开。

我住在黎巴嫩的大半年时间里，来自以色列的炮击时有发生，一天之内轰炸几百次为常态。就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僵持不下的当下，黎巴嫩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仍在大规模进攻黎巴嫩。黎巴嫩卫生部6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13人死亡、11072人受伤。

我和黎巴嫩记者朋友对此义愤填膺。但我们心里也都清楚——停火期间遭遇袭击，对南部居民来说简直就是日常得不能再日常的事情。

官方发布的袭击警报（作者提供）

停火期的一个晚上，我带狗去贝鲁特海边散步，想专心领略海港之美，便把手机留在家里。地中海的晚霞很美，紫色的云层沿着海岸延伸，虽然海边有垃圾和海水混杂的腥味，但景色仍然动人。回到家，我打开手机，才发现两小时前开始，一条又一条以色列空袭的警报来临，黄色的感叹号、红色的警戒号络绎不绝。

距离我住处十分钟车程的大楼，在刚刚的轰炸中被夷平。当天早晨我还路过了这栋楼，未曾想几个小时后它便不复存在了。手机的通知里，还躺着袭击前一小时以色列方面向楼内居民发布的临时警告。人们惊慌失措，带着孩子、证件和所有值钱的物件冲出家门。一小时后，炮弹应声而落，居民一辈子的积蓄在大家的泪水与尖叫里化为齑粉。

提前通知，竟然已经在现代战争中被视为一种“克制”。但对失去房子的人来说，这种克制并不改变结局——没有赔偿，没有重建承诺，没有人为他们一生的积累负责。

手机中接连不断的轰炸通知（作者提供）

四、一盒阿莫西林：生的希望与死的威胁

贝鲁特曾是中东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它的衰亡不像罗马那样经历漫长而缓慢的下沉，而是被战争和金融危机两次击穿——从“中东巴黎”到破产国家首都，只用了40年。其中最刺痛人心的，并不只是宏大的历史，还有细节的生活。

一位中国同事经常去当地市场买菜，一来二去便与菜市场主人相熟。有一天同事见这个黎巴嫩大哥愁容满布，问起原因，才知道他需要一种药却始终买不到，身体病痛不断加剧。同事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发现那种药在中国非常普通，像999感冒灵一样随处可得，美团外卖15分钟便可以送到家。他便答应对方，下次从中国回黎巴嫩，可以顺手带一些。

在黎巴嫩街头遛狗（作者拍摄）

这让我想起刚到黎巴嫩时，我和狗也曾双双病倒。最基本的宠物阿莫西林和抗炎药很难买到，人用药也常常短缺。一个周日晚上，狗病得厉害，商店都关了，我抱着它满大街找医生。车流从身旁经过，残破的楼房里透出灯光，我站在陌生城市的夜色中，第一次那么清楚地感到对“无药可救”的恐惧。后来，我不得不从中国和美国把药带进黎巴嫩。

对富人来说，药品短缺、金融崩溃和战争总有绕开的办法；对普通人来说，水、电、药、稳定货币和可预期的银行系统，都变成了奢侈品。

在黎巴嫩的医院输液（作者拍摄）

2026年3月，我离开黎巴嫩后不久，南黎局势进一步恶化。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南部，炮弹摧毁民宅、医院和基础设施，大批平民流离失所。美国朋友打电话给我，半开玩笑地问：“你的房子还在吗？”他知道以色列常常攻击医院，而我之前就住在医院旁边。

那家医院在2020年贝鲁特港口大爆炸中曾被毁去一半。医生被迫在大街上抢救病人。后来医院修好了，大厅里立着牌匾纪念那场爆炸中死去的平民，我每次经过，都会停下来多看几眼。

我想，我的房子大概还在。只是这一次，被抹去的不是我家十分钟外的一栋楼，而是南黎的大片村庄。它们曾经有名字，有道路，有橄榄树，有家庭相册，有孩子上学的路线。现在，它们可能只剩下地图上的空白和幸存者口中的回忆。

离开黎巴嫩前，我把大部分衣物、药品和生活用品都捐了出去。在中国，一盒人用或宠物用阿莫西林不过二十元人民币，甚至更便宜；买多了，随手放在家中某个抽屉里；找不到，再买一盒也并不困难。但在被炮火和经济危机反复侵袭的黎巴嫩，这样一盒小小的阿莫西林，可能是一条狗的命，是一个老人多出来的时间，是一个家庭不必在深夜绝望奔走的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