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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 文学城 » 新闻 » 焦点新闻 » 保管员兼销售员偷改《江南春》标签 南博笑话不好笑

保管员兼销售员偷改《江南春》标签 南博笑话不好笑

文章来源: 码头青年 于 2026-02-10 06:59:22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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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公布了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管理问题的调查结果。这是一份信息量极大的通报:跨越12个省份,查阅6.5万余份档案,调取上千件书证,比对三万余件藏品,最终追溯了庞增和捐赠的《江南春》图卷等五幅画作的流转去向。

保管员兼销售员偷改《江南春》标签 南博笑话不好笑

通报用大量篇幅还原了这些画作数十年的流转路径,从违规调拨、内部管理混乱,到多次转手、拍卖、质押,时间线细密,信息量巨大。

从结果看,调查并非流于形式。四幅画作已经确认来源,并陆续回归南博收藏,一幅仍在追查之中。对相关责任人,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调查,部分涉嫌犯罪的线索也移送司法机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展。

但正因如此,这起事件才更值得被认真讨论。

它不是一起简单的文物被盗或个别人员贪腐案件,而是一条横跨几十年的制度失效链条,其中不乏违规调拨、违规销售、内部管理混乱、监督缺位,以及对捐赠人及其后代权益的长期漠视。

而在这条链条中,最令人不安的,恰恰不是某一个人的私心,而是制度在不法之徒面前,形同虚设。

1959年,庞增和将137件画作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这本应是一段清晰而庄重的公共文化记忆。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些捐赠文物却在违规签批和监管失守中,被调拨至文物总店销售,继而进入市场,几经转手,去向不明。

调查通报补上了一个此前公众并不清楚、却极具冲击力的环节——具体实施偷改标签、操作售卖的,是文物总店的书画库保管员兼销售员张某。

以下为通报原文:

1997年7月初,时任总店书画库保管员兼销售员张某见到违规调拨至总店的《江南春》图卷标价25000元,认为有利可图,遂与其男友王某合谋,准备自己买下再加价转卖,并利用工作之便,将价格标签偷改为2500元。为规避总店工作人员不能购买店内商品的规定,也怕王某被店内同事认出,便安排王某的同事陈某某出面购买。同年7月8日,陈某某到总店经张某之手打9折后以2250元买走《江南春》图卷。为防止更改价格的行为被发现,张某故意将发票上的货号空置,不注明购买人姓名,并在商品名称栏中将《江南春》图卷写成“仇英山水”。

在这份关于《江南春》等画作回归的通报里,最荒诞的细节莫过于此。

一个人,既是守卫文明资产的保管员,又是负责处理账目流量的销售员。这就像是让银行金库的保安同时兼任临柜售金的柜员,在这种情况下,偷改一个标签、抹去一段记录,不比在自家后花园摘一朵花更复杂。

当时的南博,管理制度为何宽松到如此荒谬地步?这不是有心人的故意设计?

作为南博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徐湖平,在通报中被认定存在严重违规调拨和失职失察问题,但并未被认定直接参与卖画或获取经济利益。

这里引人遐思的是,如果不是直接牟利,那么这位领导违规调拨的动力从何而来?

当然,通报也说了,徐湖平还涉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希望能彻查。

调查通报详尽列出了《江南春》图卷、《仿北苑山水轴》、《双马图轴》等画作的流转路径,时间、人物、价格一应俱全。在《双马图轴》的流转说明中,有一个细节是,四位历任持有人中,有三人已故。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调查究竟是如何展开的?相关转手关系,是依据哪些证据确认的?是账目、合同,还是间接证言?

还有,“流拍后由拍卖公司负责人实际保管”,这是合法代管,还是事实占有?相关监管部门是否长期知情?为何直到拍卖预展阶段,问题才被重新拉回公共视野?

而这些问题,在通报中并没有提及。

调查通报中还有一句话,同样值得认真展开——“经依法依规协商,有关权利人将画作交由南博收藏”。

这些有关权利人,并非偷盗者,而是在市场流转中以对价取得画作的持有人。无论是通过购买、质押转移,还是拍卖成交,其取得过程在当时的交易环境下,具有一定形式上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自然会关心几个问题:这些权利人是否被认定为善意取得?在协商过程中,是否存在补偿机制?补偿的依据是什么,是市场价格、历史成交价,还是司法评估价?资金由谁承担,是文博系统内部消化,还是财政专项安排?

如果权利人放弃了原有财产权利,将画作无偿或低价交回,那么其实际损失由谁承担?如果获得了补偿,补偿是否足以覆盖其合理支出?这些都不是细枝末节,而是决定“依法依规”能否真正成立。

对文物而言,回归公共收藏当然具有正当性;但对个人权利而言,程序正义同样不可缺席。

在南博随后发布的致歉信中,有一句这样的表述——“深感愧疚与自责”。这句话看似诚恳,却并不完全适合出现在一份公共机构的正式回应中。对个人而言,愧疚和自责可以是一种态度;但对一个承担国家文物保管责任的机构来说,公众期待的并不是情绪表态,而是清晰、克制、可核查的制度回应。

公共机构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制度语言,和治理能力的一部分。它的任务不是抚慰情绪,而是解释责任。哪些环节出了问题,谁在什么节点失职渎职,制度为何失效,漏洞是否已经被修复,这些才是社会真正关心的内容。

通报上说,这些画作如今已经回到南京博物院收藏。在经历过如此漫长、复杂、失序的流转之后,南博是否还可以信任呢?毕竟这家机构曾经有过如此糟糕的信用记录,有这样的疑虑应该可以理解。

中国并不只有南京博物院一所博物馆。承担国家文物保管责任的机构数量众多,历史更长、藏品更多的也不在少数。南博是唯一一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过类似问题的博物馆吗?还是说,它只是目前被曝光出来的一家?其他博物馆是否存在类似问题?我们都知道,当你在屋子里发现一只蟑螂时,意味着在暗处已经隐藏了一千只蟑螂。

文物确实追回来了,但如果不去追问它们为何能被如此轻易地调拨、出售、遗忘,那么类似的事情,依然可能在别的地方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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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员兼销售员偷改《江南春》标签 南博笑话不好笑

码头青年 2026-02-10 06:59:22

2月9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公布了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管理问题的调查结果。这是一份信息量极大的通报:跨越12个省份,查阅6.5万余份档案,调取上千件书证,比对三万余件藏品,最终追溯了庞增和捐赠的《江南春》图卷等五幅画作的流转去向。

保管员兼销售员偷改《江南春》标签 南博笑话不好笑

通报用大量篇幅还原了这些画作数十年的流转路径,从违规调拨、内部管理混乱,到多次转手、拍卖、质押,时间线细密,信息量巨大。

从结果看,调查并非流于形式。四幅画作已经确认来源,并陆续回归南博收藏,一幅仍在追查之中。对相关责任人,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调查,部分涉嫌犯罪的线索也移送司法机关。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展。

但正因如此,这起事件才更值得被认真讨论。

它不是一起简单的文物被盗或个别人员贪腐案件,而是一条横跨几十年的制度失效链条,其中不乏违规调拨、违规销售、内部管理混乱、监督缺位,以及对捐赠人及其后代权益的长期漠视。

而在这条链条中,最令人不安的,恰恰不是某一个人的私心,而是制度在不法之徒面前,形同虚设。

1959年,庞增和将137件画作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这本应是一段清晰而庄重的公共文化记忆。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些捐赠文物却在违规签批和监管失守中,被调拨至文物总店销售,继而进入市场,几经转手,去向不明。

调查通报补上了一个此前公众并不清楚、却极具冲击力的环节——具体实施偷改标签、操作售卖的,是文物总店的书画库保管员兼销售员张某。

以下为通报原文:

1997年7月初,时任总店书画库保管员兼销售员张某见到违规调拨至总店的《江南春》图卷标价25000元,认为有利可图,遂与其男友王某合谋,准备自己买下再加价转卖,并利用工作之便,将价格标签偷改为2500元。为规避总店工作人员不能购买店内商品的规定,也怕王某被店内同事认出,便安排王某的同事陈某某出面购买。同年7月8日,陈某某到总店经张某之手打9折后以2250元买走《江南春》图卷。为防止更改价格的行为被发现,张某故意将发票上的货号空置,不注明购买人姓名,并在商品名称栏中将《江南春》图卷写成“仇英山水”。

在这份关于《江南春》等画作回归的通报里,最荒诞的细节莫过于此。

一个人,既是守卫文明资产的保管员,又是负责处理账目流量的销售员。这就像是让银行金库的保安同时兼任临柜售金的柜员,在这种情况下,偷改一个标签、抹去一段记录,不比在自家后花园摘一朵花更复杂。

当时的南博,管理制度为何宽松到如此荒谬地步?这不是有心人的故意设计?

作为南博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徐湖平,在通报中被认定存在严重违规调拨和失职失察问题,但并未被认定直接参与卖画或获取经济利益。

这里引人遐思的是,如果不是直接牟利,那么这位领导违规调拨的动力从何而来?

当然,通报也说了,徐湖平还涉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希望能彻查。

调查通报详尽列出了《江南春》图卷、《仿北苑山水轴》、《双马图轴》等画作的流转路径,时间、人物、价格一应俱全。在《双马图轴》的流转说明中,有一个细节是,四位历任持有人中,有三人已故。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调查究竟是如何展开的?相关转手关系,是依据哪些证据确认的?是账目、合同,还是间接证言?

还有,“流拍后由拍卖公司负责人实际保管”,这是合法代管,还是事实占有?相关监管部门是否长期知情?为何直到拍卖预展阶段,问题才被重新拉回公共视野?

而这些问题,在通报中并没有提及。

调查通报中还有一句话,同样值得认真展开——“经依法依规协商,有关权利人将画作交由南博收藏”。

这些有关权利人,并非偷盗者,而是在市场流转中以对价取得画作的持有人。无论是通过购买、质押转移,还是拍卖成交,其取得过程在当时的交易环境下,具有一定形式上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自然会关心几个问题:这些权利人是否被认定为善意取得?在协商过程中,是否存在补偿机制?补偿的依据是什么,是市场价格、历史成交价,还是司法评估价?资金由谁承担,是文博系统内部消化,还是财政专项安排?

如果权利人放弃了原有财产权利,将画作无偿或低价交回,那么其实际损失由谁承担?如果获得了补偿,补偿是否足以覆盖其合理支出?这些都不是细枝末节,而是决定“依法依规”能否真正成立。

对文物而言,回归公共收藏当然具有正当性;但对个人权利而言,程序正义同样不可缺席。

在南博随后发布的致歉信中,有一句这样的表述——“深感愧疚与自责”。这句话看似诚恳,却并不完全适合出现在一份公共机构的正式回应中。对个人而言,愧疚和自责可以是一种态度;但对一个承担国家文物保管责任的机构来说,公众期待的并不是情绪表态,而是清晰、克制、可核查的制度回应。

公共机构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制度语言,和治理能力的一部分。它的任务不是抚慰情绪,而是解释责任。哪些环节出了问题,谁在什么节点失职渎职,制度为何失效,漏洞是否已经被修复,这些才是社会真正关心的内容。

通报上说,这些画作如今已经回到南京博物院收藏。在经历过如此漫长、复杂、失序的流转之后,南博是否还可以信任呢?毕竟这家机构曾经有过如此糟糕的信用记录,有这样的疑虑应该可以理解。

中国并不只有南京博物院一所博物馆。承担国家文物保管责任的机构数量众多,历史更长、藏品更多的也不在少数。南博是唯一一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过类似问题的博物馆吗?还是说,它只是目前被曝光出来的一家?其他博物馆是否存在类似问题?我们都知道,当你在屋子里发现一只蟑螂时,意味着在暗处已经隐藏了一千只蟑螂。

文物确实追回来了,但如果不去追问它们为何能被如此轻易地调拨、出售、遗忘,那么类似的事情,依然可能在别的地方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