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顺序，就医三部曲应该先写挂号，但最近北大一硕士研究生临毕业前因病死亡，把北大校医院推到了风口浪尖，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前段时间也正好和校医院打过交道，而且非常不愉快，所以就先发这篇了。该生的死亡是否真与校医院的处置不当有关，还需要权威方面的鉴定意见，但校医院这个中国特色的产物（抑或怪物），无疑又再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最近因为身体有些不适需要输液，第一个疗程是在三甲医院进行的，第二个疗程时，我想如果把药带到老公所在的大学校医院，应该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同时，也可以省不少停车费，因为输一次液至少要两个多小时，光停车费就要花不少。因此，特意请假到校医院去咨询，看是否可以从别的医院带药来输液。上午八点半我到了校医院。第一个印象，这校医院挺气派的，崭新的楼房，看来大学还是比较注重师生的身体健康的，能够拿出这么多钱建这样一个校医院，先赞一个。

尽管在这里住了多年，但对校医院的印象还是数年前的，算起来至少有十多年没有进去过。进校医院的次数非常有限，最多不超过五次，四次是为了给儿子打预防针，一次是为我自己。每次到校医院都很无奈，印象也很差。第一次去校医院是带儿子去打预防针，那保健科的大夫与行政机关的工作态度差不多，爱答不理，说话出言不逊，一边聊天一边给孩子打预防针。比较巧的是，那个保健科医生如今正好住在我家楼下，与我有过一面之缘，我将在后面的文章《我的极品邻居》中给大家介绍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她遭遇的。当然，她现在看见我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威风，因为她已经退休了。

第二次与校医院打交道是因为我切菜不慎把左手食指削了一大块，当时血流如注，把一大块毛巾都浸透了，需要马上包扎止血。那天值班的外科大夫，是我儿子幼儿园同班小朋友的爷爷（不知道他当时是退休返聘还是正式职工）。这位爷爷级的外科大夫的职称是教授级的，但他那天处置我伤口时的水平，应该是业余级的。这绝对不是我贬低他，而是实话实说，因为他没有给我包上，很长时间不能止血，后来还是我自己包的，只是用了他的器材而已。因为我是“蒙古大夫”，赤脚医生水平，当年插队前为了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学了一点三脚猫功夫，所以我认为他的包扎水平很业余，不知道他的诊治水平如何。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很值得人深思。由于这是一所重点大学，有职称评定的资格，所以，校医院里的这些蒙古大夫无论水平高低，最终都能混个正高职。从他们的水平来看，与真正的三甲医院相比，可能也就实习大夫的水平，只是年龄比较大而已。据说卫生部有了新规定，校医院已经不能自己评职称了，要参加统一的资格考试。

校医院的大夫虽然医术不高，但在学校里是属于很有话语权的一类人，因为他们有转诊权。按照学校公费医疗管理的要求，任何一个享受学校公费医疗的职工或者学生，如果没有校医院医生的转院签字的话，则只能在校医院就诊，如果你想到别的医院就诊，没有他们的签字就意味着只能自费，所以，他们对学校的职工比较强势，对学生就更没放在眼里，呼来喝去，把你折腾个一溜够。同时，很多的医疗纠纷也因此而产生，比如救治时间的把握，贻误抢救时机，误诊等等。就像这次北大硕士生死亡情况一样，家属认为北大校医院没有及时转院，耽误了抢救，这官司还有得打。

有了以往的经历，再加上我的合同医院本来就在三院，其他非合同医院也有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全家后来都没有去过。

那天早晨我去校医院的时候，尽管还不到九点，按常识，应该是医院人满为患的高峰时间，但用门可罗雀来形容这个校医院一点都不夸张。对于像我这样不想看病，只是转张单子输液的人来讲，这样的就医环境是再好不过了。

我先到输液室去咨询，看看外带药来输液是否允许，如果允许需要办些什么手续。很巧，我去咨询的时候正好院长在和护士长在一起谈工作，这两位态度非常好，首先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可以，然后很详细的给我介绍了具体办理的手续。去挂号的时候被告知，上午没有耳鼻喉科门诊，让我下午去。我去找刚才的院长和护士长，他们告诉我可以可以挂一个内科的号，请他给我转成校医院的输液单就可以了，不一定是耳鼻喉科。按照他们所说的方法，我挂了内科的号。到了内科诊室楼道不知道该进哪个房间。校医院没有分诊台，也没有排队的地方，估计平时的病人就不多。看见一个挂着内科4诊室牌子的房间开着门，我轻轻敲了一下门问：内科看病在哪里排队？房间里一位四十岁出头的男大夫侧脸看了一眼，冷冷地说，哪都可以。我又问：那你这里也可以了？他说是。我进去后告诉他，我到这里来输液，需要换方子。没想到，他突然像连珠炮似的劈头盖脸就给了我一通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病，我怎么能给你换药方等等，一大套。我赶紧对他说，不行就算了，你别那么嚷嚷，多大点儿事，不至于吧？因为我的药是耳鼻喉科开的，他那里是内科，尽管他态度极其恶劣，我也只是走人而已。后来才知道，对于自己带药转药方是任何科室的医生都可以做的，这是社区医院的职责，但那个医生硬是把我蒙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校医院，挂号时，那个小姑娘告诉我，上午没有门诊，让我下午再去，因为上午是对外体检。校医院为全校师生体检无可厚非，可为什么不在挂号室出具一个安民告示？或者我在头一天挂号的时候就提醒一下？就一个咨询，害我白跑了两次，请了两次假。

不得已，只好下午再去校医院，这次终于挂上了号。

到了诊室门口，整个楼道空空如也，静得可怕，与三甲医院的熙熙攘攘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想必医生的心情应该是很好滴，因为一天也没有几个病人。我给医生看了我的病历，也讲了我的要求，医生诡秘地问我，真相信三甲医院大夫开的药可以治病？没想到她会问这样的问题，我反问她，如果是她给我看病的话，她又会有什么样的处置方式。她没有回答，只是云遮雾罩地、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废话。说实话，我特别讨厌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文人相轻地恶习。她一边说话，一边给我转处方，然后，我拿着处方去付费。

等我交完费拿着输液单到治疗室的时候，护士指着输液单说，上面没有医生的签字。按照规定，只有医生才有处方权，没有医生的签字她们是不能给我输液的。这个道理我懂，只好拿着输液单上楼去找刚才的那个医生，她拿过输液单对我莞尔一笑，说：哦，没签字当然不行。那口气，好像在说一个与她毫无相干的人或者事，同时也没有为她自己的疏忽表示出哪怕些许的歉意。回到治疗室时护士又说了，还有一个什么协议没签，我问是什么协议，护士说是责任自负的协议，也就是说，我自己从其他医院带来的药物在此医院输液，如果发生意外责任自负。这个协议应该是在医生开转诊单的时候一起签，毫无疑问，我又得上楼去找那位马大哈医生补签什么协议。

再次回到她的诊室，旁边正好有一个学生在看病。陪我去找她的护士轻轻在她耳朵边上说了几句，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还是没有丝毫的歉意，更别说说一声抱歉。看着她的那张脸，我突然感觉一股热血在往脑顶上冲，我走到她的面前，愤怒地质问她为什么那么不负责任。她强词夺理说不就少签一个字嘛，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她，上下楼对于我来说还不是个事，但如果是一位老同志被她这样楼上楼下的折腾，你于心何忍，既然有错在先为什么不能对别人说一声抱歉。刚开始她顾及面子还很强硬（估计在学校里没人这么和她面对面冲突过），看我没有息事宁人的样子，她才闭了嘴，然后不情不愿地找出合同给我签了。

拿着补签的责任自负合同，我再一次回到治疗室，心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真还给赶上了，护士在核对我的原处方时发现，她把我输液的剂量全部写错了，明摆着的事，还得找她去重新写一张处方。这位医生的工作态度实在让人无语，照着处方抄都会抄错，你还敢指望她能把你治好。中国有句老话，事不过三，也就是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面对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是忍无可忍，马上给管事的人打了电话。最后，校医院的院长亲自来向我道歉。

在校医院输液的十天时间里，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学校职工和学生的治疗环境。仅就输液而言，护士的态度很有问题，从头至尾除了一个护士时常检查一下输液情况外，其他护士从来不巡视，基本上都在聊大天，所以经常发生输液回血。尽管隔了一道墙，但她们的声音之大，远远超过了电视的声音。那些护士，如果你不叫她，没人主动上前问一声。校医院的特点是老人和学生多，学生如果不是高烧通常不会输液，所以看他们的表情都比较痛苦，而老人就更不用说了，坐在硬邦邦的凳子上输三个小时的液，强度是很大的。看着那些老人，我常常想到自己，如果我到了那个岁数，依然是这样的医疗环境，我该怎么办？