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凤凰卫视报道，2月10日，台北地检署以涉贪为由，搜索无党籍“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住处和办公处所。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呼吁台北地检署，不要当政治打手。

台北地检署指控高金素梅涉诈领助理费，协会补助款等罪名，10日兵分多路，搜索了高金素梅的住处、办公室，及相关人员住所共30处。由于高金素梅在台湾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因此检调单位大动作搜索，引来各方关注。

高金素梅是原住民“立委”，长期关注原住民议题，为其争取权益，而民进党执政后，她屡屡抨击民进党当局的政策，因此她虽然是无党籍，但被归为泛蓝阵营。韩国瑜也公开声援。

韩国瑜表示，“再一次呼吁检调单位，在执行公权力的同时，也要保有高贵的灵魂，千万不要当政治的打手。”

民进党当局“瞄准”高金素梅的真实理由

今天（10日）清晨，台北地检署发动对无党籍民意代表高金素梅的突击搜查。随后，高金素梅被列为被告，晚间被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台媒报道，检调动作极大，搜索了30处、约谈了18人到案。



检调为什么要瞄准高金素梅？台北地检署声称的案由包括所谓“涉嫌诈领助理费”、“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及“诈领某协会补助款”。

然而，从绿营操作惯性与此番出手时机来看，岛内舆论普遍质疑这明显是民进党当局对一位长期坚持反“台独”、推动两岸交流的民意代表的政治追杀。

根据台北地检署说明，这次大规模搜查是来自台湾法务部门“调查局”下属的“‘国安’维护工作站”的指令。换句话说，民进党当局本想以违反所谓“国安”相关法规的理由侦办，但因查不到证据，只好用其它理由侦办。

问题是，检方对高金素梅提出的三项指控，都受到岛内高度质疑，认为其理由恐难以立足。第一项关于“诈领助理费”的指控，令人联想到检调此前对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类似攻击，但那一案件最终以无罪收场。至于第三项指控，可能还有待事实厘清。

为何有第二项“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的指控？台媒报道透露端倪，该报道称，高金素梅于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曾公开为台湾地区少数民族部落募集防疫物资，其中就包括从大陆募集到的快筛剂、N95口罩、酒精等，检调试图以此指控其涉嫌违反所谓“国安法”“反渗透法”，说什么此举会影响台湾选民投票意向等等。但检调对此项指控明显信心不足，才改而指控其“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

众所周知，疫情期间，台湾缺快筛剂、口罩等基本防疫物资，高金素梅协助从大陆获得相关防疫物资，本是保障台湾民众健康与生命安全的善举，怎么反而成为绿营口中的“罪行”？

按照绿营荒谬的逻辑，任何接受外来援助的行为都可被曲解为“影响投票意愿”。那么，民进党当局当时从捷克、斯洛伐克等地争取口罩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与定罪？这种赤裸裸的双标，正是“绿能，你不能”的真实写照。所谓“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的指控，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近年来台湾检方选择性办案，他们假借各种名目喊打喊杀，其真正目的是制造寒蝉效应，打击反“独”促统人士，限制两岸交流。包括他们曾一次性约谈数十名村里长，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最终获判无罪。但，台湾检调部门依然故我，乐此不疲，大搞“绿色恐怖”，完全沦为民进党当局的司法打手与政治爪牙。

高金素梅在政治立场上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认同，反对“台独”，主张两岸和平。比如2004年，陈水扁当局推动“入联公投”，高金素梅作为反方代表，公开呼吁民众拒领“公投”票。

她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罪行、反对岛内政客“倚美亲美”等方面也展现了民族气节。自2002年起，她多次率领“还我祖灵”代表团前往日本靖国神社抗议，通过搜集历史资料、举办展览等方式，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罪行。最近，她强烈反对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特别军事预算，甚至在1月23日发给“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谷立言一封公开信，直斥美国无耻地向台当局“要钱”“挖钱”。

高金素梅从2002年起担任民代职务，至今长达24年，可见其民意支持度有多高。然而，她早被民进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台湾检调如今瞄准她，自然被质疑是政治追杀，是煽动两岸对立、限制两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