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黄政家族在老家砀山聚会合影。
本文中除署名照片外，均为黄政亲人提供。
作者按：黄政（1935.10.01-2025.09.29），这个名字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身份：“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右派、劳教分子、林昭同案、苏州疾控中心退休干部……在他生命的晚年，是兄弟姐妹们敬爱的大哥。为纪念去年9月29日离世的黄政，我写过一篇访谈录《三个月交往、十五年重刑、永远的怀念》，还写了《线人政治与诗人往事——朱红与林昭、黄政冤案》；作为这个纪念系列的第三篇，本文写的是他的家人往事。
为什么会在访谈冤案之后，还会去寻访家史？通常，人们会认为这些是私人生活，没有那么重要。而我的出发点是这样：黄政的厄运，是从他父亲黄尔恒在肃反前被审查开始的。父亲的过往，仿佛是一种原罪，他因此被抛出生活常轨，被开除团籍，被划右派……他对现实的疑问由此开始。那么，他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次，黄政的父亲被关押至死，没有结论，黄政亲自去处理了他的后事。当他遇到林昭时，他们两位都是失去了父亲的人。他们怎样看待父亲的死？父亲和其他亲人的非正常死亡，对他又有哪些影响呢？
还有，如果说那个时代的家庭出身是原罪，那这种“罪”是怎样设定的？我觉得，相对于五七幸存者的叙事文本，在一九五七之前的政治运动中被扫荡的人，除了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等显著大案，留下的记录很少。但普通人的遭遇同样是这些运动的直接后果，他们的故事应该浮出水面，而不是在历史上消声。
当我问及黄政的弟妹有关其父的情况时，我也认识到，他与儿女们关系并非简单。你难以用好人或坏人的标准去解释，也难以用政治上的红与黑去判断。但是，就像那些在镇反、肃反中被网罗的许多年长者一样，运动的决策者，并不在乎他具体的经历是非。当他作为曾在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工作过的官员被立案拘捕，他身后的妻子和儿女们，在时代的巨潮席卷过来时，怎样存活下来呢？
有关当代史的正统叙述通常是围绕事件展开，在官网的编年史里，可以读到高层的决策、政府的作为、国家的利害得失；至于政治运动的代价——被批判或清理出局的人，在其中常常被数字符号取代，消失在无名的百分比里。而当家庭的支柱被拆毁，长辈沉入政治的黑洞，他们的后人命运如何，这是我想知道的小数点后面的故事，也许，这应该算是历史的生命纹理。
黄政劫后寻亲的故事，是在这个层面上感动了我，他找到失散数十年的弟妹，向父亲奉上为人子女的纪念，他用自己对和平与安宁的感受，鼓励后人要成家，要有子女。他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维护人性和亲情连接的角度回看时代、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同样，即使社会的正义迟迟未到，个人、家庭仍可以努力在先，去抚平创伤，重建记忆。这是他弥合历史伤口的努力，也是他留给亲人的精神遗产。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想通过这样的写作来表明：每一个蒙难者，都值得一份人生档案。
2025年9月5日，黄政去世的二十四天之前，他的弟弟妹妹和亲眷来到他病室床前，砀山的三弟黄钦及上海的小弟张建中拉着他的手，小妹杨志琴用手机录下了这样的场景：
病重的黄政，气力不足，说话很慢，我听到他说：……大哥没有能力啊！
小弟努力安慰说：你是最好的大哥。
长长的鼻胃管，从他耳边绕过，在鼻孔边固定。他心里可能明白，这是此生的诀别。他回答小弟说：……我想她呢……我小妹……最后你们，能够找到……这也是我做人的本分，其他我没有力量……
妻子陈淑玉安慰他说：……挺幸福的，兄弟妹妹年纪这么大了，都赶过来……
这段视频仅有四十六秒，却浓缩了一个大家庭儿女们悲欢离合，我对黄政家事的寻访，也是从这段视频开始的。
2025年9月5日，黄政的弟妹们在病房探望黄政。
一《牧马人》式的情缘
1985年春，黄政刑满释放已近六年，而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他自己还是单身一人。
1982年，电影《牧马人》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年轻的朱时茂扮演了片中主角许灵均，面对那阴差阳错而要求留下的四川姑娘，他别过脸去，艰难地吐出四个字“我－是－右－派”。当他回过头来，一个时代的劫后余生者，经历了一场泪水的昭雪。一时间，影片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更强烈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右派清白无辜，有权利重返社会，享有婚姻权利。
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有多少女性受到影片的感召，接纳了被耽误了青春的右派归来者，但黄政的妻子陈淑玉却是这样。她在浙江丽水工作，有过中医的职业训练，是企业法人代表，独立开有诊所，此时还是单身。她说，看了《牧马人》就想到，右派都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刑事犯罪。如果我碰到这种人，哪怕他瘫痪了，我也要照顾他一辈子。
妻子淑玉在黄政留下的藏书前，2025年11月13日艾晓明摄
1985年“五一”假期，陈淑玉经亲友介绍与黄政见面，黄政那时已在天命之年。淑玉不在乎他那些罪名，在她眼里，黄政是那样清清爽爽的一个人，个子高挺，模样端正；既有军人气质，做事情又很细腻。他给她寄东西，包袱皮都是自己缝的，针线活挺好。更不必说，这个人因言论入罪，有才华，有思想。
相识后，黄政对她倾诉了自己的经历，牢狱十五年，从不与任何亲人联系。她记得他说，多少人都受不了，绝望了，明明高墙下有电网，就那样跳下去了啊……
他们的婚礼很隆重，在丽水那边，亲友坐了十八桌。她的父母拿出自己的积蓄来办这场婚礼，在他们看来，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事情都是变幻不定的，一场“文革”下来，多少冤案！女婿一表人才，值得接纳。
婚后，淑玉辞去老家的工作，随黄政来到苏州，从此患难与共，相伴一生。
黄政的弟妹们一致认为，大嫂的到来，使黄政享有了后四十年的现世安稳。淑玉回想起来也说，黄政三岁丧母，好端端一个少年军人，却因政治变故，屡遭打击。幸亏他活得长，才算不枉人间岁月。
结婚后，黄政对淑玉说：我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呢，我要找到他们。
黄政出席女儿的婚礼，2017年5月20日。
二一位父亲与他的四房妻妾和子女
黄政有多少弟妹呢？他们缘何失散？看到那段告别视频，我试图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却发现他们中有四个姓氏，分别为黄、张、邱、杨。问及原因，又涉及黄政的父亲与四房女人的姻缘。志琴说我的本子太小，他们的故事要都说出来，一个本子也记不完。
还好，黄政生前有一份手书的家人名录，其中有父亲黄尔恒与他的原配和续娶的女人、儿女的亲缘关系。
黄政手书——父亲黄尔恒与四房妻妾及子女
黄尔恒（1906-1961），二十世纪初的1906年出生于皖北砀山县东关外三里陈楼村。他与林昭的父亲彭国彦（1904年—1960年）生卒年月相近，他们曾同为那个时代的官员，即1949年后被新政权标记为“反动”或“担任伪职”的官吏；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一身份经历，会在他们去世之后，将两位儿女——黄政与林昭拉近。
根据黄政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的讲述，父亲黄尔恒考取了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第一期，这所学校跟黄埔军校相差不到两三年。
我根据他的说法在网上核查，先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与中央警官学校的关系。黄埔军校于1924年2月在广州创建，1927年9月迁到南京。1930年夏设立宪警教导队，学员毕业期限为六个月。1930年冬季，该队第一届学员毕业，停招第二期学员。1930年年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受令附设宪警班，筹备就绪后，在1931年3月通告招生及投考资格。1931年第一期学员的录取相当严格，考生分为“特准与考者”以及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自愿学习宪警者。如果黄尔恒进入的警官学校与黄埔军校关系密切，那他只能是宪警班第一期学员，此时他年二十五岁。
黄尔恒遗照，时年35岁，这是他留在世间不多的照片之一。
由黄政在砀山的大弟黄君保存，二弟黄辰翻拍。
根据黄政在砀山的亲人回忆，黄政所说的“中央警官学校”，时间要推迟到1936年。查唐恺《南京记忆：民国中央警官学校钩沉》一文，国民政府1936年在南京栖霞区“五棵松”，建立了当时中国警察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央警官学校，它的前身是“警官高等学校”，1934年从北京迁至南京。警校分正科和特科两种教育模式，正科要求有高中毕业资格，修业期为两年。特科则为学员班，学员均为各省市现任警官。这种情形，有点接近于现在大学招收的正规生与进修生。1937年11月，警校西迁至重庆。此时，警校的第一期正科和第一期教育讲习班、高级班，交警训练班和战时警察训练班均已毕业。
如果黄尔恒属于警校第一期的学员，那么应该是在他本人三十岁那年，进入了特科班，而不是此前该校招收的正科生。因为高等警官学校1935年招收的学生称为第二十二期，1936年3月招收的学生称为第二十三期，不称第一期。
黄政谈到，父亲曾在江苏盐城、昆山、江浦、苏州等地任职，担任过警察分局的局长、督查等。从照片上看，黄尔恒容貌俊朗，黄政长得很像父亲。有关黄尔恒的公职履历，我未查到有关他本人的记录，儿女们的印象也不完整。由于对阶级斗争的恐惧，长辈不敢细说在“旧社会”的经历；手稿、书信或证照这些私人文书和物件，经过抄家、搜捕，难以保存下来。在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中，这是普遍的情形，黄政家中也是如此。
黄政小妹志琴根据大哥手书写出的两代家庭成员名单
根据志琴抄写的名单，我试图大体描绘出黄尔恒的生活轨迹。与民国年间的大多数男性一样，黄尔恒十八岁时结婚。他与原配夫人张氏（1902-1985）育有三女一男，长女黄碧云（1925-2009）出生时，黄尔恒年十九岁；一年后次女黄翠云出生（1926-1962），这两个女儿后来一直生活在老家砀山。三女黄瑞云（1931-2015），又名黄苏卿，她比黄政大三岁，后来嫁给一位南下干部，在浙江丽水安家。黄尔恒与张氏还有一个儿子黄君（1938-2020），他比黄政小三岁。
黄政是黄尔恒的第二位太太葛春华（1914-1938）之子，葛氏比黄尔恒小八岁，在黄政三岁时病故。家人记得她得的是“月子病”，月子病的范围很广，如果生育后在月子里落下病根，往往长久地影响母亲的身心健康。葛春华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
葛春华去世后，黄尔恒迎娶了第三位太太方英（1912-1973），原名方静怡，黄家姐妹称她“方妈”。方英与黄尔恒育有三男一女，不过，看纸上名单，有两个女儿的名字。原来，长女黄慕琴（1930-1949）是方英与前夫的女儿，进入黄家时年十岁。黄政的母亲去世后，抚养黄政的先是大娘张氏，五岁时他来到苏州，由方妈抚养。方妈的孩子们中，黄辰比黄政小六岁（1941-），黄强（1944-1975）比黄政小九岁，最小的妹妹志琴（1947-），比黄政小十二岁。在苏州的孩子们中间，黄政是名副其实的大哥。1950年，黄政考上军大离家，小弟建中（1951-）出生。
黄尔恒的第四位太太张素（1913-1989），原名张锦芙，常熟人，她与黄尔恒结合，时间在1941年秋后。张素与上述三位女子不同的是，她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朱红在接受林昭传记作者赵锐采访时说：“黄政的继母是被捕的共产党员，跟黄父结婚才活了下来，解放后开除回家，在居民生活服务站工作。黄政回苏州后没地方住，经继母求人，居委会同意他在生活服务站里勉强摆个床铺安身。那生活服务站位于北局，是苏州的闹市区，离我家也不远。1962年六七月间，我实在找不到工作，就把家里的旧书搜罗到一起，在那个生活服务站门口摆了个摊。”
在这个旧书摊前，发生了林昭-朱红-黄政的一段公案。
在黄政笔下，“母亲心善”这四个字，指的就是继母张妈。1962年1月1日，他从劳教农场回来，没有出路，白天外出打零工，晚上借住在张妈做事的生活服务站里。
与朱红所述不同的是，张素没有入党，也不是“解放后开除回家”，而是在肃反中受黄尔恒牵连被捕，释放后失去公职。
张素与黄尔恒育有二女一子，长女张帆（1942——），比黄政小七岁，原名黄金枝。长子黄钦（1944-），比黄政小九岁，幼女邱复梅（1945-），比黄政小十岁。
总之，从1941年到1945年，在黄尔恒位于苏州的家中，一度曾有方妈和张妈这两位夫人同居一宅，这座宅子在老十梓街137号，是一处两进的庭院，院内有多个房间，客厅外有蟹眼天井，有自家水井。黄辰记得，第一进正厅两侧的厢房东边住着自己的母亲方妈和他们兄弟俩，对面是张妈和她的女儿，第二进住着砀山老家的亲戚。
三家庭聚散之一：方妈和她的孩子们
方英（1912-1973），摄于1962年，时年五十。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由于战乱、政权更替和世事变迁，黄尔恒在苏州与两房太太同居的多子女家庭逐渐解体，未成年的孩子们全然不知自己会被命运的巨掌拨到哪个角落。
抗战胜利前，黄尔恒已离开汪伪时期的警察部门，失业数年。孩子们接连出世，经济上无法支撑。据黄辰回忆，父亲这时让他在砀山与张氏所育的长女黄碧云来到苏州，嫁给了一位财务官员李德普。但战后货币贬值，大家庭聚居一处已难以为继。大概在1947年，黄家位于苏州十梓街和五卅路交汇处西北角的两进院住宅卖掉，方妈和张妈分两处居住。方妈带着黄政、黄辰和黄强三个男孩住到五申弄的房子里。从1945年开始，先后出生的三个孩子都送给了其他家庭收养，这里先说方妈和她的儿女们。
1947年，黄尔恒与方英的女儿志琴出生，大约周岁时，她被送到姨母家，此后从姨父杨忆春改姓杨。
姨母是方英的姐姐，家在方英的老家昆山。此时家里已有独子杨志衡，志琴喊他大哥，他比志琴年长十八岁。
志琴保存了三页文字材料，其中说明了她亲生母亲的经历和她到杨家的情形。
第一份材料有两页，写于1971年9月23日。志琴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1968年下乡插队务农，到这年已有四年之久。1971年，知青第一次有机会上调工作；这意味着摆脱农民身份，得到一份固定收入。
在那个时代，志琴属于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是给“黑五类”子女的一个政策性标签，意思是如果思想、劳动表现好，可以得到与“红五类”子女同样的待遇。志琴的养父，此时的身份是劳改释放犯，这对子女来说，几乎断绝了他们的前程。如果不填养父，她又该如何填写生父生母的情况？大哥杨志衡，时任苏州二中教师，他写了如下文字，作为志琴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证明。这段文字上加盖了苏州二中的公章，以示情况属实。
关于方英和黄曙东（方英丈夫）的情况
方英最早跟随其丈夫住在南京，黄曙东当时在南京警察训练的机关里工作（系汪伪时期），是教官一类工作。抗战胜利后不工作迁居苏州（迁居在胜利前或后记不清），当时有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大女儿在解放后不久病逝，小女儿杨志琴年仅周岁给我家抚养。原因在于经济较困难，也由于我并无兄弟姊妹，所以剩下两个男孩。解放后方英与黄曙东离婚，当时方英在乐群社做管理工作，以收入抚养孩子。以后这个教堂由于开支不够退去一部分职员，方英也被退出。以后一直在做保姆，最后在苏州工专一个教师家当保姆。由于工专迁校西安，所以随同前去西安。以后又转到陕工大一教师家当保姆，两个孩子大的一个在大约1956年由政府分派到新疆，以后经过短期训练后当小教。小的一个由于哥哥的关系，随后也到新疆，在岸泉县红旗公社参加劳动。杨志琴到我家后，生活一直由我负担，我来苏工作后，也带来苏州，直到68年下乡插队劳动。
（注）离婚时间大约在解放后不久，（可能在51年），那时黄曙东还有一个小老婆，他们二人另住一处，生活上基本上互不负担。另外听说黄在老家徐州还有一个妻子并有孩子，这孩子一段时间与方英住在一起，解放后这孩子参军去的，以后情况不知。
杨志衡
1971.9.23
以上材料系杨志衡老师所反映，供参考。
苏州市第二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71.9.23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到：
第一，1949年以后，黄尔恒有过一个曾用名——黄曙东，这个新的名字与东方红是一个意思，表现出他对新政权的拥护。如今，黄尔恒的其他孩子们都不知道父亲的这个曾用名，但杨志衡这样写，应该有他的依据（杨志衡已经去世，难以与他查证了）。
第二，方英“在解放后”与黄尔恒办理了离婚（信中所述二男二女，是把1949年病故的黄慕琴算上，计入了黄辰和黄强兄弟俩，没有计入在杨志琴之后出生又送人的胞弟张建中）。
第三，方英离开黄家后，连同她的两个儿子，远离故乡，最后在新疆定居。
志琴保存了生母方英的一页文字，是她亲笔所写。据志琴的胞兄黄辰回忆，此件写于1963年。那些年里，中学生毕业升学或就业都有政治审查，其审查的首要事项就是家庭出身，如果想要参军入党，还发展到上查祖宗三代。虽然报章上不断宣传说：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大量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子女，也都寄希望于后面两句，但在现实生活中，前面一条鲜明而具体；后面两条抽象而空洞，有很大的随机性。在政审表格上，还专门有一栏，即直系亲属与社会关系中有无属于“杀”（如土改或镇反运动中已被处决）、“关”（正在关押中）、“管”（戴有四类分子中某一种类帽子，交群众管制）者，无论“杀、关、管”者里有多少冤假错案，在那些年里，其子女所受限制最为严酷，他们直接被归入“四类分子子女”“反革命家属”，在升学和就业时首先被排除，各地都有青年因绝望而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在方英留下的这页纸上，折叠处有多处破损，数行文字不完整，我以省略号表示。
我解放前未结婚教过两年小学，解放后你姐姐死后，在乐群社干了两年多事务员（五一年至五四年），解雇后就给人家当保姆直到今天。辰哥56年初中毕业去新疆乌鲁木齐第一师范学习，57年就派到小学当教员，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县三道坝公社韩家庄小学工作。强哥因身体有病，小学毕业后停学在家（*数字不清）……报考初中……61年到新疆参加农业生产，现在米泉县红旗公社畜牧场工作。
杨家祖父是成（此处有漏字）工人，做了一辈子，不写了，下次再谈罢。
（*此处因纸页破损，丢失一行字）
妈 英字
三、十
方英手书，杨志琴保存
方英以寥寥数语，草草概括了自己的一生，从“不写了”三个字里，能感觉到她的无奈。在当时，只有从事公职的工作才会被承认，私人雇佣的保姆，流动性大，没有福利保障，更谈不上社会地位。
方英晚年到了新疆投奔儿子，黄辰，现年八十四岁，他对母亲的回忆，比上面写得更具体一些：
母亲是幼师毕业，相当于中专。1951年底，母亲在乐群社找了一份工作，1952年，小弟中中断奶以后，因为养不起，经教堂张牧师介绍，送给了耶稣教友住在金太史巷3号的张家。我上学的市二中也在那巷里，每天必从那里经过。那时候，妈、我、强，我们住在宫巷附近的颜家巷43号，母亲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常常跟着去，也在那里玩耍。
1954年母亲下岗，没收入，去到工专蒋教授家当保姆，照看年幼丧母的一个男孩蒋长安。1956年8月苏州工专迁到西安后叫陕工大。
1966年，母亲到了新疆。她说是因为蒋教授被关起来了，她给蒋家夫妻两个传递信息。陕工大的红卫兵不让她留在学校里，她只能到新疆投奔儿子了。
1966年“文革”开始，我在学校被打成黑帮，到农场劳动。妈是在黄强那里住的，一直到1973年她去世。“文革”十年，我因为家庭成分屡屡遭难，自顾不暇，根本没有能力照顾母亲，都是黄强在管。
从前面杨志衡为志琴写的证明，到方英自述，加上黄辰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到方英的生活道路。在民国和新中国这样两个时代，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和单身母亲，方英经历了很多坎坷。
首先是多子女的养育艰难，从1941年到1951年，黄辰、黄强、志琴、建中连续四个儿女出生。此外，她还要带大10岁的长女慕琴和5岁的继子黄政。旧时代的婚育文化讲究多子多福，有调查显示，即使在知识女性中，实际拥有避孕知识而施行节育的女性很少。一般女性尤其是陷入贫困的女性，在意外怀孕又无法养育婴儿时，只有将婴儿送给亲友或转送缺子女的家庭；在有育婴堂的城市，送去那里也是一个途径。仅从怀孕、生产到哺乳、养育，对于一个母亲的十年，六个儿女必然是超负荷劳作。不是一位女性如此，绝大多数女性都受到这种婚育传统的约束。
1948年，方英将一周岁的女儿志琴送到昆山的姐姐家，两姐妹一直保持往来；志琴因此知道生母和两个哥哥的下落。1951年，幼子建中尚在襁褓中，不久被送到教友张氏家庭，从此随张姓。领养家庭，一般都不愿意与婴儿的原生家庭保持来往，张家后来迁出苏州，在上海定居。骨肉别离，母亲的哀痛，后人只能凭想象去体会了。
继而在1949年—1950年，方英遇到两个几乎过不去的坎儿：
一是中年丧女，长女慕琴罹患腹膜炎去世，年仅二十一岁。慕琴在湖州读护士学校，马上就要毕业了。小妹复梅至今记得，小时候看过慕琴姐姐的照片，“是放大的，简直比电影明星还漂亮。”女儿成年不仅是方英的愿望，而且，她很快就能给两个弟弟带来经济支持，分担她的生活压力了。她突发疾病去世，给了母亲巨大的打击。黄辰告诉志琴：“妈一个人到湖州去处理丧事，运回苏州，葬在基督教墓地，南门外的‘安乐园’。妈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妈对我说过：若不是有基督教的信仰和你们两个孩子，我真是支撑不下去了。”
第二个坎儿是195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旧时代一夫多妻的家庭关系被看作封建婚姻制度的结晶，必须废除。新时代要求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当时普遍的做法是，姨太太愿意离开的，依法解除关系；不愿离开的，维持现状，作为家庭成员安置。但后者在法律层面上，不构成婚姻关系。
1950年，方英身边还有黄辰、黄强两个男孩，一个九岁，一个才六岁；她还怀有身孕。和黄尔恒的家庭关系拖延了两年多，1953年8月，她迈出了离婚这一步。
四 西行路漫漫
大哥杨志衡在证明材料中告诉志琴，1951—1954年，她的生母方英在苏州的乐群堂做事务员。
乐群堂是美国基督教会在苏州古城留下的教堂建筑，位于今宫巷20号。原来称耶稣堂，1921年改建后取名为“乐群社会堂”，“乐群”源自中国古典文献《礼记·学记》中“敬业乐群”之句。但在1950年以后，一方面是新社会大力普及的无神论教育，另一方面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教会难以为继。方英离开教会后，转而在蒋教授家里做保姆，在苏州，她凭这份收入与两个儿子一起生存下来。
黄辰记得，方英与黄尔恒离婚的确切时间是1953年8月。离婚后母亲和父亲在经济上互不负担，但父亲须为黄辰和黄强两兄弟提供生活费，每人每月八元，共计十六元。黄辰时年十二岁，他记得，向父亲领取生活费前后仅七个月，至1954年4月，黄尔恒被捕，生活费戛然而止，两兄弟此后只能依靠母亲维生。
黄尔恒，摄于1951年，被捕三年前，时年四十五岁。
方英和黄尔恒最小的儿子建中1951年出生，1952年断奶后被送去教友张家。方英带着两个儿子搬到平桥直街，平时她在附近乐群社上班，她的母亲、孩子们的外婆这时从昆山来到苏州，帮助她照顾两个外孙。离开乐群社后，方英去了黄辰说的“苏州工专”蒋教授家做保姆。
我查“苏州工专”，发现它当时的名称是“苏南工业专科学校”，1956年，大专院校经历院系调整。苏南工专的建制撤销，当年8月，土木、建筑科并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有二十五名教师、一百四十三名学生因此调出。
从黄辰的叙述来看，方英的人际关系是很好的。当她为了生计毅然离开苏州，与蒋教授一家西迁时，她在乐群社的教友沈梅生和妻子为黄辰提供了照应。
母亲远去西安帮佣后，十一岁的黄强被外婆带去昆山老家，十五岁的黄辰在市二中住校生活。这年暑假，黄辰初中毕业，寄居在甫桥西街108号沈梅生家。沈梅生夫妻有一儿一女，方英把几次搬家所剩无几的家具及一些杂物寄存在他家里。
两个月后，1956年10月，政府在苏州招聘青年支援新疆，初中毕业生也符合资格，黄辰报名获准。沈妻为他购置用品，打点行李送他上了火车。路过西安时，黄辰曾去看望过母亲。
1956年苏州市劳动局为黄辰颁发的通知书和胸标，此为黄辰在“文革”中被抄家后幸存下来的遗物。
黄辰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先在新疆第一师范就读。经过一年培训，他被分配到米泉县的韩家庄小学当教师。此后一直在米泉工作，直至2000年退休。他十二岁时父母离异，家庭出身按母亲的状况填为“城市贫民”；可是，“还有一项叫‘社会关系’。父亲是必须填的。虽然父母离婚了，我跟母亲过，但人家说血缘关系是永远洗不干净的。”作为“反革命”之子，黄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面临着审查，交代，认罪，与父亲的牵连似乎永无终结，“直到邓小平上台，把知识分子列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总算熬到了头。”
弟弟黄强随外婆生活至初中毕业，时值大饥荒三年。黄政的朋友、林昭的老同学张学群回忆：“那几年，即使风调雨顺，苏州人也照样饿肚子。人们捞野萍，把榆树皮磨成粉，掺入薄粥吃。”黄政在胡杰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里讲道：“苏州是天府之国，鱼米之乡，里弄里这些老头老妈浮肿啊，吃豆渣，酱油汤，这个地方从来是养人的地方，生人的天堂地方啊！”
黄强身体弱，还患有哮喘病。大概在1961年，找不到就业出路，他也去了新疆投靠兄长。抵达乌鲁木齐后，他被安排到米泉县一个公社的农业中学当出纳。1966年农中解散，农中的土地就近划归给湖南村大队——村名标志了历史上移民与屯边的关系。务农收入太低，难以养家糊口，为此，黄强去了收入较高的公社煤矿。
1966年“文革”开始后，方英服务的蒋教授家受到冲击。方妈在为蒋家服务十年后失去生计，只能到新疆投奔儿子。这年，她是五十四岁。一别十来年，在生命最后的岁月，方妈终于与两个儿子团聚。但黄辰在学校被打成“黑帮分子”，主要是小儿子黄强照顾她。
方英说过一句话：苏州也好，新疆也好，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她1973年去世，年仅六十一岁。半世艰辛漂泊，方英没能活到生活变好的时代，可是也避免了遭逢更大的一场伤心事：她去世两年后，次子黄强遇矿难身亡。黄强生于1944年，卒于1975年，终年31岁。在他身后，留下了刚结婚一年的妻子、儿子和一个遗腹子，生活非常困难。
再过几年，一个时代结束了。方英的孙儿和孙女们，在远离江南的边疆长大，先后考入北京上学、定居。方英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女，结束了长辈漂泊多难的命运，开启了不同的人生。
五 家庭聚散之二：张妈和她的孩子们
张素是最后和黄尔恒一起生活的女人，她和方妈一样，有一个文静美丽的名字：张锦芙。我在文章初稿写完后，得到志琴转来张帆的回忆片段，张帆现年八十三，是目前健在的黄家三姐妹中的大姐，也是父亲黄尔恒与母亲张素婚烟关系聚散的见证人。
我原来得到的大致印象是，黄尔恒解救了张素，因为同情或者爱国心，他们跨越了政治对立的壁垒，听起来好像小说的开头一样；否则，一个有清乡任务的警官怎能与阶下囚结为佳偶？但张帆说得很直白，没有浪漫，母亲是为了求生。在当时的社会里，也没有什么结婚手续，同居就同居了。
张帆回忆说，母亲张锦芙1913年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大家庭，年轻时在苏州乐益女校读完高中。这是一所由民国教育家张冀牖于1921年创办的私立学校，其校名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匡亚明曾在这里任教一年，他曾是母亲的老师。
我从网上相关文章中看到，乐益女校是苏州最早推行剪短发的学校，并首开女子上台演戏之先河。此外，中共苏州的独立支部最早在这里秘密成立。张锦芙在这里受教育的经历，想必催生了她的独立意识，启发了她投身抗战的政治觉悟。
张素（1913-1989）晚年与友人在任天石烈士墓前（居中）。
从乐益女校高中毕业，张锦芙考上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美术学府之一。美专毕业后，一些同学去了法国参加沙龙作品展；她回到常州，并在那里结婚，两个儿子相继出世。
抗战爆发后，张锦芙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任天石领导的游击队工作，为掩护其真实身份，化名张素。她做过文化教员，同时从事抗战宣传。任天石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的副大队长，历任“民抗”司令、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是江苏抗战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大约在1939～1940年，驻常熟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撤退后，任天石领导的游击队仍在活动，他担任总队长，直属谭震林领导，根据地在江浦。
张素据说也有机会与大部队一起撤退，但她与先夫所育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所以她留了下来。在游击队时，孩子由公婆照顾。后来公公去世，为孩子安全计，张素把他们送到苏州的姑姑家，作为单身母亲，她还需给两兄弟提供赡养费。
1941年，日伪在占领区实行清乡，清乡手段包括清剿抗日力量，建立保甲制度等。黄尔恒此时担任侦缉队长，张素则是被清剿的对象。在关押地，黄尔恒对这位女战士确实有好感，由于他的照顾，张素没有受到折磨。她必须活下来，为了两个年幼的儿子。张帆说，母亲对黄尔恒也提出了条件，她要求他退职，离开清乡队，换到新地方生活：“爸的本心也不想做这种工作，他一生虽多妻但从没有杀人害人的案件。旧社会男人三妻四妾政府管不了。黄尔恒退职，顶上去的人就是升职。肃反期间在司前街狱中他们都有交代并有资料。”但父母的记录都留在公安局的案卷里，家里没有，这里只能说个大概了。
然而，张素当时并不知道，黄尔恒不仅早已成婚，而且在砀山和苏州已有六个儿女；关系的裂痕在那时就埋了下来。张素大概在1941年秋出狱，次年张帆出生。1944年，张帆两岁时，黄尔恒和怀着足月身孕的张素离开常熟，去老家砀山探望长辈，黄钦在那里出生。
张素这次怀孕本是双胞胎，只有黄钦一人存活下来。张素身边已有张帆，又有与先夫的两个孩子在苏州，她把婴儿黄钦委托给了大娘：“我妈说老家的人淳朴厚道，可以托付，弟弟才留下。此后他们去了南京、上海、常州等地，想找份工作抚养我们，事实是合适的工作很难找。”黄尔恒的关系多与国民党有关，他认识缪斌，缪斌正想做走私生意，需要信得过的心腹。黄尔恒有心尝试，但张素觉得风险太大，她不同意。幸亏黄尔恒没有去，否则麻烦更大了。总之，他们最后在苏州定居下来。一年以后，小女儿复梅（原名福妹）出生。
复梅回忆说，母亲生下她，自己要上班，不得已把她送给了一个邱姓家庭，当时她才三个月。邱家是由一位孙姓老板做的介绍，孙老板住在传芳巷沿河一带，他开有一家裁缝店，而邱姓家庭中复梅的养母经常去那家店里做衣服。养母把这位才三个多月的小女婴抱回家中后，自己没有奶喂她，但是养母的娘家，即复梅的外婆刚生了一个女婴。这位外婆住在传芳巷内的一条小弄堂，她亦无法养育自己最小的女儿。女儿出生后，外婆将她送到了苏州城东中由吉巷（现在的白塔东路）育婴堂里。这样，女儿的养女复梅在外婆的怀抱里得到喂养，由外婆带大到上幼儿园。
张帆说，母亲与父亲的结合本来就是迫不得已；而父亲在失业的那些年里，更是暴露出各种性格上的问题：“我妈陪嫁有钱，外婆也留下了遗产，那些瓷器如花瓶、象牙器皿、珠宝翡翠等，那个阶段就靠母亲变卖来维持生活。家里的当票不得了，后来都撕掉了，因为当铺纷纷倒闭，要去赎东西的时候，连店都没了。到福妹出生的1945年，母亲的东西也卖得差不多了。我爸很会花钱，就是这个情况。”
丈夫不可靠，陪嫁也被挥霍一空；张素非常气愤，也很无奈。她只能独立自主地应付生活。她在苏州历史上第一所产科医院——志华医院找到一份工作；她必须养活在苏州的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她还要给留在砀山的幼儿黄钦寄去一份抚养费。
张妈外出工作时把张帆留在黄尔恒身边，可是这位父亲无心照顾孩子，就想托方妈白日里代管。可方妈身边有自己的两个男孩，一个五岁，一个才两岁，自顾不暇，不愿意再接受黄尔恒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
1946年下半年，在那所位于十梓街的民国老宅里，由于母亲要上班，四岁的小张帆没人照顾，一次跌跌撞撞踩到天井大门左边滑倒，爬起来半边脸、头发、身侧、膝盖都占满青苔，回到房间哭着哭着睡着了。“还有一次我一个人住那儿没人管我的功课，喝热水等，要到点时才有人送顿饭来，当时吃不下，饿了就吃口已冷的，有时候妈回家看桌上的饭菜一动没动，心里很难受。”
还有一天爸爸的两个朋友来家，他们上二楼说话。因为难得见到爸白天在家，想坐在爸身边靠靠，爸搂着我一会说：乖自己去玩吧。下楼时我跌到了一个蟹眼天井，爸听到哭声一看流了好多血，就抱着我一边去医院一边叫人通知我妈。我在医院，医生从伤口中取出碎玻璃，因伤口大缝了二针，留下永恒的伤疤。
母亲张素看到孩子受苦没人管，非常心痛，和黄尔恒更难相处。到1947年寒假前，她带着张帆住到了志华医院宿舍，那里比家里条件差很多，但她再不愿意抛下孩子让她一人留在家中：
大哥独立从不麻烦长辈，二哥非常孝顺，心内向，会陪母亲哭泣，母亲发烧会送水煮粥⋯我长大后，母亲曾告诉我，那时候她真想死，但为人之母必须有担当。我母亲独立自强，在肖家巷顾志华妇产医院一人做三份工作：助产（孩子随时出生，常常半夜里被人叫醒）、行政（处理与家属沟通事件）、总务（统计和管理仓库内的衣服被褥需要量，还包括缝纫婴儿衣服等），为的是要养活我们。
接新生婴儿出生的医生需要有学历，旁边的助产士也要经过正式培训。我妈接受过临时培训，以便顶替突发情况，如哪位助产士因事到不了临床，我妈就顶上。女人生孩子是不分昼夜的，有时一下子二三个产妇要生，人手不够，我妈也要顶上。
我还没到上学年龄，睡在母亲身边，亲眼看见这一切。我敬重她爱她。
志华产科医院门前，护士带着童年时的张帆（右一）合影。因为母亲工作忙，有时是护士来为张帆梳头、打饭和洗澡。
六 曙光初照后的黯淡
1949年4月苏州解放，黄尔恒和张素的处境都开始好转。张素抗战期间的经历得到认可，她很快接到通知，到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张帆跟母亲住到总工会宿舍，享受供给制待遇。后来张素调到医务、文艺、店员工会工作，她组织从业者成立工会，还担任过医务工作者工会的主席。
自发现黄尔恒早有家室，张素就感到受骗了。再加上他挥霍无度，完全靠她一个人来养育子女，她对这个男人更加失望。张帆回忆说：这个家庭早已支离破碎了，父母性格不同，受的教育也不同，缺乏共同语言。母亲说我报恩也报你报得差不多了，你也可以放我了。我妈那个年龄，长得又不错，年轻时人家称她美人的。她有学历，有气质，还有权力。刚解放，好多干部都喜欢她，也有人叫她跟爸分开。这个没办法，孽缘未尽，没有到那个临界点。
苏州解放之初，很多单位需要人，张素在总工会，她热心快肠，帮助很多亲友参加工作。因为她的关系，黄尔恒进了一家由私立医生联合起来开设的诊所，他被分配在挂号处，同时监管总务。张素还介绍了清洁工的女儿去医院做护士，让过去拉车的师傅到传达室服务。
在那几年里，黄尔恒，如他所选择的新名字“曙光”，有工作机会，收入稳定，在生活中看到了希望。新政权建设急需大批青年干部，很多地区开办了革命大学，。黄政考上华东军政大学时，黄尔恒亲自为他背行李，送他出发。张素与前夫的两个孩子也先后都进入革命阵营，长子本来在东吴大学念书，没毕业前就参军了。他被派到福建部队，是一江山岛战役的随军记者。次子经过革命大学培训后分配到常熟县委，成为土改工作队成员，土改结束后留在常熟县委任职。就夫妻双方直系儿女的政治身份来看，这完全是一个与革命时代血肉相连的家庭。
生活稳定下来，家境好转；黄尔恒与张素虽然分居两处，但还保持着来往。假日里他会到张素的住处去吃饭，在外人看来，这依然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不过，从那个男权中心的时代过来，家庭内女性的政治地位、工资待遇更高，居住环境也更好，这位旧式家庭的大家长可能心理不平衡；女儿记得他竟会对母亲恶语相向，诅咒的话非常难听。的确，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没有家庭暴力的概念，骂老婆，打孩子，在居民生活中很普遍。即使是貌合神离，在外人看来也不算事儿。而且，离婚的女人总会被另眼相看，哪有真为性格不合而离婚的呢？
而在小女儿复梅的记忆里，亲生父母的家庭生活美好，她几乎要被领回家里了，只不过，收养家庭提出了一项条件，而生母却无法满足。
复梅回忆说，她当时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
养父是旧社会地段上的流氓，像黄金荣那样的角色，下面也收弟子的。解放了，邱家也败落了，养父这时成了历史反革命，受到居民管制。他在一家私人小老板家里帮织绸机，挣钱养活我，养母只能到上海去帮佣了。养母丢下我，养父怕一个小孩会走失，他不在家就把我锁在房间里，不让出门。
有一天，忘了上午还是下午，生父突然来到管家园29号。邻居阿姨帮忙开了房门，我不知道他是谁。父亲一见到我，马上抱着我痛哭起来，一边喊着：乖乖！我的乖乖！
我懵了，没有一点表情。邻居阿姨说：他是你亲爷。苏州人管爸叫爷的，我还是没有表情。邻居阿姨说：以后就叫寄爷吧。过后寄爷来看我，并带我回家，我看到了亲妈和同胞姐姐张帆。
过后父母亲和我养父谈判，要求将我领回家，愿意赔偿几年来他们的抚养费用。我的亲生父母说，赔偿数额由养父家先提。谁知养父家不要经济赔偿，他们知道我生母是参加过革命的大学生，当时已是市总工会医务工会的主席。他们要求她以当时的地位来办一件事，那就是摘掉我养父头上的历史反革命帽子，使他回归良民身份。
可我妈还没有这个权力，当时的官员不会利用职权笼络关系，做出越权的事情来为自己谋私利。所以，这个交易没成功，我还是邱家的养女。
后来我上学了，姐每星期六来领我回亲生父母家，星期天下午再送我回管家园29号。我记得，那时我的父母和姐住在景范路一处有花园的二层楼洋房里。据说这是市总工会给我妈安排的公房，家具都是公家的。
在那洋房的院子里，还种了番茄，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对着成熟的番茄看，不经意地笑出来。不知在那里过了多少年，他们又搬家了，搬到玄妙观后面的工人俱乐部，记得妈在俱乐部办公，里面有电影院。
我最开心的是每星期去看电影，还和姐去玩，在玄妙观买蚂蚁珠子，串戒指。那段时期，是父母和姐姐生活最幸福的日子。可没过几年，家又搬到了富仁坊巷，记得是62号。妈在乐乡饭店对面一家电影院工作，我忘了电影院叫什么名字了。工作单位离住家的地方，前后差一条巷，上下班很近。
再后来，肃反运动开始，父亲被逮捕，母亲被退职，失业在家。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父亲了。
黄辰记得父亲被捕时间是1954年4月，黄政在接受采访时说是1955年。黄辰的记忆有可能更准确，他说他在父亲那里领生活费是这年中止的，而黄政当时还在部队里。
一般来说，肃反运动的确是在1955年开展起来的，它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升级，并由此从文艺界推向全社会。为什么在江苏会开展得更早呢？我在黄骏《江苏五十年代中期的“干部审查”》一文中找到了答案。他指出，江苏省被认为是国民党政权曾经统治的中心地区，干部审查又特别受到关注。在肃反之前，1954年8月，江苏省委已决定着手进行干部审查，同时组织清理档案资料，尤其是清理有关被捕入狱的敌档资料（如中共被捕党员的审讯档案）。那么，黄尔恒1942年前的任职经历是不是在这时被翻出来了呢？按说，他不是还有营救新四军女战士张素的功劳吗？尽管他在汪伪时期任职，但任职者也并非都是汉奸；在那个年代，日、蒋、汪、新四军都有自己的情报部署，彼此甚至有接触。潘汉年也曾以买卖人身份密见李士群，并因此见到汪精卫。考虑到连潘汉年后来被打成“内奸”，成为“潘、杨反革命集团”首犯；那么，以黄尔恒出任“伪职”的经历，他在镇反之后和肃反之前被捕，也就不奇怪了。在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原本属于革命阵营的张素，却也因黄尔恒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受到牵连，她被捕后又幸存下来，这让她背负了“叛徒”“背叛革命”的嫌疑。
1954年4月，黄尔恒被捕。不久，张素也被关到同一个看守所。她在那里经过严格审查，前后大约一年之久。
七 最艰难的日子
1954年，张帆才十二岁，她说，每月都要到司前街，在看守所门口排长队，给父母送生活用品。一年多后，父亲被转到了常熟继续关押，母亲经过严格审查后释放回家，结论为没有血债，不是叛徒，属于与革命脱节。
尽管是“脱节”，但母亲之前的革命履历却被抹杀了。张素失去原任职务，一度被安排在总工会的干部托儿所工作；后来连这份工作也失去了，被清理回家。1962年黄政从劳教农场回来时，张素与其他三位家庭妇女，被安排在街道服务站的缝纫组里做事。
这种归居委会管理的小生产组，通常是计件提成，收入微薄。几位女性都有类似的遭遇（丈夫被关押或者管制），都无法被正式的工作单位录用，彼此之间相处融洽。张素虽然由市委干部沦为平民，但离开了政治运动的中心地带，也避免了“文革”期间被揪斗的厄运。
黄尔恒被转到常熟大道巷看守所后，一直没有判决。张素开始申请离婚，这次她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凭她的政治经验，为保护女儿不受父亲牵连，从上小学时她就让黄金枝改名为张帆。以后填家庭出身，张帆也一直是填写母亲的身份（革命干部）。
黄尔恒的羁押岁月进入到第五年，大概在1959年，张素得知黄尔恒患上肺病。由于婚姻关系不复存在，父亲向女儿恳求帮助。张帆说：“我们买的异烟肼（*异烟肼，治疗结核病药）和其他药物，通过邱福妹的名字和地址寄给父亲。我曾去常熟探望，不给见，说是不方便，不能见。我在一张长凳上坐了很久，被一个管教员边劝边说送了出来。那年我大概十七岁吧。后来父亲的死讯也是发到邱福妹的地址上的。”
三年饥荒期间，监狱（那时人们通常把看守所和监狱都称为监狱）生活环境怎样，外界难以知道。我在贾植芳教授的回忆里看到，实际上里面的饥饿只会比外界更严重。贾植芳1955年因胡风案被抓，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至1960年秋冬，“由于监狱里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一样，得了浮肿病。大腿和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贾植芳：《六十年代的牢狱往事》）幸而这时他被转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医院住院治疗，其实就是吃了一些略有营养的豆制品，三天后浮肿就消退下去了。这还是上海的情况，常熟的关押条件，只会比上海更差。封闭的囚室、污浊的空气、拥挤的囚徒，再加上超期羁押的心情抑郁和长期营养不良，都是致病的原因。接着，1961年5月中，复梅收到了生父的死亡通知书：
父亲死在常熟狱中后，常熟监狱发出了死亡通知单，还是发到我养父的家：管家园29号，收件人的名字写的是我：邱福妹。可是我家门牌号早已重新排过，改为管家园25号了，名字是我的，由29号居民送到我家里给我。我一看，是父亲的死亡通知单，死亡原因：急性肺炎。我看了就急急忙忙送到北局妈妈处，后来妈妈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根据黄政的回忆，应该是张妈通知了他；作为长子，他去常熟处理了父亲的后事。父亲的死亡时间是1961年5月9日，他将父亲掩埋在常熟虞山的后山，是火化后掩埋？是有几块薄板还是软埋？他没有写过。我想他肯定了解，父亲之死的真正原因。就在这年初，他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每天的工作就是埋死人，他在接受胡杰采访时讲过他在1960年12月摘帽后的一段经历：
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天黑的，冬天时候，在农场里面，我每天要起来抬死人，抬出去埋。每天不是一个两个，反正一个大竹竿，一根长毛竹，每人手里拿一把锹，要挖坑的。昨天晚上死的，啊，黄政，今天五个。五个我们就要去十个人，十个右派。抬死人，抬到西直河边挖个坑埋了，几十个。大概就是1960年摘帽后的两三个月，专门干这，埋死人。
后来我才了解到，实际上，他连为父亲送葬的机会也没有。因为他到达时，与黄尔恒死亡的日子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张帆告诉我：“那时火化还没有普及，而且火化是要钱的。狱中死了人外地家属无法收尸，直接由看守所处理，详情不知。政哥的掩埋，也只能是一个简单的衣冠冢了。”对于别的孩子们，黄尔恒可能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但对于长子，他毕竟是在他身边长大的。他参军入朝，直至父亲去世，一别十年，此时竟已阴阳两隔。
黄尔恒去世之后，张素终生未再嫁，她恨他，也因他而承受了不白之冤。在被迫退出公职的艰难岁月，她从两个儿子那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张帆说：“两个哥哥回家探亲的日子里，会去服务站坐坐，经常有人见到他们，也知道妈的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们的光荣身份，保护了张妈，淡化了她与前夫这段关系的阴影。张帆保留了二哥给母亲寄生活补贴的汇款单附言，显示出儿子对母亲的体贴：
但张素却没想到，1963年10月3日早晨，继子黄政被抓捕。张素得知消息，在上班前来到服务站，她看到房间里一片狼藉，赶紧找了块有人送来加工的被单，将黄政印传单的那些钢板、蜡纸还有一些白纸都包了起来。她先将东西藏在后院隔壁家的门背后，然后拿回家来处理干净。服务站的几位阿姨都很同情黄政，她们纷纷议论说：黄政太可惜了。
复梅1962年初中毕业，由于生父和养父的关系；无法升学，前途渺茫。待业两年后，复梅于1964年离开苏州，到吴江屯村插队务农。
六 家庭聚散之三：志琴和她的父兄
小妹志琴出生后，被送去昆山的大姨家，年纪不过周岁。时值1948年。幼小的她，对亲生父母还没有什么概念，姨父姨母就是她记忆中的父亲母亲。他们生育少，只有一个独生子杨志衡，已经年满十八岁。在信奉多子多福的年代，三口之家十分少见。大哥外出求学，就她一个小女孩在家里，家境宽裕，父母视如掌上明珠。
没想到的是，不到十年，杨家也解体了。
志琴三岁时，镇反风暴席卷昆山，养父杨忆春消失。到她长大后，方英告诉了她这位父亲的经历：
再告诉你父亲的一些情况，他是一家商店的店员，他当了十三年的伪甲保长，1950年镇压之时，政府把他押去劳动改造，先在江苏省后至青海省柴达木诺木洪农场。1956年你妈死，1957年你婆死。就是这些，你自己看，需要哪些你用哪些好了。
1957年，志琴才十岁，在养母和奶奶接连去世后，她被送到另一个陌生的家庭，孤苦伶仃。幸而大哥杨志衡这时回来看到，他做了一个让志琴终生感激的决定，杨志衡把小妹从昆山带到苏州，让她继续上学。小小年纪，志琴开始独立生活，白天去学校，晚上在大哥任教的中学，与女生同住集体宿舍。
远在西安的方英，因此负担也更重了。她每个月要给小儿子黄强寄生活费，同时也要给外甥杨志衡寄十元钱，作为小女志琴的生活费。
志琴后来得知，养父杨忆春在当地的口碑并不坏，他虽然参加了国民党，担任当地保长，仅是职务行为，并没有劣迹。兄长黄辰回忆：“当时是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一家犯错，牵连大家。杨忆春，我小时候见过，非常和蔼的人，从来不得罪人。那条街属于城外，识字的人不多，他识字，就让他当了保长。大家都叫他杨保长。”没有命债和民愤，这使他在镇反期间得以保命，未被处决。但几年后他被押往青海服刑，山长水远，对他的妻子和母亲，却是致命的打击。不过两年时间，妻子和母亲相继去世。当他侥幸从诺木洪活着回来时，过去那个言笑晏晏的家已经不存在。
诺木洪农场一处监狱旧址，中间那一处囚舍尽管破旧，但比20世纪50年代建场初期的居住条件还是要好得多。2023年11月4日，艾晓明摄。
诺木洪农场创建于1955年，从那时起，有很多外省犯人调入青海，尤其是刑期超过十年者。大饥馑年间，很多囚犯死于劳改农场，尹曙生在《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一文中有统计数字，他写道：“在高原、严寒、缺氧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这么低，结果造成‘三类人员’大量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劳改、劳教单位（下同）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人的30%。”一般来说，囚犯刑满释放，仍被留在农场就业。杨忆春能从诺木洪农场回到故乡，在那个年代已属幸运。
杨忆春被安排在昆山某单位做仓库保管员，“文革”期间，他也被下放到农村。志琴在苏州高中毕业后，回到昆山插队劳动，与养父下乡的生产队相邻。每逢队里开社员大会斗四类分子，杨忆春都要在台上挨斗，按照惯例，四类分子的子女还要上台陪斗。因为志琴是城市下放知青，生产队里给她一点礼遇，开斗争会前会和她打个招呼，使她得免参会。
养父离群索居，再未成家，而他的身份阴影依然笼罩着儿女。独子杨志衡因此难找到合适的婚姻对象，直到三十多岁才成家。嫂子身体不好，家中大事小事，幸亏有小妹志琴相助。知青上调回城时，很多人都回到了苏州，志琴因为成分不好，不得不留在昆山。开始她不愿意，母亲方英来信劝她随遇而安，不要错过机会。她在供销社做服务员，后来就在昆山成家，有了女儿。
她会去看望养父，给他带去零花钱或送一些食品。大哥杨志衡也会给父亲一些接济，但他不和父亲见面。每次运动，作为教师的他都深受影响，这让他伤心。他性格内向，无处诉苦，委屈积郁在心里。他用不见面、不接触的方式，与父亲划清了界限。
志琴说：一直到养父走了，他也没有去看过。最后要入葬了，我说哥你应该来看一下，他就来了。
1988年，镇反运动的三十八年后，被这场运动碾压过人生的杨忆春孤独去世。志琴的丈夫给老人穿了老衣，兄妹俩一起安葬了父亲。我问，有没有起诉书？判刑多少年？有没有刑满释放文书？志琴说，过去家里都不讲，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