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约翰·普伦德是专栏作家，曾担任多个顾问职务，包括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企业治理私营部门咨询小组成员，并曾参与英国公司法审查指导小组的工作，该小组为《2006年公司法》的制定奠定基础。2002年，普伦德加入Quintain公司董事会担任非执行董事，并于2007至2009年间出任董事会主席。他目前是皮尔森公司价值40亿英镑养老基金的受托人。

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是否已陷入根本性失控？

这个问题并不夸张。最新债务数据清晰地凸显出，我们早已脱离那种“战时举债、和平时期还债”的传统财政范式。

先来看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债务占GDP比重在1946年为106%，到1990-91年已降至21.6%。但由于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比率已大幅反弹至近100%。

令人不安的现实是，相较于二战后的几十年，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当前经济增长乏力，利率走高，财政赤字扩大。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目前预测，到2055年，美国的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不可持续的156%。这可能削弱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金融锚定资产的地位。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不进行政策调整，欧洲各国的平均公共债务将在未来15年翻倍，从而推高借款成本、压低经济增长，并引发金融不稳定。

这一切都意味着未来几代人的沉重负担。

当然，降低债务占GDP比重的方法早已存在。实现息前财政盈余是关键政策工具。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税收收入、减少周期性支出，也显著有利于减债。而保持实际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债务削减机制。

通胀引发的非正式违约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政府通过强制投资者以低于市场利率购买债券的“金融压抑”政策，也是一种常见手段（注，在央行独立性增强的情况下，怕是很难实施）。

英国战后经历便是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的典型案例。1946年英国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50%，而30年后降至42%。在巴里·艾肯格林和鲁伊·埃斯特维斯的研究中指出，从1946到1955年这段去杠杆时期，尽管工党政府大幅扩张福利国家，英国依然持续保持较大规模的财政盈余。

不过，债务削减的最大贡献来自通胀，仅1946到1955年间，通胀便占了去杠杆效果的八成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自1955年起，财政纪律和经济增长成为主要驱动力。这点令人惊讶，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当时常被视为经济管理失败的典型，因为1975年曾高达24%的通胀率所带来的效应，被飙升的利率所抵消。

如此剧烈的债务削减过程，在政治上被视为一场收入再分配的斗争，围绕“割韭菜”的对象展开：是资本持有者、普通劳动者，还是企业家。

现实中，这三类人身份重迭，尤其是如今的资本持有者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养老金领取人。

如今，这场斗争面临着来自老龄化人口的额外压力，其对养老金、医疗体系等领域带来了高昂支出。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气候变化治理，也让财政负担雪上加霜。

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带来巨大的生产率提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缓解债务问题？

德意志银行研究院的一篇报告中，马修·卢泽蒂及其团队参考多位主流经济学家的估算中值，认为AI每年可能带来0.5%至0.7%的生产率增长。

然而，他们指出，这样的增长动能更有可能只是放缓债务上升速度，而非彻底逆转趋势。因此，AI并非解决当前债务困境的“救世主”。

在这个增长越来越依赖债务的时代，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造成了“花更多钱、收更少税”的双重压力。与此同时，各国央行热衷为市场提供安全网，却无力抑制市场泡沫，这种“单向保护”效应加剧了问题。而央行以控制通胀为使命，使得通过通胀减债变得更加困难。只有当通胀出乎市场预期时，才可能有效减少债务占比，否则效果会因利率随之上升而被抵消。

因此，通胀减债现在只能依赖央行出错（只有当央行没能及时应对通胀、反应迟缓、预判失误，才会让“高通胀+低利率”同时存在，从而意外地实现通胀减债），或者政治主导的央行融资方式。

在更为复杂的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压抑也变得难以实施。实施此类政策所需的资本管制，几乎必定会因全球金融的高度联通而失效。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债务整顿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政治意志，而是债券市场的严苛约束，这预示着金融危机和政治动荡的到来。

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隆德认为当前的局势令人联想到1929年（注，这一年是全球金融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美股崩盘引发大萧条，全球经济系统全面崩溃）。

即便认为他的看法偏激，也很难否认他所指出的问题，这局面恐怕不会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