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一胎化政策时，30岁的梁中堂就公开表示反对。他预警这一政策将造成养老危机、劳动力匮乏和人口老化，并提出说“未来你们想让人们多生，至少会像今天想让人们少生一样难”。近40年后，当预言成为现实，他感慨：“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一个民族的弯路来证明我的正确，其实是一个很伤感的问题。”

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曾得到胡耀邦、赵紫阳的关注。1984年他给胡耀邦写信反映计划生育“长期建立在与群众对立的基础上，违背客观规律”，这封信获得批示要求测算。1985年，山西翼城县成为他方案的试点，五千个独生子女家庭的数据竟是虚假的统计。试点实施后异常平稳，1985-1991年翼城平均生育率2.158，低于全国水平。但这个试点从未得到推广机会，梁中堂说：“我领着几个人在北京待了五六天，连王伟（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在不在北京都不知道。”

1989年后，翼城试点被称为“赵紫阳的试点”。在1990年的学术会议上，梁中堂公开反驳：“翼城实验是1979年我提出的学术观点与实践的结合，不能因为政治风波就把赵紫阳参与的所有事都否定了。”他坚持邀请媒体到翼城调查，自印书籍寄给软禁中的赵紫阳作“交代”。2012年他撰文称《计划生育法》是“中国法学的耻辱”，并当面将这本小册子送给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他说：“我把一生的生命给了它（计划生育），然后发现它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政策），所以最有资格（要求）废弃它的就是我。"

制度的笼子与反思的缺失

梁中堂认为计划生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一胎或二胎，而在于政府干预生育本身：“生育权是国际公约共同确定的，公共部门不该干预。”他又批评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仍在重复当年的错误：“现在许多宣传和1979年提倡一个孩子一模一样，那个氛围和感觉都一模一样。”

梁中堂的大部分著作只能在小出版社出版，但他说：“我还能够自由地发表我的看法和认识，只有这个享受就够了。”从1985年起，翼城老百姓每年给他寄小米，他吃了40年。他认为自己的价值是“历史中有记录显示，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思索过、反思过、反抗过”。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他坚持：“生育率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中国应该考虑的不是直接的人口政策，而是持续改革，让市场经济释放人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