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政策研究室的朋友对我说：基层官员为何那么嗜吃喝?为何腹欲如此强烈?除了“集体同吃”能避免个贪之嫌、不被纪律追究外，关键是穷惯了、饿怕了——要知道，现在这批占据部门要职的干部，大都四十岁以上，多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故对食物的欲望一直旺盛得很、执拗得很……

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中国人确实被穷怕过、饿坏过，但对食物的疯狂摄取，仅仅是一种对饥饿身世的矫枉过正?变态的吃喝风可简单视作对长期亏损之胃的怜惜补偿吗?若仅仅如此，仅属一种生理上的“补亏”，倒也乐观：只要经济提升了，物质丰裕了，“恋食症”即自然痊愈。可事实远非这般简单，若把超常无度的饮食挥霍仅仅归咎于一个族群的贫困史和饥饿史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南方省份那些令人瞠目的“饕餮宴”“恐龙席”呢?

媒体曾报道：深圳一天吞掉数十吨蛇。如果说深圳食蛇已成标志的话，那海南则流行吃鸟，多年下来，原本丰饶的海南翼族已被杀得片羽无几。事实证明，在高富裕人群中，人生欲望的“口腹”化倾向非但没减弱，反而愈加膨胀。

资料显示，世界最大的野生动物消费场在亚洲，尤以澳港粤为盛。在中国菜的名录上，你尽可以找到猴脑、熊掌、蛇胆、鹿血、穿山甲、大蜥蜴、扬子鳄……正像顺口溜说的，“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水里游的除了轮船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在外人眼里，这简直疯了，简直是饮食恐怖主义。

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深不可测的胃。

那简直不叫胃，而是最大的动物坟墓。或者，应称之“恐龙胃”罢。

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籍，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生态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只是消费价码略低而已。从团体名义的工作招待，到民间身份的婚丧嫁娶、节庆朋聚，哪个少得了觥筹交错、杯光筷影?哪级行政没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单位的账本没有一笔“招待费”?情谊、关系、面子、买卖、批文、贷款……尽可以吃出来，喝出来。中国人的生命豪迈、能量、谋略、胆魄和激情，似乎惟在举杯撞盏的刹那才石破天惊地迸溅出来，似乎只有在酒精的升腾中方可抵达人生的沸点。西方也有腐败，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远离饭局，即便生活小聚，也风格简易。

早几年媒体披露：有北京和广东的商人比阔，曾一掷数十万订一桌酒席，直至店家举不动价牌为止……这种石崇斗富的奇观让人咋舌，更令人不解的是，此即事业成功、人生辉煌的标志?

这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烧钱，相信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们的身上。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富人，常常过着一种朴素、节制的生活，其人生业绩主要投注在创造财富和纳税额上，同时，还要把很大部分资财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高额的收入税、遗产税，比如无偿地捐赠教会、资助公益、设立基金等。据几年前一份统计，美国每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有1400亿美元以上，光慈善基金会就有300多家，而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几十亿……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82%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公益机构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68%，加拿大为65%……

何以如此呢?除了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出让等教导精神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价值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的审美方向有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萎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志等。另一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欲望的膨胀与张扬，比如饮食，西方提倡的是营养，注重的是环保和资源有限性，主张一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决不剩余和浪费;而国人重视的乃花样繁式、规格派场，内容上更讲究山珍海味、野馐奇料——吃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么，吃不仅满足生理之需，更反射着主人的炫耀心理和社会欲望，胃，兼具“大脑”和“脸面”的特殊功能。

东西方的食量和食谱差异，绝非饮食文化的“单调”与“丰富”所能厘清，只能从价值观、生命信仰和审美气质上去检索。

仔细打量即发现：中国人的情感联络方式和权力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像“一年白酒消费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几艘航母”之类的事实，即典型的腹欲成果。所以，反吃喝也成了反腐败的要紧事，“清正廉洁”这块匾要从官员的嘴里、胃里往外掏。不过，反吃喝也反出了些啼笑皆非：一位省领导到县区视察，嫌酒宴奢华，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根本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畅谈“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令急忙警车开道，远赴百里外的市区大饭店调餐具和厨师……已备酒宴呢?好办，全泼进了猪槽。这等事以西方人的智商恐怕要给弄傻的。

中国人，你为何只想到吃?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于头脑却漠不关心?想想“四大发明”的火药，到头来也只填了烟花竹筒，指南的磁勺也只排遣了后宫的寂寞;想想一百年前，大清朝算见过世面的李鸿章中堂，竟也二话不说将英国公使送的名犬派进了厨房……

或许，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生理”了，实在缺乏更远阔的审美想象，视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只有筷子长度。或许，什么时候，中国人把气胀淤重的胃给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变得健朗而清明，人文现代化才真正启蒙罢。

毋庸讳言，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珠算化”，生命品格中罕见更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目标。口腹之嗜，暴露的是人生的物质化崇尚(食，不过是拜物之最浮表形式)——或许可谓之“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术人生”罢。而这，与是否“温饱”“小康”并无决定性因果：一个人潦倒时，对金钱与食物无比吝惜和疯狂追逐，而发迹后，其挥霍与炫耀方式，同样沿袭对物的眷恋和迷信——贫态呈现的是“拜物”，富态彰显的也是“拜物”。在这样的生态文化中，不知不觉，人的成功标志即对物和权的占有程度(权，也是一种物化能量，一种控物能力)。

生命注意力、精神重心、人生面貌——皆全方位地物化，为什么?

恐怕与现代理性和宗教精神的匮乏都有关。我们的宗教资源向来稀薄，更缺乏健康而整齐的现代理性系统。而一个族群，一旦少了宗教意绪和理性规范，少了对生灵的普遍尊重和对自然的审美习惯，物质嗜性便失去了牵制，欲望失去了底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