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类似于“罗马焚城时尼禄却在弹琴”的典故，那可能就是该国最新的五年规划。
这份为国家未来几年的经济战略定调的政策蓝图于周四在北京获得全国人大批准。其中第15章题为“大力提振消费”，宣称中国消费者终于要开始赚得更多、花得更多了。
这一北京方面已承诺二十余载的愿景，其意义远不止于中国国内。倘若中国消费者真能扩大支出，将有助于降低该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现行依赖出口的战略导致中国商品充斥全球市场，既为中国创造巨额贸易顺差，也与美国等贸易伙伴持续产生摩擦。
然而，新规划恐怕难以改变这一局面。文件大体上延续了中国长期奉行的方针：优先发展外向型产业和技术，而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由消费驱动的经济。
即便中共领导层希望释放更多消费，仍然有许多重大障碍，包括越来越多劳动力陷入收入不稳的低薪就业困境；人口迅速老龄化并持续减少；以及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都促使人们为了应对不时之需而更多储蓄。
此时此刻，中国民众外出大笔消费的意愿或许比过去几十年的任何时候都要低。许多人在网上表达日益增长的焦虑，发帖谈论收入减少、就业困难。2025年，中国人均月收入刚过3600元，失业率居高不下。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一项根本性变化是这些问题的根源。
自2010年代初以来，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自动化发展、新冠疫情期间大量企业倒闭、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国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岗位消失。这迫使无数劳动者转向不断扩大的服务业，而这些岗位通常技能要求更低、薪资也更低。
据估计，目前有2亿人——至少占中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从事着不稳定的“零工”工作，比如送外卖或送快递、开网约车、在网上卖货或做其他短期工作。根据去年的一项研究，近一半的零工劳动者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养老金、失业救济、生育保险和住房保障。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长期投入不足，使问题更加严重。除此之外，技术的进步让公司能够精准把握季节性需求并简化招聘流程，使它们能够根据需要随时雇佣或解雇员工。
中国的户籍制度也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不安全感。该制度限制人们在户籍所在地之外获取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这实际上是确保了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口为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提供廉价的流动劳动力。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如果彻底取消这一制度，将把巨额福利成本转移到这些城市身上，而这些城市目前能够在不承担社会成本的情况下享受外来劳动力带来的好处。
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消费型经济，而且未来看起来也不容乐观。
这场已持续五年的房地产崩盘让房主们只能继续偿还那些卖不掉的公寓的房贷。新婚家庭是住房、家电和汽车消费的重要推动力。但中国人的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也越来越低：2025年中国人口连续第四年下降，新生儿数量也创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口减少，自然也意味着消费者减少。
更深层的问题或许在于，中国共产党关于让消费者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承诺，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为了安抚批评者而开出的空头支票。
多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徘徊在40%或以下（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重超过65%）。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鼓励消费的政策，但这些政策通常采取的形式是对家电、电子产品及汽车提供补贴和返现。这虽然增加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销售额，却并没有真正改善普通消费者的处境。
如果要提高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就意味着要将部分国家控制权让渡给民众，而这是中共所不愿做的。
在美国和欧洲，政府通常通过减税、向个人和家庭直接发放补贴，或者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人们为应对突发情况的储蓄需要，从而刺激消费。而中国政府则主要通过企业来管理经济：将投资资金导向企业、给予它们补贴，并通过其他方式推动企业落实党的产业政策。
如果要真正提高中国消费者在经济中的作用，实际上就意味着把收入重新分配给家庭，这样一来，党能够用于引导资本投向战略优先领域（例如发展科技产业）的资金就会减少。而北京认为，发展科技产业对于实现技术自给自足以及与美国竞争至关重要。
中国出口机器的成功几乎无法激励共产党改变路线，去冒险尝试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战略。贸易顺差固然会与贸易伙伴产生摩擦，但也为北京赚取了大量硬通货，并催生出无数关于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电池、船舶及许多其他产品领域占据出口主导地位的新闻头条。所有这些都在国内外观众面前塑造了一种中国经济强大的形象。
中国政府表示，新的五年计划将促使居民消费支出的显著增长。但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一切照旧：世界市场上充斥着更多低价中国商品，新兴经济体推动自身发展的努力面临更大压力，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进一步减少——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