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类管理的关键其实不在于“禁不禁”，而在于能否科学识别风险、明确饲养责任、配套制度执行

6月30日，话题“中华田园犬 禁养”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据大河报报道，最近几个月，广州、深圳、长沙等多地宣布对中华田园犬“解禁”。这一变化，不只是对个别犬种的重新评估，更标志着养犬管理理念的转变。从过去的一刀切，到如今更注重科学性与文化背景。田园犬“解禁”的背后，是城市治理思路的更新，也是对本土犬种价值的重新认识。

要理解如今的“解禁”，首先需要追溯当初为何禁养。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狂犬病疫情严重，曾一度成为致死率最高的法定传染病之一。面对这一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地迅速实施“管理（登记）、限制（限养）、免疫（疫苗接种）”三管并重的措施。为了管理便利，一些城市将体型较大、性格不易标准化的本土犬一并列为禁养对象。这些犬后来被约定俗成地称为“中华田园犬”。

但“中华田园犬”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犬种。在现代犬类管理中，犬种需经过权威组织认证，要求明确的血统谱系、外貌结构与性格稳定性。田园犬长期作为自然繁育的“混血”，并不具备标准化的品种定义，也因此长期游离于制度管理的灰色地带。

近年来，随着犬只疫苗接种覆盖率显著提升，狂犬病病例呈指数级下降。以科学为支撑、以疫苗为核心的防控体系，逐渐替代了早年“以清理为主”的粗放治理。这正是精细化治理的典型成果，也是本轮“田园犬解禁”的现实基础。

解禁，不仅意味着城市治理理念从粗放走向精细，也标志着文化自信在政策中的回归与体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犬只的国家之一。有考古学研究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2—1万年），河北南庄头等地就已出现家犬遗存，数量占同期动物遗骨的5–10%。浙江田螺山遗址还出土过7000年前的犬类骨骼，动物遗传学研究认为其可能衍生出现代澳洲野犬的母系血统。

文物中的犬只形象也不胜枚举：从商代殷墟的犬骨随葬，到汉代各类陶犬，犬在中国古人生活中既是守护者，也是文化符号。这些犬只从外貌特征到体态形象，与今日的中国本土犬种高度契合。

所谓“中华田园犬”，我更愿意称之为“中国原生家犬”，是与中华文明共生共进的文化载体。推动本土犬种的科学认定和有序繁育，不仅是养犬管理的现实需求，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化意义。下司犬、昆明犬、川东猎犬、苏犬等，它们的形成，与其生活的区域人们特有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也是乡土文化的组成部分。若能通过科学评估、建立标准体系、加以认证推广，将有助于减少无序繁殖与安全隐患，也有望推动本土犬文化“走出去”。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犬只保有量持续增长，我国养犬管理也亟须在制度层面向精细化迈进。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将“烈性犬伤人”等行为纳入法律惩戒，但目前仍缺乏统一的烈性犬认定标准，部分地区以肩高、体重划线禁养，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其实有待提升。

犬类管理的关键其实不在于“禁不禁”，而在于能否科学识别风险、明确饲养责任、配套制度执行。接下来，应在统一犬种认定、健全行为评估、落实责任追溯等方面，建立系统化、专业化的现代养犬治理机制。

所谓“中华田园犬”的解禁，并不是管理标准的降低，而是城市治理走向科学化、理性化的重要一步。这一转变要求在完善制度配套上持续发力，包括犬只芯片植入、强制疫苗接种、犬种标准建设、文明养犬教育和社会监督机制，并对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惩戒。与此同时，推动本土犬种的科学认定与有序保护，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管理制度的进步。唯有文化保护与法治建设并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文明与人犬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