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从新闻里看到“自己”的一天。

近日，山东聊城柳女士向媒体反映，15岁儿子这几天感冒，她交代孩子一定要多喝水，可是上晚自习近两小时，班主任不让学生上厕所，要去得先开医院证明。柳女士称，孩子因憋时间太长，晚饭也不敢喝汤。她去找班主任沟通，遭对方反驳“别的孩子怎么不去”“不跑操得有医院证明，上厕所也得有证明。”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午休时间也是不允许出教室，包括上厕所。有一次吃坏了肚子，一开始想遵守规定，忍到午休结束，但是生理极限实在不允许，我只好在同学们“错愕”的目光中走出教室。不出意外，在楼下遇到了值班老师，他们不容解释和商量，让我在广场罚站。

我很听话地站了大概一分钟，实在忍不了，总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场方便吧。于是再次央求值班老师，结果对方严厉地质问我需要几分钟，我下意识说“十分钟”，对方斩钉截铁道，“五分钟！快去！”我只好一路小跑去厕所。蹲坑的时候，我是数着秒度过的，匆匆解决后，一路小路回教室。

在上楼的那一刹那，听到那位值班老师得意道，“我就说吧，给他五分钟足够了。”

这段经历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了青春期的一道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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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过去了，当我看到还有学生经历和我当年一样的难堪，下意识的想法便成了：我真的要生孩子吗？真的要让他（她）再重复我所接受的教育、我的人生吗？

这样的焦虑一点都不过分，而是像“想上厕所”一样自然，甚至是生理性的。当我们对某段记忆、某项事物充满厌恶，如果没有看到改变，它再次以某种方式呈现在眼前时，会产生生理性排斥。

班主任反怼家长，“别的孩子怎么不用上厕所”，在有关教育的对话里，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的句式。这种比较既伤害人又强词夺理。孩子们不是一个模具里生产出来的机器，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性格特点以及喜好特长都不一样，有什么好比的？比来比去，不过是为一刀切的教育方式找借口。

晚自习要去厕所，身体不舒服不能跑操，都要开医院证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要开证明的言外之意是，不信任一个人的自述和袒露，只相信官方的、带有公章的信息。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本来是可以通过看、听等基本观感判断的，但班主任却不相信学生，可能认为学生是趁机偷懒，只相信医院证明。人都有三急，如果开证明才能自由去厕所，那学生最好都先去趟医院，这不更耽误学习？

报道里有个细节，柳女士坚持没去开证明，班主任又让孩子站了一节课。如果家长说法属实，这种做法透露出威胁的味道：如果家长不依不饶，给老师找麻烦，遭殃的会是孩子。这样一来，即便还有家长反感，恐怕也敢怒不敢言。

柳女士是个勇敢的家长，没有被孩子罚站吓住，而是跟班主任周旋到底。班主任说是学校规定，她就去找学校和教育局，对方都不承认有这种规定，强调是个别老师的不当行为。我们又见到了经典的避责式回应，每个环节的踢皮球技法都胜过国足。事情发生在学校，哪怕只是班主任的“土规则”，学校难道制止不了？

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无意中透露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原来是有家长反映晚上上厕所的问题，还有家长反映不让学生抬头，这都不是学校检查的那种，不是纳入班里考核的内容”。既然之前有家长反映过这类问题，教育局有没有管？管了班主任为何还敢这么做？还是说，这些奇葩规定不纳入班级和学校考核，教育局就不管？

资料图，图文无关

当一种教育方式或管理理念表现出明显的反人性特点时，我很难相信所谓的“都是为了孩子好”。恕我直言，我只相信这类教育的动机，是最大可能地提升成绩，进而提升自己的教学业绩，从而达到功利性的利己目的。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从来都是工具，是产品，而非完整的、鲜活的、独一无二的人。

这并非危言耸听。那个“晚饭不敢喝汤”的孩子和“试图憋到铃声响”的我，不都已经成了被驯化的“忍者”吗？

孩子终将长大，时间也许会慢慢冲淡一切，但总有些伤害难以和解。

连2024都只剩二十来天了。希望孩子们能过得好一些，至少比当年的我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