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八年的人民武装警察，执行过一次枪毙犯人的任务，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犯人是两个旧军队的下层军官，一个是副连长、一个是排长；他们在台湾反攻大陆的叫嚣声中、于六二年的五月七日密谋决定、组织反革命集团，命名为“二五七”工作团。

为了搞到活动经费、发展扩大组织，他们把一个乡下的信用社作为袭击目标，在一个周六的晚上、另一同事回家的机会，俩人冒充公安人员，以最近有敌特破坏、会向水井里投毒为借口，欺骗女会计服下大量安眠药，说这种药能解毒，有预防作用；可是，十八岁的女会计，在卧室里、面对两名陋生男子，心里非常紧张，使药效大打折扣，迟迟没有睡意，凶手迫不及待，就在十点半、掏出铁锤，砸死女会计，用褥子裹了扔到床底下，掳走现金；被定为反革命杀人案。

在审理过程中，面对死者家属的血泪控诉，这二人也已后悔莫及，他们无辜地杀害了一名如花似玉、且纯朴善良、正处在热恋中的好姑娘，罪孽深重；两名罪犯，副连长是外地人，在其所在县宣判，我们是执行那名排长的死刑。

宣判是在第二年的秋天，虽然那时国家困难，临刑前还是给犯人备了三餐红烧肉，可是他一块也没有吃，哪里咽得下？具体执行死刑的武警姓名，对外是保密的，要从老兵中、挑选思想觉悟高的，说到底是避免报复、怕新兵砸锅，我是外地的，遭死刑犯亲属、死党报复的机会要小，自然更适合当担而被入选。

队长头一天带我和拉绳子的二人一起去踩点、熟悉地形、察看路线，其实是县里政法部门事先和队长到现场确定好了的；那是一个山脚下、河岸边，面对山坡，射出的子弹不会误伤行人，两头路口拉上了警戒线、并有人把守、以确保安全；没有挖坑，事先已通知家属收尸，但没有要收子弹费一说。

审判台搭在沙滩上，到的人很多，高音喇叭哇哇叫，有关要员依次讲话，最后、法院院长宣布立即执行；枪手是不露面的，也是旨在保护；拉绳子的人很累，整个过程、要一直在宣判台上、犯人后面笔直地站着，以示法律的威严，推人犯去行刑时更累，那时、犯人已经不会走了，差不多是提去的；那天比较热，他们开会，我独自一人在甘蔗地里歇凉，忍不住口渴和嘴馋，偷了老百姓一根甘蔗吃，犯了一次群众纪律。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也许没有，只因为等候的时间显得特别长，犯人才从会场那边拉过来，推到行刑地点去；我就从后面提枪跟上，当时用的是仿制苏式的马步枪，据说是骑兵用的，比较小巧，刺刀呈四棱形、即圆锥体上开有四条槽，说是既不易折断，又较容易刺进敌人、并让敌人得破伤风，不治而死；刺刀平时折叠在枪的侧面，队长要求我拨上刺刀，刀尖离犯人后脑勺五至十公分，并没有要犯人张开嘴，其实，在那个时候，你讲什么也白搭，犯人早已魂飞魄散；我遵照队长指示、装三发子弹，以防万一：如一枪没打死、子弹不响、或者犯人突然扑倒、没打中等等；我对准打了一枪，见犯人应声扑倒，没顾上仔细看、就扛起枪转身走了；说心里话，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瞄准人开枪，与平时打靶是大不一样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了，觉得手有些颤抖，不知两位拉绳子的战士、看出来没有，直至今日想起，还有一种莫名的异样感觉，是惭愧？是残忍？我说不清楚。

按照规定，拉绳子的人、在死刑犯毙命后，还要松绑、将绳子解回，可是，他们见我扛枪走了，也跟着跑了，后来是队长过去、解绳子，并且把犯人翻过来，踢了两脚，确认死了之后才离开，如果没死，就要掏出手枪补射，那次还好、做得干净、一发毙命。

据队长回来说，后脑勺子弹入口处，只有一个圆孔、前面出口较大，犯人已经面目全非；因为步枪的弹头比枪口大，平时用手是塞不进枪管的，发射时，弹头在枪管膛线的挤压下，严重变形，出口会带出周围的组织；队长说，地上除了一滩鲜血，还有一滩像豆腐花一样的脑浆；那天中午、队上食堂的菜正好是红苋菜烧白豆腐，有的战士联想丰富、吃得想吐。

以上就是我枪毙犯人的经过，是惟一的一次；也许现在已经改变，也许各地不尽相同；不管怎样，人还是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