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收了“统一教”两只香奈儿包和一条格拉夫项链，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希被判1年8个月。由于尹锡悦此前因妨碍执行特殊公务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5年，所以这是韩国宪政史上前总统夫妇首次同时被判处实刑。

1年8个月，追缴赃款1281.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247万元），这个结果比外界预想的要轻很多。原本特检组建议的是15年有期徒刑、20亿韩元罚款以及9.48亿韩元追缴金。

引发外界关注的是，在宣判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庭27庭庭长禹仁成引用了两句中国古语——“刑无等级”“趣物而不两”。

“刑无等级”是先秦法家提出的法律平等理论，主张法律适用应打破贵族特权，不分亲疏贵贱；“趣物而不两”出自《庄子·天下》，意思是顺应万物发展一视同仁。法官的意思很明确，无论金建希此前是什么身份，现在是什么处境，法律都会一视同仁。

我国历史上吏治的主要经验

吏治关系到政治得失、民心向背、王朝兴衰。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吏治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总结，并从中得到启示。

第一，吏治在国家政治中起着核心作用。

纵观我国历史上国家强大、政治清明、社会繁荣、民心稳定的治世，都与严格治吏分不开。统一前的秦吏“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是秦统一六国的政治保障。光武帝刘秀“勤吏治”，二千石高官“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保障了东汉初年政局的稳定。

唐太宗将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恒看”，善恶事迹皆记下，是他严格吏治、造就贞观之治的佳话。自古没有吏乱而国治的道理。

第二，重视基层磨练、重视基层实践能力培养。

汉代察举制下，被举为孝廉的，大都要到中央任郎官，熟悉各种事务后，再授予具体官职。据统计，他们出任的主要是各级长官的属官，最高不超过县令的秩级。唐代尤重基层用人，甚至提出“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唐代科举制下所授官职一般并不高，进士甲第不过九品，但唐代中后期宰相等高级官吏出身科举的比例逐渐增大，说明这些宰相一般都是从基层提拔上来的。

我国历史上还实行“试官”制。“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汉制，初为官者要试用一年，合格者才能为“真”，不合格就要罢免。唐代吏部以身、言、书、判来考察科举及第者，也是为了确保他们具备必须的行政能力。

第三，裁汰冗官。

我国历史上较早形成了吏员编制制度，对官吏设置有员数规定。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官僚机构膨胀、冗官冗员又是普遍现象。因此，我国历史上整顿吏治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裁汰冗官。光武帝“吏职减省，十置其一”，隋文帝“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是东汉和隋初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唐代君臣多次讨论并处理过冗官问题。唐太宗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又说“官不必备，惟其人”。唐玄宗针对武则天和唐中宗时期的冗官现状，“大革奸滥，十去其九”。贞观、开元、天宝年间所谓“盛世”的出现，与此不无关联。宋代欧阳修、范仲淹、洪迈、苏辙等人也曾对宋代冗官情况发表过许多意见，但终究未能实施。冗官冗员冗费是宋代积贫积弱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

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几点启示

第一，必须明确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选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标准选人，始终是王朝的政治核心之一。我国历史上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经历了很长的探索时期，汉代中期以后最终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作为选官用人的基本原则并长期延续下来。当然，历代并未将法家用人思想排除在外，“霸王道杂之”是吏治的两手。

第二，必须维护中央在选人用人上的主导权。历史一再证明，治理统一多民族的大国，中央选人用人的主导权绝不能削弱、丧失。当然，维护中央选人用人的主导权也不是一味地把所有权力都收到中央，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务与事务、主官与属官在选人用人权上的职责划分，区别对待，也是一条历史经验。

第三，必须任人唯贤、广纳人才、与时俱进。这是扩大政权基础、促进社会公平、保障政治清明的亘古法则。唐代魏征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唐太宗说：“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我国历史上委任责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就是循名责实，建立严格、严密的考核制度。

第四，必须制度用人、善于用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历史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一是考试用人。考试用人是相对客观化、公平化用人的方式。二是考核用人。“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三是分类用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是用人的基本道理，也是保证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好办法。四是德为才帅。为官不可无能，但德更不能缺位。

第五，必须从严治吏。“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张居正说：“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治国必先治吏。没有好的吏治，再好的政策、制度也无从落实。我国历史上的中兴之世都是顺应时势、严格吏治所带来的；我国历史上的衰乱之世，无不与吏治废弛有着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